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人民幣有助于提升中國居民日常支付的便捷性，降低央行對人民幣的管理成本，協助政府打擊洗錢、逃稅等違法犯罪行為，實現對資金流量存量的實時監控，增強金融穩定性，降低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提升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推動數字經濟加快發展，促進社會技術進步等。同時，數字人民幣作為一種新的貨幣形式，其有望通過成本低、效率高等優勢抗衡Libra，重塑人民幣結算體系，促進國際互聯網經濟新秩序形成，提高SDR中人民幣權重，強化人民幣國際儲備貨幣的功能，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發展，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關鍵詞】數字人民幣 中國央行 百姓生活 社會經濟 人民幣國際化 【中圖分類號】F822.1 【文獻標識碼】A

2020年8月14日，商務部印發《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在“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任務、具體舉措及責任分工”部分第93條提到，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及中西部具備條件的試點地區開展數字人民幣試點。人民銀行制訂政策保障措施；先由深圳、成都、蘇州、雄安新區等地及未來冬奧場景相關部門協助推進，后續視形勢擴大到其他地區。至此，歷經7年漫長探索的數字人民幣終于站上時代的浪尖，中國成為全球首個推出主權數字貨幣的大國，引領人類貨幣體系邁入新紀元。

數字人民幣的主要特征

央行即將推出的數字人民幣的核心體系構成如何？由央行還是商業銀行發放？推廣過程中使用何種技術？能否有效保護用戶隱私？是否支付利息？有無投資價值？賬戶額度有無限制？對此，筆者總結如下。其一，數字人民幣系統的主要構成為“一幣、兩庫、三中心”。其中，“一幣”指央行數字人民幣，是整個系統的核心和目的。“兩庫”指“數字貨幣發行庫”和“數字貨幣商業銀行庫”，分別為央行和商業銀行存儲數字貨幣數據的數據庫。“三中心”為認證中心、登記中心和大數據分析中心，分別負責認證用戶身份、登記數字貨幣發行、轉移、回籠等流程和管理系統風險。其二，采用雙層投放體系。央行先把數字貨幣兌換給商業銀行或其他運營機構，再由這些機構兌換給公眾，不改變現有的貨幣投放體系和二元賬戶結構。采取這一運營方式的主要原因：一是降低投資成本。充分利用商業銀行等機構現有的人才、技術、設施、資源等優勢，避免央行直接面向公眾發行數字人民幣的高昂成本。二是有效控制風險。由商業銀行充當央行和公眾之間的緩沖區，可以避免風險過度集中于央行，有利于分散化解風險。其三，堅持技術中性原則。在商業銀行等機構換取數字人民幣后，央行不對其技術路線進行限制，反而鼓勵它們使用自己的技術進行推廣。但技術好的機構無疑將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這有利于調動商業銀行的積極性，激發市場活力。其四，可實現有限匿名。運營機構只能掌握數字人民幣的收付金額變化，只有央行才能監控交易雙方的姓名、金額等完整信息。因此，數字人民幣實現了強化貨幣監管與保護居民隱私之間的平衡。其五，現階段僅用于替代現金?，F階段數字人民幣不會支付利息，不具備投資價值，不會替代銀行存貸款，因此，商業銀行預計不會受太大影響，整個金融體系不會產生較大震蕩。雖然前期僅替代M0，但是長期來看，隨著數字人民幣的推進，將會衍生到M1、M2。屆時，居民可將持有的數字人民幣從電子現金轉變為存款、理財資金等。其六，錢包賬戶存在額度限制。央行會根據持有人的身份確認等級對賬戶進行分級，給予不同的交易額度。身份認證級別越高，賬戶可開放的交易額度也會越高。

同樣是電子支付，數字人民幣與我國現有的微信、支付寶等的區別在哪里？筆者對比兩者的法律效力、信用水平、支付條件和賬戶要求，得出以下結論。一是數字人民幣的法律效力更高。央行數字人民幣是國家法定貨幣，在用其收付款時，任何機構或個人必須接受，不得拒絕。相比之下，使用微信和支付寶收付款時，交易中的任何一方都有權拒絕。二是數字人民幣的信用等級更高。數字人民幣的背后是國家信用，直接以央行人民幣進行結算；而微信、支付寶等的背后是企業信用，以商業銀行存款進行結算，存在破產風險。因此，數字人民幣的安全性更高。三是數字人民幣可雙離線支付。這意味著，在沒有網絡信號等通信中斷的極端情況下，僅借助智能手機自帶的近場通訊功能，收支雙方仍然可以使用數字人民幣實現轉賬支付。而微信、支付寶等只有在雙方手機聯網、信號良好的情況下才能完成交易。四是數字人民幣無需綁定任何銀行賬戶。微信、支付寶都需要綁定銀行卡才能支付，這就使得目前外國人難以使用微信、支付寶進行支付。預計數字人民幣的落地將使得來參加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外國運動員和游客無需攜帶現金。因此，與微信、支付寶相比，數字人民幣無疑是一種更權威、更可靠、更先進、更便捷的支付技術。

數字人民幣的國內影響

央行推出數字人民幣后，會對國內居民的日常生活產生什么影響？能否降低紙幣在印制、流通等環節的成本？能夠減少洗錢、逃稅、恐怖融資等違法犯罪行為嗎？能否維護金融穩定，強化風險監控？可以加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嗎？能否降低企業和政府的融資成本？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嗎？能否在數字經濟時代充分激發數據要素的生產力？筆者結合目前中國社會中居民、政府、企業等部門，以及金融、經濟等領域的實際情況，將數字人民幣可能產生的影響總結如下。

第一，提升居民支付的便捷性和私密性。一方面，與紙幣和硬幣相比，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數字人民幣進行支付時，更易攜帶和儲存，不易破損、丟失、被盜，還能避免收到假鈔造成的損失，交易速度快，無需計算和找零，支付的便利性和安全性都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與微信、支付寶等相比，數字人民幣支持雙離線支付，不依賴網絡信號，即便在地震、臺風等通信中斷的極端情況下，居民也可順利完成交易。同時，數字人民幣在支付過程中不必綁定銀行賬戶，可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公眾匿名支付的需求，更好地保護居民隱私。未來，數字人民幣可能進一步向存貸款、理財產品等轉變，屆時將為百姓提供全新的財富管理渠道。

第二，減少紙幣和硬幣在印制、發行、運輸、儲存、安保等環節中的管理成本。如圖1所示，近年來，我國流通中的現金持續增加，截至2020年3月，我國流通中的M0為8.3萬億，同比增長10.8%，與2019年3月相比提高了逾7個百分點。伴隨快速增長的M0而來的是龐大的貨幣管理成本。以印制成本為例，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幣紙幣的雕刻凹版印刷、膠印對印圖案等防偽手段需要高科技技術、特殊油墨和印刷工藝等支持，而硬幣鑄造則需要鋁鎂合金、不銹鋼、鋼芯鍍鎳、鋼芯鍍銅等材料，因此成本居高不下。此外，商業銀行等機構運送、儲存實物現金的成本也頗高，對經濟造成了負擔。據美聯儲官網顯示，2020年美國貨幣業務預算高達8.8億美元，其中，固定印刷費用的擬議預算約為5億美元。因此，與實物現金相比，數字人民幣免除了高昂的防偽、印刷、回籠、運輸、庫存和安保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減輕了社會的經濟負擔。

第三，有助于政府打擊濫用貨幣的違法犯罪行為，維護社會治安穩定。由于實物現金可被偽造且完全匿名，政府無法落實每筆資金的流向，因此往往被用于諸如洗錢、逃稅、恐怖融資和貪污腐敗等非法行為，極大地危害了社會秩序，滋生了不穩定因素，敗壞了社會風氣和誠信體系建設。根據央行反洗錢報告，2018年，中國打擊職務犯罪案件追回贓款35.4億元，查處傳銷案件涉及金額87.2億元，破獲走私案件涉案案值近70億元。這些非法行為給社會治安和經濟發展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相比之下，由于數字人民幣具有可控匿名特征，央行可在后臺獲取每筆交易的具體金額和交易雙方的實名信息，鎖定真實身份，實時追蹤資金流向，有利于協助政府迅速高效地打擊販毒、走私、詐騙等犯罪行為；整頓貪污腐敗，打造清正廉潔的干部隊伍；降低逃稅造成的財政損失；提前遏制恐怖分子的行動，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等等。

第四，有利于增強金融穩定性，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數字人民幣的普及彌補了過去的監管短板，意味著社會上任何個人或機構的資金流量與存量都處在央行的監管系統之下，所有的資金交易行為都實時在線，現金流和信息流實時納入央行數據庫，每筆資金的去向都清晰可見。在此背景下，監管部門能夠持續監測到個人，制造業等實體企業，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股市、匯市等金融市場中的資金流量與存量的實時動態關系，且能夠穿透底層資產并掌握資金的最終流向。這推動了監管部門對金融風險的管理由事后補救轉向事前和事中的實時監測，有助于決策者及時采取措施對沖市場主體的心理預期，將金融風險提前扼殺于搖籃之中，降低金融危機發生的概率，確保國民經濟穩健運行。

第五，提高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有效性。一方面，數字人民幣的落地將推動中國率先完成對傳統貨幣政策體系的升級改造，釋放貨幣政策工具的創新紅利。傳統的貨幣政策在出臺后，通常需要經過若干資金流轉環節才能到達政策目標，存在一定時滯，直接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借助數字人民幣，央行可向目標機構提前發放備用額度，但設置為未生效模式，等到金融機構需要使用這一額度時，央行再對其請求進行審核，將其額度設為有效，從而精準地完成貨幣投放。數字人民幣的獨特優勢有助于央行實時把握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運行情況，并制定和實施更為精準有效的貨幣政策，解決了政策傳導過程中的時滯問題，提高了貨幣政策的時效性和準確性。另一方面，數字人民幣有助于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當下，財政資金被挪用的案件頻頻發生。對此，利用數字人民幣的可追蹤性，可對政府公共支出進行追蹤，保障財政資金的專款專用，增強財政政策執行的有效性。

第六，降低中小企業的融資門檻和融資成本，支持實體經濟加快發展。數據顯示，我國中小企業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80%以上的城鎮就業和90%以上的企業數量，是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維護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然而，融資難的問題卻始終困擾著中小企業。目前，由于我國股票市場等直接融資渠道尚不完善，中小企業主要依賴銀行等的間接融資。而受制于信息不對稱、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等因素，銀行更傾向于為大型企業或國有企業提供貸款。資金的欠缺極大地制約了中小企業的發展，也阻礙了實體經濟的增長。但在數字人民幣落地以后，由于其具有可追溯性，經由企業授權，銀行等金融機構能以較低的成本迅速獲取企業真實的經營狀況和流水信息，評價企業的信用等級和償還能力，甚至能實時觀測企業的風險變化情況，從而提高其向中小企業發放貸款的意愿，扶持國內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健康發展，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第七，推動數字經濟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數據顯示，2014年以來，中國數字經濟持續較快增長。截至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總量達到31.3萬億元，占GDP比重為34.8%，名義增長20.9%，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約11.2個百分點，對GDP增長貢獻率達到67.9%，同比提升12.9個百分點。與2014年相比，數字經濟總體規模擴大近一倍，占GDP比重提高了8.7個百分點（見圖2）。數字人民幣既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2020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發布，首次將數據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并列為五大要素。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可將實體資產和虛擬資產整合成為數字資產，再把數字資產無限分割和重新組合創造出豐富多彩的數字產品和服務，推動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和專業化，帶來更大的技術進步和市場規模，此時，經由數字人民幣對其量化定價和銷售，產生新消費，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

但是，數字人民幣在國內的推廣也可能存在一些潛在的問題與挑戰。第一，新的技術往往伴隨著新的風險、漏洞與騙術。加密電子貨幣的核心是密碼，倘若犯罪分子使用技術破解密碼，那么極有可能復制、偽造、篡改和竊取數字人民幣。更有甚者，利用惡意軟件、木馬病毒等惡意攻擊數字人民幣系統，風險可能迅速擴散到整個貨幣體系，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性后果。此外，百姓需要警惕假借數字人民幣名義實施的新型炒作和詐騙，避免經濟損失。第二，數字人民幣可能會挑戰商業銀行的傳統業務。當越來越多的百姓傾向于持有電子現金而非紙幣時，未來ATM機的數量可能會逐步減少直至消失。同時，由于數字人民幣背后是國家信用，而商業銀行背后是企業信用，一旦經濟出現波動或銀行經營困難，客戶會迅速將銀行存款轉換為數字人民幣，加劇了商業銀行的擠兌風險。盡管目前數字人民幣僅替代M0，不付利息，倘若未來進一步向M1和M2演變，屆時銀行傳統的存貸款業務將會直接受到影響，盈利模式面臨巨大的轉型挑戰。第三，數字人民幣相關的法律尚不完善。在數字人民幣的使用過程中，百姓數據的隱私保護、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數據權限、各級監管部門的職責與權限都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明晰，繼而形成正式的法律法規予以保障。

數字人民幣的國際影響

數字人民幣仍然是人民幣，只是用于交易的貨幣形態有所不同。人民幣成為主要儲備貨幣取決于經濟實力及制度建設等一系列安排，中國經濟有望在未來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人民幣最有潛力與美元抗衡（亨利·保爾森，2020）。雖然目前數字貨幣不一定會改變人民幣的基本性質，削弱美元的霸主地位，但它肯定會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數字貨幣新的形式在客觀上降低了人民幣的使用成本，提高了使用效率，有助于通過抵御libra的沖擊、重塑現有的貿易結算體系和提高SDR中人民幣權重、促進“一帶一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共同發展等途徑擴大人民幣的使用范圍，進而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第一，中國主動有序擴大金融對外開放的重要步驟和發展方向。數字人民幣遵循“先境內后境外”的原則開啟境內和跨境的推廣，這是中國主動有序擴大金融對外開放的重要步驟。未來，數字貨幣必然對跨境支付、人民幣國際化帶來重大影響。19世紀，英國經由工業革命成為當時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強國，英鎊也率先成為主導世界的貨幣。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強國遭受重創，美國一躍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元相應地取代英鎊成為國際主導貨幣。自此，國家經濟實力成為支撐貨幣國際地位的堅強后盾。然而，布雷頓森林體系形成后黃金非貨幣化逐步展開，美國經濟也開始“去工業化”和經濟虛擬化。數據顯示，1947-2017年，美國金融和房地產等虛擬經濟的GDP占比從13.8%上升到了34.2%，提高了20.4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制造業的GDP占比卻由25.6%下降到了11.6%，創下了自1947年以來的最低值。一方面，美國制造業不斷萎縮，依靠進口大量物資滿足自身需求；另一方面，輸出大量的金融產品和出口少量的科技，最終形成了巨額的貿易逆差，美元喪失了幣值堅挺的基礎。美元國內購買力持續下滑，當下主要依靠其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中的使用量來維持國際購買力。而當美國經濟不再能激發全球信譽和信心時，美元稱霸全球的基礎隨之產生了根本性的裂痕。但是，一方面，近年來美國不斷挑起與中國、俄羅斯等國家的貿易爭端，迫使這些國家不斷降低美元在對外貿易過程中的使用。另一方面，美國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以及挑起事端令國際投資者望而卻步，美元金融資產呈現國際交易國內化的趨勢。由此可見，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中，美元的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貯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貨幣基本職能也正在逐步退化。美國國內經濟的虛擬化在根本上侵蝕著美元的價值基礎，美元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中的示威正在削弱其國際霸主地位。盡管在短期內，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霸主地位暫時還難以被撼動，但長期看來美元頹勢已現。

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外匯儲備國、債權國和工業化制造業大國，中國經濟實力需要與之相匹配的貨幣及金融體系，未來我國的發展戰略是“主動有序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此時，數字人民幣推出及跨境使用，以新的貨幣形式在客觀上降低了人民幣的使用成本，提高了使用效率，擴大人民幣的使用范圍，進而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第二，保護我國貨幣主權，警惕外部金融沖擊的風險。美國硅谷、華爾街及華盛頓一直期望出臺最好、最安全的數字貨幣，特別為金融市場較弱、貨幣波動較大的發展中國家中的約20億人服務。2019年6月，Facebook向全球發布其數字貨幣Libra的1.0版本，在此版本中Facebook提出讓Libra與包括美元在內的一籃子貨幣掛鉤，其中，美元占50%，歐元占18%，日元占14%，英鎊占11%，新加坡元占7%。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被排除在外。倘若Libra如期落地，或將成為美元霸權向全球版圖擴張的重要一環，可能直接侵蝕其他國家的貨幣主權，并造成該國境內的金融風險。目前，雖然美元是信用評級最高的貨幣，但并未取代經濟落后國家的主權貨幣。然而，如果通過數字化和籃子化包裝成Libra的形式后，流通和使用成本大大降低，極有可能終結弱小國家的貨幣主權。因為一些小國本身金融基礎設施和貨幣信用水平就低，一旦遭遇重大經濟困難，居民勢必更愿持有信用水平高、使用成本低的Libra。長此以往，小國的主權貨幣將被Libra吞噬殆盡。而貨幣是金融的載體，Libra一旦進化成超主權數字貨幣，就可以從該國的支付清算入手，逐步擴張至銀行、保險、信托、證券、基金等金融領域，繼而滲透居民消費、儲蓄、投資等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觸及全球任一角落的金融基礎設施，全面危害該國國內的金融行業。因此，Libra的出現給其他國家的貨幣主權敲響了警鐘。2019年9月，法德兩國發表聲明聯合抵制Libra?？紤]到貨幣效率是捍衛貨幣主權的基石，低效的貨幣體系終將被高效的數字貨幣所取代，因此，中國率先推出數字人民幣，積極提高人民幣的使用效率，搶占先機，彰顯了我國堅決維護國家貨幣主權、國際地位和國內金融秩序的堅定決心。

第三，有效隔離人民幣業務清算風險，促進互聯網經濟新秩序形成。中國金融深度放開意味著發生外部金融沖擊風險的概率更高，如何在清算體系內阻隔風險是一個重要課題。對于跨國清算體系而言，原有的人民幣跨境清算模式包括清算行模式和代理行模式，清算行或代理行所有人民幣交易業務均通過美國SWIFT（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傳遞跨境支付信息，完成跨境及離岸人民幣結算服務。SWIFT國際支付網絡可向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1.1萬個金融機構發送和接受有關金融交易的信息。在2015年10月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運行一期上線之前，人民幣的跨境清結算高度依賴SWIFT系統和CHIPS（紐約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CIPS系統上線后，與清算行模式和代理行模式相比，縮短了清算時間，提高了清算效率，但仍未擺脫對SWIFT系統的依賴。對于SWIFT我們應特別關注：首先，當前CIPS雖然與SWIFT實現了兼容，并完成了與國際主流清算系統的對接，但因為沒有擺脫對SWIFT系統的依賴，仍然存在著潛在的金融風險問題，根據《歐美融資跟蹤項目協議》的約定，SWIFT規定需向美國財政部提交其金融支付報文，而這威脅到成員國跨境支付清算業務處理和數據安全?？梢钥闯?，如果沒有自己獨立的報文傳輸系統，僅依賴SWIFT，對主權國家而言，仍然存在巨大的經濟金融風險隱患。其次，中美貿易博弈的背后實際是金融的博弈，而支付結算系統的博弈是我國深度開放下外部金融沖擊應急系統組成部分，切不可忽略。由于清算行模式和代理行模式依然存在，仍需要警惕跨境清算風險對國內的感染和傳遞，時刻關注外部金融沖擊對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產生的風險問題。在相當長時期內，CIPS應保持與SWIFT的兼容及與國際機構的協調，同時注意克服CIPS對成員流動性占用和成本高等弊端，逐步發展成高效而相對獨立的結算體系，以隔離金融風險的沖擊?？上驳氖悄壳癈IPS與SPFS（金融信息傳播系統[俄羅斯對SWIFT的替代。]）共同擁有全球大約10%的金融機構使用者。數字人民幣的落地不僅能極大地提高跨境支付、清算的效率，降低結算成本，一定程度上還能保護貿易雙方不受到美國基于SWIFT系統的經濟監控，提升結算的安全性。同時，有助于中國挑戰SWIFT在跨境支付領域的主導地位，提升人民幣在全球的地位，進而逐步發展成全球化的支付和結算基礎設施，促進全新的國際貿易數字結算體系和互聯網經濟新秩序的形成。

第四，提高SDR中人民幣權重，增強人民幣國際儲備貨幣功能。特別提款權SDR在國際清算、商品與資產標價、儲備資產等各方面發揮作用。2016年10月人民幣成為SDR的籃子貨幣，SDR是國際金融市場的主要資產，人民幣自然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主要幣種之一。中國加入SDR提高了人民幣在國際上的話語權，進而提高了人民幣被接受的程度。SDR貨幣籃子構成的主要依據是該成員國或貨幣聯盟的商品與服務的出口值，以及該經濟體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被其他經濟體所持有的數量。這兩個指標中貿易比重大約為75%，前者大大高于后者。所以，人民幣在SDR中的權重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我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及比重，而數字人民幣有望提升跨境結算效率，擴大我國對外貿易規模，進一步提高人民幣資產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吸引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另外，IMF每5年會對各種貨幣在SDR中的權重進行一次調整，以反映世界經濟發展的變化。1980-2020年各種貨幣的構成如表1所示，從1981-2020年40年的發展歷程看，美元在SDR中的比例一直保持強勢，隨著2016年人民幣與歐元、日元和英鎊成為世界外匯儲備中的重要組成部分，SDR比重的增長對人民幣國際化具有戰略意義。未來SDR還存在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2020年數字人民幣落地之年恰逢SDR權重即將調整之年，數字貨幣通過強化貿易支付、官方儲備等重要的國際貨幣職能，將有望在SDR定值貨幣構成、分配、使用范圍等獲得更高的比重，從而提升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話語權，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第五，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發展，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人民幣在國際上的使用比例還非常低。截至2019年，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份額占比是2.15%，在各國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占比是1.97%。相比之下，美元、歐元、日元在國際結算中占了80%，外匯儲備占到近90%。數字人民幣有助于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人民幣走出去，一方面，數字人民幣的推廣有助于加快“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實體經濟增長，增強人民幣國際化的經濟基礎。近年來，“一帶一路”沿線新興市場成為推動我國實體企業走出去、加快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2個國家新簽署了6944份工程項目合同，涉及金額為1548.9億美元，占中國對外工程新簽合同總額的近60%。此時，數字人民幣通過提高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結算、投資和交易的便利性，有利于提高企業的生產經營效率，擴大企業的業務規模和利潤，增強我國的實體經濟水平，提升綜合國力，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強有力的后盾。另一方面，在“一帶一路”沿線各經濟體發展金融等虛擬經濟，有利于提高人民幣資產在新興金融市場的份額。近年來，我國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先后牽頭成立了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減輕對美元、歐元的依賴，緩解成員國幣值的過大波動，支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等的基礎設施融資缺口。數字人民幣有望以其使用成本低、交易效率高等特征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采用人民幣結算貿易交易，方便發行人民幣債券，使人民幣資產成為國際上穩定可靠的避險資產、主要的國際儲備資產。同時，作為人民幣國際化努力的一部分，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逐步嘗試和擴展石油和其他主要大宗商品等領域的人民幣計價。“一帶一路”倡議引領未來的數字人民幣獲得市場份額，這有助于提高人民幣的全球地位，并成為中國向海外投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更廣泛戰略的一部分。

（作者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南開大學數字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南開大學虛擬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熊麗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研究闡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深度開放下外部金融沖擊應急系統研究”（項目編號：20ZDA101）的階段性成果】

責編/韓拓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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