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濫用金融霸權地位，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掠奪。然而，美國濫用金融武器也導致美國經濟日趨金融化，同時使美國債務負擔日趨嚴重。在此背景下，美國謀求利潤日趨轉向制造“可控混亂”，作為轉嫁其國內危機的手段。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促使美國金融霸權加速衰落，同時也增大了美國加大對外轉嫁危機的可能性。

【關鍵詞】美國金融霸權 金融武器 可控混亂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憑借美元霸權地位，日趨將金融武器作為掠奪他國財富的戰略工具，由此使世界各國深受其害。與此同時，美國濫用金融壟斷地位獲利也促使其經濟日趨走上金融化道路，并導致國際收支嚴重失衡。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的蔓延，刺破了美國金融泡沫，并極大動搖了美元霸權根基。

美國長期占據金融壟斷地位，是其一直作為超級大國而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在全球霸權爭奪戰中，金融主導權如同“王冠上的明珠”，既是確立全球霸主地位的最終結果，反過來也會成為支撐全球霸主地位的強有力工具。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就曾說：“誰掌握了貨幣發行權，誰就控制了世界。”

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之所以長盛不衰，與美國長期占據金融壟斷地位直接相關。二戰結束前夕，美國憑借世界50%以上的工業生產能力，以及70%的黃金儲備，最終在金融領域贏得了夢寐以求的主導權。1944年7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舉行聯合國國際貨幣金融會議，并最終確立了“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由此使原本是美國主權貨幣的美元，一躍成為世界貨幣。美國由此奠定了世界金融霸主地位。

金融是實體經濟的倒影。美國金融霸權地位原本與美國超強的經濟實力直接相連。然而，到20世紀70年代，隨著歐洲和日本經濟復蘇，世界經濟日趨形成美日歐三足鼎立之勢。美國經濟不再像二戰結束初期那樣獨占鰲頭。美國經濟比重持續下滑，已不足為美元作為世界貨幣提供物質基礎。美國黃金儲備日漸減少，并多次爆發美元危機。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越來越難以維系。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停止履行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的義務，由此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日趨瓦解。美元與黃金脫鉤使美元失去了最重要的物質支撐，而成為一種純粹的信用貨幣。

在此關鍵時刻，中東產油國拯救了美國的金融霸權地位。1973年，美國以支持石油輸出國組織上漲油價為條件，換取中東產油國同意用美元結算石油貿易，由此使美元與石油這一最重要的國際大宗商品直接掛鉤，最終挽救了原本已經岌岌可危的美元霸權。在美元計價中東石油的新背景下，國際油價越高，石油進口國支出的美元就越多，因而不得不增加美元儲備，由此使美元作為國際流通和儲備貨幣的地位不降反升。美國可以通過不斷印刷美鈔，換取其他國家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大量商品，甚至在必要時可以向外轉嫁危機。有學者指出：“美國的霸權體系就像一柄巨大的鉗子，石油與美元是鉗子的兩個齒端，緊緊咬住了世界上所有工業化國家的命脈。”

美國將金融武器當作轉嫁危機的利器，甚至導致“窮國借錢給富國”的吊詭現象

通常來說，以華爾街為首的國際金融資本先讓美元指數持續走低，由此使廉價美元大量涌入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投資那些可以短期獲利、“快進快出”的行業，如房地產、股市、債券市場等。大量資本涌入使相關國家出現通貨膨脹、資產泡沫、經濟過熱、本幣升值等“虛擬繁榮”。當這些國家出現資本過度積累后，跨國資本便獲利撤離，完成“剪羊毛”過程。發展中國家則因資本貶值陷入經濟蕭條，乃至深陷債務危機。

最典型的例證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場危機最初爆發在美國，根源是美國經濟金融化過度膨脹導致的金融泡沫破滅。危機爆發后，美聯儲為緩解國內經濟壓力，濫發美元，推出多輪量化寬松政策，由此導致大量熱錢涌入新興經濟體。據統計，2010-2012年，新興國家資本凈流入連續三年超過1萬億美元，是2000年的10倍。金融資本大量涌入導致這些國家資產價格、投資額和收入水平均明顯上升，新興國家“財富效應”凸顯。但隨著2013年5月美聯儲停止量化寬松政策，并在2015年進入加息周期，美元重新成為“強勢美元”，涌入發展中國家的跨國資本獲利回流，由此導致新興國家出現投資減少、本幣貶值、經常項目平衡惡化等嚴重后果。尤其是高度依賴外資的土耳其、南非、巴西、印度等國經濟狀況持續惡化。土耳其一年期短期外債超過1200億美元，外匯賬戶赤字1700億美元，超過央行外匯儲備6倍。南非的主權債務占GDP的44%，巴西和印度公共債務達到GDP的2/3。

為保住外匯，土耳其于2018年9月14日將利率提高到24%。埃及也通過高利率吸引投資者。埃及存款利率高達16.75%，貸款利率高達17.75%（2018年11月數字），由此使埃及外匯儲備從2016年10月的190億美元，迅速增加到2018年的445億美元。但用高利息吸引資金無異于“飲鴆止渴”。埃及外匯儲備激增，但埃及外債已從2010年12月的350億美元，增至2018年6月的926億美元。有分析人士認為，不論對勞動力的剝削多么殘忍，也無法抵消匯率與一種無比強大的貨幣掛鉤帶來的后果。

這些國家為了防止外匯短缺和金融危機，不得不飲鴆止渴，大量存儲美元。同時為防止美元貶值，這些國家不得不將美元儲備重新投資美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由此出現“窮國借錢給富國”的吊詭現象。

金融危機的禍端是美國，但美國借助金融體系的傳導機制，使發展中國家成為最大受害者。面對美元霸權對世界各國造成的巨大損害，美國卻毫無歉意，甚至得意洋洋。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時期美國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就曾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世界）的問題。”美國這種“穩賺不賠”的金融敲詐游戲一直延續至今。

美國經濟金融化與國際收支嚴重失衡，使美國金融霸權的脆弱性日漸凸顯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美國全球霸權看似不可戰勝，但美國對金融武器的“路徑依賴”，使美國自身經濟結構畸形發展，國際收支狀況日趨惡化，由此使美國金融霸權日趨走下坡路，經濟的脆弱性日趨凸顯。

第一，從國內看，美國對金融霸權的倚重使美國經濟日趨金融化。金融壟斷地位使美國可以輕輕松松地從世界各國賺大錢，由此使金融領域幾乎成了點石成金的“搖錢樹”和“聚寶盆”。在巨大的利益誘惑下，一心謀求利潤最大化的壟斷資本，一門心思想去“賺快錢”，而越來越不甘于從事工業制造這種十分辛苦且利潤回籠緩慢的產業。正是這種內在驅動力，促使美國日趨從工業資本主義轉向金融資本主義。

美國經濟金融化始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當時，為緩解經濟滯脹問題，英美不約而同地倡導新自由主義政策，大力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去管制化等有利于資本全球增值的經濟政策。1980年，里根政府為了抑制通貨膨脹，強力打壓工會、壓低工人工資，甚至不惜犧牲本國實體產業，將產業資本轉移到國外，再通過海外生產的廉價商品的方式，來降低生產成本。美國的工業企業也“順水推舟”，在平均利潤率持續下降的背景下，要么選擇將企業外遷至勞動力成本更低廉的發展中國家，要么將過剩資本從工業領域轉向金融領域，目的都是追求更高的利潤回報。但美國經濟的這種轉型，無形中加快了經濟空心化與經濟金融化的步伐。

在金融領域，美國政府則致力于放松金融管制，將資本從“制度的籠子里放出來”。在克林頓擔任總統期間，美國的金融利益集團雇傭3000多人，花費50億美元，致力于“將資本從制度的籠子里放出來”。1999年，美國正式廢除了實行了66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取而代之的是1999年11月12日生效的《金融服務法現代化法案》（亦稱《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從法律上消除了銀行、證券、保險機構在業務范圍上的邊界。金融資本可以不受限制、不受監管地自由轉移資產，隨意創造金融衍生產品。

所有這些變化，導致美國經濟金融化步伐日趨加快，并由此加速美國實體經濟衰落進程。美國曾長期占據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的位置。美國制造業在GDP中占比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17%，降至目前的12%左右。與此同時，金融業占比則持續攀升。1947-2012年，美國GDP增長63倍，制造業增加值增長30倍，金融業增加值卻增長了212倍。

經濟金融化是“資本主義的秋天”，蘊含著比工業資本主義更大、更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金融化導致美國實體經濟萎縮、失業率劇增、政府稅收大幅減少，并使美國整體經濟日漸脆弱。經濟學家邁克爾·赫德森指出，經濟金融化的現實使美國的GDP數據不再反映經濟運行的真實狀況。“今天，我們面臨兩種經濟：一種是以生產和消費為代表的實體經濟，另一種是以紙面財富為代表的金融化經濟。前者情況日趨糟糕，后者則風生水起。金融經濟比實體經濟增長更快。事實上，實體經濟可能根本沒有增長。”換言之，經濟空心化導致美國作為世界金融霸主已經外強中干，越來越虛弱和脆弱。

第二，經濟金融化使美國日漸成為世界最大債務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后不久，美國經濟學家特里芬就提出，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必然面臨所謂“特里芬難題”：各國對美元的需求必將導致美元外流，這要求美國必須長期保持貿易逆差；而美元作為國際核心貨幣的前提就是美元必須保持幣值穩定與堅挺，這又要求美國必須是一個長期貿易順差國。簡言之，美元無法既充當國內貨幣，又充當世界貨幣。

美國將美元的這一主權國家貨幣作為世界貨幣流通，相當于美國在國際上發行債務，必然導致美國出現國際收支逆差。尤其在經濟金融化背景下，美國實現經濟發展，實際就成了“錢生錢”的貨幣再生產。據推算，美國每獲得1美元GDP，必須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債務。美國要想維系表面經濟繁榮，每天至少需要流入20億美元。只有不斷增加外部資金流入，美國的經濟繁榮假象才能維系，而這一過程客觀上加劇了美國的國際債務負擔。

美國從債權國轉為債務國，始于里根政府時期（1980-1988年）。里根政府推崇供給學派的經濟理論，并基于這一理論開啟了經濟金融化大門。1981年，美國還維持著國際債權國地位，對外凈資產為1409億美元，但到1985年美國就已轉化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凈外債已經高達1114億美元。難怪里根的競爭對手將供給學派稱為“巫術經濟學”。此后，美國的政府債務一路上揚。到2001年喬治·布什上臺時，美國國家債務已經高達5.6萬億美元，到他2009年離任時，債務額高達10萬億美元。奧巴馬政府執政八年，美國公共債務到其2016年底離任時已達19.6萬億美元。2017年特朗普上臺后，大力推行減稅政策，使美國財政赤字急劇增加。2017財年，美國財政赤字為5190億美元，2018財年達到9550億美元，2019財年將達1萬億美元，預計2028財年將達1.5萬億美元。照此推算，到2028年，美國債務總量將從2018年的21萬億美元增加到34萬億美元。截至2020年4月9日，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總量已達到24萬億美元，且規模仍在增長。美國政府每年僅支付的公共債務利息就超過7000億美元。此外，美國企業的債務也高達6.5萬億美元。中國學者何新認為：“美國事實上永遠不可能還清這些債務。這意味著，美國經濟本質上是債務經濟，美國用債務維持著繁榮富強的假象。實質上早就是一個依靠長期借貸而瀕臨破產的國家。”

美國經濟金融化與國際收支嚴重失衡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二者互為因果，最終使看似強大無比的美國金融霸權日趨成為一只“紙老虎”。

為吸引更多國際資本的流入，美國熱衷于制造“可控混亂”

金融資本本身并不創造財富，而只是參與財富的重新分配。金融資本占主導，意味著由1%-2%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余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平均利潤率因金融泡沫急劇攤薄，并趨近于零。在此背景下，金融資本要想獲取高額利潤，日趨退化到依靠經濟投機牟利的“賭場資本主義”階段，乃至變成靠“制造災難”掠奪財富的“災難資本主義”。

對金融資本來說，穩定發展帶來的金融收益已不能滿足其日益貪婪的胃口，制造“可控混亂”反而成了其謀求暴利的終南捷徑。據2018年12月《霍芬頓郵報》報道，11名索馬里海盜在美國法庭承認，他們實際是為投資銀行高盛工作，其主要工作就是攻擊那些高盛已經做空的交易有關的船只，以從中獲利。他們的行為可以被理解為金融操作。這則消息看似荒誕，實則恰恰說明了金融資本牟利的慣用手段，即通過制造波動乃至可控混亂，渾水摸魚，從中漁利。

對美國來說，實現經濟繁榮必然要求持續增大資本投入力度，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流入。國際資本保值增值的本性，使之天性喜歡更加投資環境更加安全的國家和地區。因此，美國要想確保國際資本持續流入，前提就是使世界其他地方陷入動蕩。只有當世界其他地方變得比美國更不安全時，國際資本才會順利回流美國。

在此背景下，美國比歷史上以往任何時期都喜歡制造“可控混亂”。與當年的工業資本主義時期不同，金融資本驅動的戰爭不再是擴大銷售市場、獲取原材料，而是通過使其他國家陷入混亂的方式，實現自身繁榮。對外部資金的渴望，使美國對外政策日趨將制造“可控混亂”作為戰略目標。對美國來說，“災難資本主義體系足以媲美‘新興市場’和90年代信息科技業的繁榮興旺。事實上，其獲利甚至比網絡時代還高。若加上激增的保險業獲利以及石油業的超高獲利，災難經濟可能救了世界市場，讓它免于‘9·11’之前瀕臨的全面衰退”。

美國作為當代最大金融化國家，從政客到華爾街高管，都善于通過制造波動從中漁利。例如，2017年特朗普上臺后，美國對俄政策反復無常，但美國的金融寡頭從這種波動性政策中獲益匪淺。據社科院學者楊斌觀察，特朗普政府多次作出改善美俄關系舉動期間，美俄相關公司、銀行的股價一般出現上漲，美國政府高官很可能自己利用并出售相關內幕信息，幫助華爾街提前獲取股票籌碼，并進行做空股市布局，然后突然推出對俄嚴厲制裁，促使股價暴跌，這種行為不符合外交邏輯，卻完全符合金融資本利用股市暴漲暴跌謀求暴利的投機邏輯。

面對美國的金融霸權，中國乃至整個世界都應做好充分準備

冷戰后美國發動的一系列戰爭（如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多少都帶有金融戰爭的性質。美國這種基于金融霸權的戰爭邏輯，徹底顛覆了傳統國際經濟體系的行為邏輯。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圍內蔓延。這次疫情來勢之猛，波及范圍之大，影響破壞之慘烈，不亞于一場新的世界大戰。在此前的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因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每次都能“坐山觀虎斗”，并最終坐收漁翁之利。但這次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本身是個看不見摸不著的“隱形殺手”，它對整個世界進行跨國界、跨種族、跨階級的無差別殺傷。美國非但未能置身事外，反而成了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美國《外交政策》雜志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個震驚世界的事件，它將導致政治和經濟權力的永久性轉變。”基辛格認為，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

新冠肺炎疫情徹底戳穿了美國經濟金融化的泡沫，美國的金融繁榮需要源源不斷的外部資金流入才能維系，但這次美國是疫情重災區，不再是全球資金避險的“安全島”，因而難以像過去那樣借助災難大發其財。資本外流使美國“借了新錢還舊錢”的虛假繁榮局面難以維系。2020年以來，美國股市多次熔斷，道瓊斯股價跌幅超過總市值1/3，巨額財富由此憑空蒸發。與此同時，疫情還造成美國經濟停擺，公共衛生支出大幅上升，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的債務危機。所有這些，都極大加速了美國金融霸權的衰落。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有可能濫用金融武器（美聯儲推出的“無限量化寬松”政策是典型做法），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可能制造“可控混亂”乃至對外戰爭。特朗普的施政綱領深受班農影響，而班農戰略的核心內容就是要通過對外軍事威脅乃至發動全面戰爭來重振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來說，既要做好迎接美國金融霸權衰落的準備，也要做好應對美國通過包括戰爭在內的各種方式轉嫁危機的準備。

（作者分別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中共國家稅務總局黨校教研三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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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韓拓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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