【摘要】我國的自貿試驗區建設與“一帶一路”倡議相輔相成，融合發展，對于改善我國對外開放格局，促進中西部內陸地區走向對外開放的前沿具有重大戰略意義。自貿試驗區通過制度創新可以突破“一帶一路”倡議的制度障礙、貿易壁壘和文化隔膜，增進“一帶一路”國際經貿合作。如今，共建“一帶一路”正進入到走深做細的發展階段，國內外復雜多變的形勢也要求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未來，自貿試驗區的重要任務，就是要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行穩致遠，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

【關鍵詞】自貿試驗區 “一帶一路”倡議 區域經濟合作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倡議，致力于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復合型的互聯互通網絡，進行“五通”合作，實現沿線各國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續的發展。中國自貿試驗區的建設恰恰與此相輔相成，互動融合發展，對于改善我國對外開放格局，促進中西部內陸地區走向對外開放的前沿，促進陸海統籌、東西互濟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2013年，上海自貿試驗區先行探路；2015年，廣東、天津、福建自貿試驗區相繼掛牌；2017年，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川、陜西七個自貿試驗區正式掛牌，其中有五個自貿試驗區處于內陸地區；2018年，海南自貿試驗區開啟“全域性”探索。2019年，新設山東、江蘇、河北、廣西、云南、黑龍江等六個自貿試驗區，其中三個沿邊地區首次被納入中國自貿試驗區布局。2020年，新增北京、湖南、安徽三個自貿試驗區。七年來，自貿試驗區從1個增加到21個，從沿海到內陸，再到海南全島，自貿試驗區的擴圍升級跑出加速度，也跑出了廣度和深度。

自貿試驗區服務“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方向

自貿試驗區突出服務“一帶一路”倡議的功能定位。自2013年9月中國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在上海成立以來，到現在已經擴容到21個自貿試驗區，各自貿試驗區范圍確定、特色鮮明、功能明晰，并且形成了服務“一帶一路”倡議的功能定位。

“一帶一路”倡議寄托著中國多層次的區域合作愿景，就國內而言，東中西各有優勢、各有特點，也各有所需。因此，各地自貿試驗區在各自地理位置發揮各自優勢的前提下，都被賦予了不同的功能。較多頻率出現的與“一帶一路”倡議和開放相關的詞有樞紐、門戶、基地和平臺。然而，各自由貿易試驗區所處的區位不同，發展戰略、發展重點以及現有實力也不同，由此導致的作用成效也不同。就內陸和沿海自貿試驗區而言，服務的重點各有側重。內陸自貿試驗區對接的主要是絲綢之路經濟帶，而沿海自貿試驗區主要對接海上絲綢之路，不排除各自有所交叉。過去講開放經濟，人們多是聚焦于沿海地區。但是，“一帶一路”倡議卻打破了這個刻板印象。通過各地自貿試驗區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對接賦能，正在改變中國開放地理的空間結構，使開放型經濟在內陸地區的實施成為可能。換言之，“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開放的新機遇，使原先的內陸腹地或邊陲變成新的開放前沿。例如，西部的陜西、四川和重慶的自貿試驗區加大了向西開放的力度，地處邊陲的黑龍江自貿試驗區針對俄羅斯陸上貿易的開放，廣西和云南的自貿試驗區則面向東盟國家的開放，有利于實現絲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發展。

自貿試驗區對接開放壓力測試，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行穩致遠。當今世界，與多邊貿易體系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的同時，區域間自貿協定談判如火如荼，正在改變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中，積極開展與周邊國家和沿線國家之間進行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探討建立雙邊和多邊框架范圍的自由貿易區。有關各方達成在2020年如期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共識，中日韓自貿區談判也有望在此基礎上明顯提速。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主動加快推進高標準的自貿區談判和建設，通過自主擴大開放，探索制度創新，服務國家戰略，打造改革開放新模式，以知識產權、競爭政策、環境等國際經貿新規則充實自貿區協定合作內容，推進自貿區新建談判和升級談判進程，構建多元的自由貿易體制。然而，中國要推進高標準的自貿區談判和建設，必須考慮到國內自身對這些高標準制度規則的可接納性和可適應性，并且做到風險可控。在一定時期，這種可接納性和可適應性只能通過小范圍測試得出結論。作為在中國境內設立和建設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其目的之一就是進行開放和改革的創新試驗，進行面向全面開放風險的壓力測試。

自貿試驗區推動打通“一帶一路”陸空大通道。我國是典型的沿海大陸型國家，陸上與14個國家接壤，海上與6個國家隔海相望。沿海自貿試驗區大都具有海港口岸和樞紐地位，可以充分發揮其在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引領和供應鏈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形成了沿海地區參與國際價值鏈、中西部地區支撐國內價值鏈的分工模式。然而與沿海地區不同，中西部內陸地區不臨海、不靠邊，長期成為對外開放的“末梢”地帶。要在“一帶一路”倡議上有所作為，內陸自貿試驗區必須另辟蹊徑、“筑路為先”、互聯互通，打造內陸港，造就樞紐形成門戶。相對而言，內陸地區和陸路邊疆地區的自貿試驗區更具備陸路貿易開放條件。

中國要開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陸上貿易，首先受制于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和關鍵節點網絡的建設，而這正是發揮中西部地區地理位置和建造比較優勢的關鍵領域。其次，發展現代陸上絲路貿易，當地必須具有組織貨源穿越中亞、西亞和南亞國家通達歐洲以及其他地區的運輸和物流配送能力。這恰恰是發揮內陸自貿試驗區區位中轉集運的便利與企業制造、采購和運輸綜合供應鏈的比較優勢所在。在鐵路設施聯通的基礎上開行的中歐班列，是往來于中國與歐洲及“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集裝箱國際鐵路聯運班列，在各地自貿試驗區共同努力下，現已常態化運行，而且形成了西線、中線和東線三條通道。目前，阿拉山口鐵路口岸開行的班列線路主要有長安號、蓉新歐、渝新歐、鄭新歐、漢新歐等12 條線路。自中歐班列常態化通行以來，阿拉山口鐵路口岸已累計進出境中歐班列12563列，從這里開行的中歐班列占全國的六成左右。中歐班列通道不僅連通歐洲及沿線國家，也連通東亞、東南亞及其他地區；不僅是鐵路通道，也正在成為海鐵公多式聯運走廊。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2017年發布預測稱，全球航空業重心正在東移，未來20年，超半數的新增旅客將來自亞太地區。而國際航協則預計在2022年前后，中國就會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場。新的全球經濟不是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城市為單位。2020年6月18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級別視頻會議上發表的聯合聲明第九條專門提出，“增強各國在空中、陸地和海上的互聯互通”。

資料顯示，2019年全國前十大機場中，按客運量排名，東部占據6席，西部占據4席；按貨運量排名，則排名有所變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內陸自貿區的核心區域都在省會城市或直轄市，如重慶、西安、成都、武漢和鄭州都已確定為國家中心城市。這些城市位于“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內段及長江經濟帶的聯結點，也有足夠大的體量，與此同時，通過建立航空樞紐和門戶經濟，圍繞“一帶一路”倡議下功夫，形成區域和全球供應鏈體系。內陸自貿試驗區正在吸引更多沿線國家的關注。西安、成都、昆明和鄭州機場航空貨運能力也在逐步提升。陜西自貿試驗區（西安咸陽國際機場）2019年開通首條洲際第五航權全貨運航線，截至2020年6月底，累計開通國際（地區）航線88條，通達全球36個國家74個主要樞紐和經濟旅游城市，充分發揮“臨空+自貿+保稅+跨境+口岸”五大功能優勢，初步構建起西北地區融入世界、助力“一帶一路”開放發展的航空大通道。

自貿試驗區探索構建“一帶一路”倡議的貿易新規則

自貿試驗區通過制度創新可以突破“一帶一路”倡議的制度障礙、貿易壁壘和文化隔膜，增進“一帶一路”國際經貿合作。從上海自貿試驗區2013年率先試點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以來，我國自貿試驗區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已更新到2020版，這一做法已寫入新修訂的《外商投資法》并已付諸實施，而且這一改革已經推廣到國內各市場主體的公平進入。

各自貿試驗區突出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在充分借鑒現有自貿試驗區成功的改革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圍繞投資、貿易、金融、事中事后監管等方面，提出各具特色的具有系統性、集成性的改革試點任務。在全國復制推廣的260項自貿區經驗中，76項屬于貿易便利化領域，占比29%。其中，國際貿易“單一窗口”普遍推廣，貨物狀態分配監管、兩步申報通關監管新模式，飛機船舶等大型設備融資租賃異地委托監管等創新方式得到推廣，海關監管信息平臺數據整合和共享范圍不斷擴大，各自貿區的口岸通關時間普遍得到較大幅度壓縮，通關效率大幅度提高，保稅燃油加注、內外貿同船運輸、起運港退稅等貿易便利化措施陸續推出。海南自貿試驗區在2019年已分六批發布了67項制度創新案例，涉及營商環境和社會治理等多個領域。廣西自貿試驗區南寧片區關于中國—東盟跨境金融改革創新入選“2019—2020年度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制度創新十佳案例”。

當今全球海上貿易的治理已經相對完善，但陸上貿易及規則的發展相對滯后。在陸上貿易壁壘方面，不同國家之間存在軌距障礙和制度障礙。在規則方面，國際貨約（《關于鐵路貨物運輸的國際公約》，CIM）和國際貨協（《國際鐵路貨物聯合運輸協定》，CMIC）兩大國際鐵路機構之間有換單要求。此外國際鐵路貨物運單不具有物權憑證屬性，陸上運輸治理也不成熟。這些都影響陸路貿易的規模和水平，需要中國與其他國家不斷協商推進和完善。陜西、四川和重慶自貿試驗區在促進中歐班列安全順利通達和完善跨境陸路貿易規則等方面做出了積極探索，如以“線上訂倉平臺”提高班列運行效率；通過“艙單歸并”有效節約企業成本；以合作研發“北斗在途監測系統’”，實時掌握貨物運送情況；還開發了中歐班列“延誤險”，積極探索賦予國際鐵路運單物權憑證功能等，為引領完善陸路運輸和貿易規則創造了成功的經驗。江蘇自貿試驗區聚焦新亞歐陸海聯運通道的便利化，發出中鐵箱鐵海快線班列和點對點精品班列。為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務和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在廣東自貿試驗區和陜西自貿試驗區分別設立了“一帶一路”國際商事法庭，依法妥善化解“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產生的商事爭端，平等保護中外當事人合法權益，努力營造公平公正的營商環境。

自貿試驗區如何在“一帶一路”倡議中進一步發揮作用

隨著共建“一帶一路”已經完成夯基壘臺、立柱架梁的階段任務，正在進入到走深做細的發展階段，國內外形勢發展也要求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因此，對自貿試驗區服務“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下一步，自貿試驗區的重要任務就是要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行穩致遠，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

以自貿試驗區為窗口和平臺，深入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投資合作。新形勢下，自貿試驗區要發揮作為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重要連接樞紐的作用，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動貿易自由和投資自由，成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點。要有效擴大對外貿易，吸引外商投資，加速生產要素在“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的自由流動。自貿試驗區應該為沿線各國進入中國市場創造機遇和平臺，連線“一帶一路”倡議，助力歐盟、東盟、歐亞經濟聯盟、上海合作組織等區域性合作組織發揮更大作用。自貿試驗區在基礎設施建設、園區產業、投資貿易、金融貨幣、旅游觀光等方面探尋和沿線其它國家主要城市的利益共同點，創造條件突破中國和相關國家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僵局。

對標高標準經貿規則，將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紅利注入“一帶一路”倡議的規范化建設。在當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背景下，制度融合、政策融合正在成為“一帶一路”倡議和自貿試驗區建設的突破口。自貿試驗區要繼續對標高標準經貿規則，在競爭政策、環境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加強探索，為世界貿易組織改革的中國方案先行先試。各地自貿試驗區要通過以制度為紐帶實現與沿線其他國家的戰略對接，著重制度創新紅利的“國外溢出效應”，加速人員、資本、技術、信息等要素流動的市場化機制，將政策法規建立在市場配置資源要素的前提下，逐步形成“市場定位、政策輔助、國際連通、紅利外溢”的制度融合模式。

加強以國家中心城市為中心的城市群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地理交通互聯，輻射全國、對接歐亞。自貿試驗區構筑改革開放新高地，必須重點推進大通道、大平臺、大產業和大環境建設，形成公路、鐵路、航空、航運四大交通樞紐，構筑口岸、保稅區、自貿試驗區相互協作的開放體系，為開放型經濟快速發展創造新環境。沿海自貿試驗區要推進與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協調發展；內陸自貿試驗區要推進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以及長江中游城市群等的戰略互動。自貿試驗區還要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倡議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國際產能合作和區域經濟合作的大潮中。

加強內陸、沿邊自貿試驗區與沿海自貿試驗區的互聯互通、互動融合。內陸和沿邊自貿試驗區要在學習借鑒上海等沿海自貿試驗區和國外自貿園區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將國家要求與內陸及邊疆特點緊密結合，為全國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思路、新途徑。建立東中西部開放平臺對接機制，并在制度對接、產業協同、平臺共建等方面與沿海自貿試驗區建立合作對話機制，定期謀劃重大事項，協調解決重大問題。在省內，重點推進自貿試驗區片區間的協調發展，同時加強與省內其他地區的協同創新發展，還要為沒有自貿試驗區的其他地區提供創新服務，產生外溢效應。

更好發揮“一帶一路”倡議對西部大開發的帶動作用，打造內陸型開放高地。國家支持西部內陸自貿試驗區在投資貿易領域依法依規開展先行先試，探索建立適應高水平開放的行政管理體制。在通道建設上，注重發揮內陸港作用，加快相關口岸建設，優化中歐班列組織運營模式，建設中歐班列集結中心；逐步下調補貼，新增班列運輸重箱率、換算列等考核指標，促進中歐班列高質量發展。在創新互聯互通合作機制方面，積極構建聯通內外、安全通暢的綜合交通運輸網絡，完善交通合作平臺與機制，深入探索陸路貿易新規則。要進一步加強航空口岸和樞紐建設，擴大樞紐機場航權，在創新航空港、陸港聯動、航線航班、國際中轉集拼業務等方面持續推進落實。在西部增設國家一類口岸，構建陸海聯運、空鐵聯運、中歐班列等有機結合的聯運服務模式和物流大通道。

各自貿試驗區圍繞戰略定位深入開展服務“一帶一路”倡議的差別化探索，加強改革協同高效，積極穩妥推進風險壓力測試和系統集成創新。自貿試驗區要進一步開展制度創新，建設開放高地，服務國家戰略，輻射帶動周邊和有效防控風險，對標國際高水平、高標準的貿易投資規則。因此更加需要深化差別化探索，進行系統性、集成性、基礎性的改革。同時需要多個部門的協同，需要立法調整和中央（部委）授權，鼓勵差異化創新，對接國際慣例，制定完善各個領域的市場規則和監管制度，主動參與全球經貿規則調整并努力發揮引領作用。中央有關部門可支持自貿試驗區開展風險壓力測試，建立完善的容錯糾錯機制，激發改革創新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還可支持自貿試驗區開展系統性改革集成創新，增強發展活力。

（作者為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教授，“一帶一路”與全球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

【注：本文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基于低碳綠色發展的‘一帶一路’區域產業鏈研究”的資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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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李猛：《中國自貿區服務與“一帶一路”的內在關系及戰略對接》，《經濟學家》，2017年第5期。

責編/銀冰瑤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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