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冒著極大風險，作出了“以志愿軍名義”入朝反擊美國侵略的決策，兩年九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成為新中國成立后進行過的規模最大的對外戰爭，也開創了國際上現代局部戰爭的先例。中國出兵參戰援救了友好鄰邦，并以打出的國威軍威贏得了幾十年的和平建設環境，確如毛澤東同志在出兵前所判斷的那樣──“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

【關鍵詞】抗美援朝戰爭 朝鮮戰爭 中國共產黨 【中圖分類號】D24 【文獻標識碼】A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這歌聲隨著時光的流逝與今天的人們已漸行漸遠，不過一提起清川江、長津湖、臨津江、上甘嶺……仍牽動著多少中華兒女的思緒情懷。那場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的開始距今已過去了整整70年，但至今其寶貴經驗還是抗擊美國霸權主義的重要參考材料。

朝鮮戰爭是平局，新中國抗美援朝是偉大勝利

若想辨清濁，必先正其名。過去有些人對朝鮮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這兩個既有聯系卻有區別的概念搞不清楚，就此對戰爭是否該打、是否勝利以及是否值得產生了歧義。回顧這段歷史，首先應明確這兩個戰爭概念的區別，即朝鮮戰爭開始于1950年6月25日，抗美援朝戰爭卻開始于同年10月25日。不過這兩個概念又有聯系，抗美援朝戰爭是中國對自身參加朝鮮戰爭的定義。從中國的利益而言，朝鮮戰爭本不應該打（不過這不在中國控制能力之內），抗美援朝戰爭卻不能不打。

朝鮮戰爭開始時，是其本國的內戰，因美國入侵才變成國際戰爭。多年來，美國及其盟友談到朝鮮戰爭時總糾纏“誰打第一槍”，蘇聯瓦解后因俄羅斯檔案的解密又使一些國家對這場戰爭的看法出現變化，也影響到中國的一些人。1992年夏天，因俄聯邦向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軍備控制中心出售了蘇聯有關朝鮮戰爭檔案的復印件，為整理和鑒別這些材料，筆者作為中國學者也受邀赴美參加了此項工作。雖然我同美方人員、俄方人員一致認為這些資料確是真實的，但解讀的角度卻不同，對“侵略者”的定性就存在根本分歧。由于此戰開始于這個半島國家的南北沖突，不論誰先進攻都是其內政。按照國際公認的準則，國內戰爭只有進步和反動、正義和非正義之分，“侵略”一詞只適用于國家之間。美國卻誣蔑朝鮮北方“侵略”了南方，并以此為借口派軍隊侵占中國領土臺灣，這才是赤裸裸的侵略。

國內有些不大了解中國臺灣問題來龍去脈的人，曾提出“朝鮮戰爭影響了臺灣問題的解決”的錯誤觀點，甚至違反時間順序說“抗美援朝戰爭影響了解放臺灣”。若仔細考察當年的中美關系和整個國際戰略格局，就可看出美國對中國革命的敵視決定了其必然干涉中國臺灣，尤其是在1950年2月中蘇結盟后便最后下定了決心，若沒有朝鮮戰爭也會找其他借口，新中國此時以“一窮二白”的物質條件還無法解放臺灣。當年蘇聯的國力也遠遜于美國，白宮在朝鮮內戰爆發兩天后就敢同時干預朝鮮、中國臺灣和越南，正是憑借自己有全球超強的實力，認定蘇聯不敢參戰并極其輕視中國。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同年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就下令出兵朝鮮，同時派第七艦隊控制臺灣海峽阻止中國的統一，同時還援助侵越法軍，從朝鮮、中國臺灣、越南三個戰略方向對新中國形成威脅。剛剛宣布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對此怎能沒有反應呢？當時中國出兵朝鮮，不僅僅是為了援助鄰邦，同時也是為了反擊美國對中國領土臺灣的侵略。

面對美國從朝鮮、中國臺灣、越南以“三把刀”插向中國，中共中央從1950年7月便開始研究進行較量的戰場，隨即確定了“三有利”的朝鮮戰場——最有利于發揮我陸軍優勢、最有利于后勤供應、最有利于得到蘇聯支援。對于入朝后能否取得勝利的問題，中共中央在參戰前經過反復研究，認為具備有利條件又具備不利因素。從國際戰略全局來看，毛澤東同志認為總的形勢是兩只老虎對峙，一只紅老虎（蘇聯），一只白老虎（美國），我們正好可以利用這個間隙。我國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以鞏固中蘇同盟，入朝時中國政府又提出“朝鮮戰爭地方化”的愿望，為此采取“志愿軍”名義，力求避免與美國正式宣戰。中國出兵的時機又選擇在美軍逼近鴨綠江時，政治上有理，軍事上有利，行動上又有節，既能贏得國際同情，也有利于防止戰爭擴大。

由于中美兩國實力相差懸殊，蘇聯面對危局又出現退縮，違反事先承諾，不肯派空軍支援中國入朝部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下定出兵的決心很不容易。從1950年10月1日到10月18日，中共中央經反復討論權衡利弊，毛澤東同志還是最后下定出兵的決心。盡管參戰有種種困難，毛澤東同志卻認為美國占領朝鮮會嚴重威脅我國工業中心東北，并將控制南滿電力，國內反動勢力也會乘機響應，恢復經濟和進行建設就都很難展開。同時，我國在自己的領土臺灣被美軍入侵的形勢下如無所作為，勢必會使美國更為囂張，并嚴重影響到剛剛宣布“站起來了”的新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若在這場斗爭中表現出忍讓退縮，蘇聯的對華援助也勢必削弱，國家想邁入工業化之門又將遙遙無期，不參戰帶來的損害會遠遠大于參戰的利益。

據當時的中央其他負責人和毛澤東同志的秘書、衛士長回憶，這位領袖作出入朝參戰的決策是經過許多天不眠不休的反復考慮，中間還經過兩次下令暫停出動并開會再議，最終還是以極大的膽略和氣魄確定“必須參戰”。此時中共中央還做了國內“打爛了”的最壞打算，于同年10月19日正式出兵入朝參戰（其實10月16日已有先頭部隊入朝卻又一度奉命停止前進）。此后兩年九個月中，中國以“志愿軍”名義派出解放軍的297萬作戰部隊，包括定編的陸軍、空軍的多數作戰部隊到朝鮮輪流參戰。

人民戰爭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光榮傳統，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全國幾億人民也一齊動員，努力支前，投入到保家衛國的運動之中。這場戰爭使新中國的軍隊進入了世界型現代化戰爭，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軍委一直適時駕馭指導著戰爭進程，并作出了出兵參戰、爭取停戰和最終達成停戰協定等一系列決策，從而獲得了以執政黨地位處理國家安全問題的寶貴經驗。

1953年7月27日，中朝軍隊同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三八線附近達成了停戰協定。朝鮮戰爭作為冷戰時期的第一場大規模熱戰，造成了小國把大國拖入現代局部戰爭的后果，到頭來又加劇了“冷戰”。國際化的朝鮮戰爭從三八線開始最終又基本回到原地，以平局結束。新中國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卻是從鴨綠江邊開始，最后取得將世界上最強的對手擊敗500公里的戰果，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偉大勝利！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發揚傳統的政治優勢，并學會打現代化戰爭

抗美援朝戰爭開始時，中美兩國軍隊的裝備就顯現了巨大差距。美軍已高度機械化，其航空兵控制了朝鮮上空并幾乎貼著樹梢飛行而被戲稱為“飛機查戶口”，其步兵一個團的火力強度和機動車輛數就遠遠超過志愿軍的一個軍。同這樣的強敵作戰，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從未遇過的難題，面臨著從“小米加步槍”到走向現代化戰爭的嚴峻考驗。

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之初，裝備有來自十幾個國家的雜式武器，在緊急情況下只好按槍炮口徑、型號在部隊間做了調配。例如，第38軍使用日制三八式步槍，第40軍使用繳獲的美制步槍，全國又以“打掃倉庫”的方式把所存的各種口徑、不同型號的槍炮彈分類送往前線。美軍與之剛交鋒時，還以為這支扛著三八式、捷克式機槍并沒有軍徽標志的軍隊是“朝鮮預備役部隊”，接戰后卻發現其戰斗力極其強大，自己竟被打得敗退幾百公里，美軍統帥麥克阿瑟在1950年11月向白宮的報告中驚呼遇到了“一個全新的強國”。

在朝鮮戰爭中，中國軍隊雖在裝備上居于絕對劣勢，在精神上卻擁有巨大優勢，戰術又非常靈活而超過敵方預想。美國雖有世界上最精良的裝備，卻得不到本國和戰地民眾支持，官兵又因怕死而不敢近戰拼搏，一打敗仗便士氣沮喪。毛澤東同志從部隊士氣、民心向背和特殊戰場條件等因素思考，最后得出了美軍“鐵多氣少”的結論，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精神強調打近戰、夜戰，從而能以己之長擊敵之短。

當年在中美兩國綜合實力相差懸殊的形勢下，以毛澤東為首的黨和軍隊領導人在指導藝術上最高超之處，便是發揮主觀能動性，變整體力量上的劣勢為局部戰場上的相對均勢，特別是達到了以下四個平衡——

國際戰略格局平衡：敵打聯合國旗號，我國同蘇聯結盟并發動亞非民族解放運動。

作戰時間上平衡：“白天敵人控制，夜間是我們的天下”。

作戰空間上平衡：敵有海空優勢，我有地面地下優勢。

戰斗力平衡：敵掌握技術裝備優勢，我有人的精神優勢。

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之初，毛澤東同志、彭德懷同志看到美軍及其仆從軍分兵撲向鴨綠江邊，及時決定在運動中殲敵，以突襲方式取得了第一次戰役的勝利。接著，志愿軍又利用敵軍繼續驕狂冒進，大膽向敵后迂回，使美軍主力被迫狼狽逃往三八線以南，取得戰略意義最為重大的第二次戰役的勝利。1951年初第三次戰役期間，美軍放棄漢城，志愿軍前出至三七線。這時部隊供應極度困難，處于“一把炒面一把雪”的艱苦狀態下。此時有些領導人由于對現代化戰爭的特點認識不足，有過低估敵人技術優勢的速勝思想，希望迅速解放全朝鮮，不過通過實踐后便很快糾正了這一看法。

1951年1月下旬，得到迅速增援的“聯合國軍”在中國人民志愿軍“青黃不接”的狀態下發起反撲，志愿軍匆忙進行了第四次戰役，于3月中旬撤出漢城并退至三八線以北。同年4月下旬，在國內戰略預備隊到達后，中朝軍隊又集中70萬部隊發起了規模最大的第五次戰役，前期雖取得一定進展并打到漢城郊外，卻因供應不濟被迫再度后撤。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雙方在三八線附近形成對峙，中央就此確定抗美援朝戰爭的“底”便定在這一戰線。

通過八個月的運動戰，中國人民志愿軍收復了朝鮮北方，解決了毛澤東同志所說的“能不能打”的問題，獲得了進行現代化戰爭的寶貴經驗教訓。美國鑒于已投入三分之一的陸軍到朝鮮，仍然無法打贏，又影響其歐洲為重點的全球戰略，首先提出進行停戰談判。中共中央考慮到我國參戰后的國防費已占財政支出的48%，蘇聯的援助又有限，也應適可而止爭取停戰，集中力量于國內建設。1951年6月，毛澤東同志主持中央開會，確定了“充分準備持久作戰和爭取和談達到結束戰爭”的新方針。

1951年6月以后，中國人民志愿軍轉入戰略防御。隨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軍委和志愿軍首長認為在敵已構成堅固立體防御的情況下再打大規模進攻戰不利，決定轉入陣地堅守防御。通過抗擊敵“秋季攻勢”的成功，證明中國人民志愿軍可以守住現有戰線，與運動戰相比可用更小的代價達到戰略目標。在秋季防御作戰中，中國人民志愿軍又創造出坑道防御體系，解決了在敵絕對優勢的火力攻擊下部隊的生存問題，還能在前線發起一系列有限的陣地進攻。中國人民志愿軍在后方又粉碎了敵“絞殺戰”的空中封鎖，保障了前線部隊的供應，可以在長期拼人力、物力的消耗中與敵對峙。1952年秋天，中國人民志愿軍在全線向敵發動了戰術攻擊，同時又粉碎了敵軍對上甘嶺的進攻，使敵軍在僵持中無計可施。1953年7月初，交戰雙方基本達成了就地停戰的協議。不過在停戰前夕，毛澤東同志又決定發起最后一次大規模攻勢——金城戰役。此戰中國人民志愿軍投入25萬兵力，三天內突破敵堅固防線，向南又推進了18公里，這一重大勝利向國際上顯示中國是在勝利的狀態下結束戰爭的。事實證明，打痛對手再停戰言和，才能產生長久的威懾力，也有利于維護戰后的和平。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根據中央“邊打邊建”的指導思想，中國人民解放軍按現代戰爭的要求實行了新編制，建立了諸多新技術兵種，并將朝鮮戰場作為演習場，實現了由單一兵種作戰向諸兵種聯合作戰的歷史性轉變。抗美援朝戰爭堪稱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現代戰爭的一部百科全書，在裝備了蘇制武器后，各軍兵種部隊（海軍除外）多數又以志愿軍名義陸續到朝鮮戰場輪戰。毛澤東同志曾高興地說：“現在空軍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戰爭是個大學校，我們在那里實行大演習，這個演習比辦軍事學校好。”

新中國剛建立的空軍到朝鮮上空進行了當時世界上技術水平最高的空戰鍛煉，幾乎是從無到有得到迅速發展壯大。1951年秋，美國空軍參謀長范登堡曾感嘆道：“幾乎在一夜之間，共產黨中國就成為世界上主要的空軍強國之一。”戰爭期間，解放軍的地炮師數量發展到17個，高炮師發展到8個，其中大部分入朝參加過輪戰。戰爭后期，中國人民志愿軍炮兵已名副其實地成為起到重要作用的“戰爭之神”。據美國軍方統計，戰爭中美軍傷亡有62％系炮火所造成，32％系槍彈所造成，4％系地雷所造成。從此，解放軍陸軍的炮兵火力已取代步兵火力，成為全軍地面火力的骨干，這也是軍隊邁入現代化戰爭的重要標志。彭德懷同志對部隊裝備的進步曾總結說，短短幾年超過了舊中國幾十年的建設。

停戰協定簽字后，“聯合國軍”總司令、美軍的克拉克上將就撰文嘆息道：“我們的失敗在于敵人仍然沒有被擊敗，并且甚至比以前更為強大及更具有威脅性。我說更為強大的意思，是指共產主義的亞洲陸軍已學會如何打近代的陸地戰爭。”通過這場戰爭，新中國越打越強，打出了一個實力位居世界第三位的空軍（當時僅次美蘇），打出了一個強大的炮兵，并開始全面建設裝甲兵，其他技術兵種也有很大發展。這種發展既是我國軍民自己奮斗的成就，也是大力引進和運用國外先進軍事科技成果所產生的碩果。

學習抗美援朝戰爭的寶貴精神，傳承紅色基因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不忘初心”，就是牢記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當年新中國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正是為了保家衛國，打贏這一仗才保障了后來的和平建設。經過70多年的奮斗，新中國GDP已從剛解放時排名世界第14位躍居到現在的第2位，今天的人們在看到民族復興的輝煌成就時仍要追念抗美援朝的英雄們的業績。

抗美援朝戰爭發生在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之初，由于建立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廉潔政府，國內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上便有了最強的動員能力。中國軍民在戰場上和經濟戰線都顯示出剛剛得到解放后煥發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并轉化為物質成就。戰爭是吞噬財力的機器，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建立的新中國同世界頭號富國交戰，卻能在戰時“邊打邊建”，越戰越強，軍事和經濟實力都得到快速增長，這又是一個令人驚嘆的奇跡！

舊中國進行戰爭的規律是越打越窮，而抗美援朝戰爭令后人贊嘆的業績是國家通過“邊打邊建”，戰爭期間還能在國內有效地恢復和發展了國民經濟。從1950年至1953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從426億元人民幣（新幣）增長到709億元人民幣，三年間的GDP總計有1700億元人民幣，同期國家財政支出為500億元人民幣，抗美援朝所用的62億元戰費只占同期國民產值的3.6%和國家財政支出的12%。由于開展了增產節約運動和人民捐獻飛機、大炮運動，國內仍能有比戰費更多的財力保障經濟恢復，戰爭期間每年的經濟平均增長率高達15%，真正做到了“打仗建設兩不誤”。至于戰時在“援朝共同負擔”原則下按成本半價購買蘇聯武器的欠債，總計不過30億元人民幣（當時折合13億美元），后來每年的還債額僅占國家年財政支出的1.5%，對經濟生活的影響其實很小。

當年新中國站在“第一線”出兵朝鮮，讓蘇聯站在“第二線”，這使斯大林改變了過去援華不大慷慨的態度，同意援建中國141個大型工程項目，加上赫魯曉夫所增加15個項目，形成了有名的“156項”。在不到十年時間內，中國能用百億元人民幣的投入就建立起配套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基礎，這又在世界現代歷史上創造了成本最低和規模速度空前的紀錄。如果新中國不進行抗美援朝這一戰，取得這樣的經濟回報也是不可想象的。當慶祝新中國誕生的禮花正準備點燃之際，毛澤東同志在新政協會上曾莊嚴地宣布：“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國軍民在前方和后方的出色表現，終于把這種“站起來”的口號變成了現實，中華民族終于能驕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當年新中國的“硬實力”即物質和技術水平與美國差距極大，贏得勝利主要靠發揮“軟實力”的優勢，其中最重要的是愛國主義精神，革命英雄主義的精神。在朝鮮戰場上，中國人民志愿軍武器裝備處于絕對劣勢，卻有著精神優勢和戰術靈活優勢，后來又通過更換蘇聯武器使武器裝備得到了一定改善（雖不能壓倒敵軍卻能達到某些局部平衡），而美軍士氣沮喪和國內民眾厭戰的弱項卻一直未能改變，中方就能迫使對手以妥協方式結束戰爭。

中國參加抗美援朝戰爭的實踐，證明了二戰后國際軍事斗爭已經是以局部戰爭為主要形式，戰場上較量的技術含量日益提升。解放軍一方面要發揮傳統的政治優勢，傳承紅色血脈，另一方面也要努力發展自己的先進技術裝備，從增強“軟”“硬”兩方面的實力入手，才能很好地應付國際上局部戰爭。抗美援朝戰爭和解放后的建設事業都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在體制上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相比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把人民的力量充分調動起來，在戰爭和建設時都能創造出讓世界感到驚訝的奇跡。回顧歷史和展望未來，我們更應堅定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還證明，對于帝國主義侵略行為不能示弱，同時在斗爭中要有理、有利、有節，注意策略和手段的運用。回顧70多年前，新中國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面對全球超強的美帝國主義者，能有那種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氣概，這也是前輩留給后人的寶貴精神財富。一代歷史巨人發出的“美國反動派也都是紙老虎”的豪言，今天仍似乎在我們耳邊回響。現在我們國家的新一代人學習和發揚抗美援朝戰爭時的那種奮斗精神，傳承紅色基因，就一定能沖破國際反華勢力的打壓，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砥礪前行！

（作者為國防大學退休返聘二級教授、少將軍銜）

責編/謝帥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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