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深入黃河流域考察調研，對黃河治理作出了許多重要論述，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原則，是習近平生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科學治理黃河擎畫了藍圖，需要我們深入學習領會。

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看待黃河治理的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黃河流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黃河哺育著中華民族，孕育了中華文明。沒有黃河流域的復興，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復興。而要實現黃河流域的復興，首先要從根本上將黃河治理好、發展好。

黃河治理事關生態安全。生態安全是總體國家安全的基礎和保障，大江大河的安全是生態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重要河流生態出了問題，我國生態總體上就是不安全的。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特別重視黃河的生態保護，黃河病了要“醫治”，而且必須治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黃河流域構成我國重要的生態屏障，是連接青藏高原、黃土高原、華北平原的生態廊道，擁有三江源、祁連山等多個國家公園和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黃河流經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區、五大沙漠沙地，沿河兩岸分布有東平湖和烏梁素海等湖泊、濕地，河口三角洲濕地生物多樣”。這里提到的生態屏障、生態廊道、生態功能區等是黃河流域自然生態的基礎和保障，破壞了這些基礎和保障，整個黃河流域生態就會出大問題。

黃河治理事關經濟安全。自然生態是經濟發展的物質前提，生態安全直接影響到經濟安全。正是因為如此，黃河治理有著十分重要的經濟安全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黃河流域是我國重要的經濟地帶，黃淮海平原、汾渭平原、河套灌區是農產品主產區，糧食和肉類產量占全國三分之一左右。黃河流域又被稱為‘能源流域’，煤炭、石油、天然氣和有色金屬資源豐富，煤炭儲量占全國一半以上，是我國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礎工業基地”。所以說，黃河治理對整個黃河流域的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都有著重要意義。

黃河治理事關全面小康。打贏脫貧攻堅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而黃河流域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區域。如果黃河治理不好，生態脆弱，就很難打贏脫貧攻堅戰，即使脫貧了也很難鞏固。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特別關注黃河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黃河流域的生態問題是制約這個區域實現全面小康的重要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黃河流域是多民族聚居地區，主要有漢、回、藏、蒙古、東鄉、土、撒拉、保安等民族，其中少數民族占10%左右。由于歷史、自然條件等原因，黃河流域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特別是上中游地區和下游灘區，是我國貧困人口相對集中的區域。積極支持流域省區打贏脫貧攻堅戰，解決好流域人民群眾特別是少數民族群眾關心的防洪安全、飲水安全、生態安全等問題，對維護社會穩定、促進民族團結具有重要意義”。

用歷史思維凝練經驗，提出新時代治理黃河的主攻方向

黃河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黃河也有自身的苦難與輝煌。面對黃河水患，世世代代中華兒女付出了艱辛努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講，中華民族治理黃河的歷史也是一部治國史。自古以來，從大禹治水到潘季馴‘束水攻沙’，從漢武帝‘瓠子堵口’到康熙帝把‘河務、漕運’刻在宮廷的柱子上，中華民族始終在同黃河水旱災害作斗爭。但是，長期以來，受生產力水平和社會制度的制約，再加上人為破壞，黃河屢治屢決的局面始終沒有根本改觀，黃河沿岸人民的美好愿望一直難以實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真正從根本上有效治理黃河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沿黃河軍民和黃河建設者開展了大規模的黃河治理保護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眼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全局，提出并實踐“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兩手發力”的治水思路，黃河流域經濟社會發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的成就是：

第一，水沙治理取得顯著成效。防洪減災體系基本建成，確保了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實施水資源消耗總量和強度雙控，流域用水增長過快局面得到有效控制，有力支撐了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第二，生態環境持續明顯向好。水土流失綜合防治成效顯著，生態環境明顯改善。  

第三，發展水平不斷提升。鄭州、西安、濟南等中心城市和中原等城市群加快建設，全國重要的農牧業生產基地和能源基地的地位進一步鞏固，新的經濟增長點不斷涌現。

黃河治理雖然取得了許多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但是，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多種因素疊加影響，黃河治理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根據歷史上治理黃河的經驗，提出新時代治理黃河的主攻方向。

一是必須治好水患。黃河最鮮明的特征是“地上懸河”，防洪壓力巨大，一旦發生流域性洪水，游蕩性河段河勢不能完全控制，危及大堤安全。河南、山東居民在遷建規劃實施后，還有近百萬人仍生活在洪水威脅中。

二是必須解決流域生態環境脆弱問題。黃河流域生態環境同長江、珠江等流域相比，黃河流域生態環境長期脆弱。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黃河上游局部地區生態系統退化、水源涵養功能降低；中游水土流失嚴重，汾河等支流污染問題突出；下游生態流量偏低、一些地方河口濕地萎縮。黃河流域的工業、城鎮生活和農業面源三方面污染，加之尾礦庫污染，使得2018年黃河137個水質斷面中，劣V類水占比達12.4%，明顯高于全國6.7%的平均水平”。解決黃河流域生態環境脆弱，既要有效恢復生態系統，又要花大力氣治理污染問題。

三是必須解決水資源保障形勢嚴峻問題。水資源缺乏既是生態問題，又是發展問題，只有有效解決水資源保障問題，才能真正解決生態和發展這兩個相互關聯的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黃河水資源總量不到長江的7%，人均占有量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27%。水資源利用較為粗放，農業用水效率不高，水資源開發利用率高達80%，遠超一般流域40%生態警戒線”。南水北調是解決黃河流域水資源缺乏的重要舉措，利在當代，功在千秋。但是，外引只是補充性手段，最重要的還是要使黃河流域自身的水環境實現良性發展。

用辯證思維引領發展，為黃河流域科學發展明確了方向

黃河流域的生態問題同不科學的發展方式密切相關，粗放的發展方式是生態問題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針對這個問題，習近平總書記運用辯證思維，為黃河流域科學發展明確了方向。

堅持保護、治理和發展相統一。一是要堅持“治理黃河，重在保護，要在治理”的理念。要堅持山水林田湖草綜合治理、系統治理、源頭治理，統籌推進各項工作，加強協同配合，推動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二是要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類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統籌謀劃，共同抓好大保護，協同推進大治理。三是堅持“促進全流域高質量發展”的理念。通過高質量發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改善人民群眾生活、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堅持實事求是和改革創新相統一。實事求是是思想路線，也是工作方法，在治理黃河的實踐中，實事求是的原則要求是：黃河流域的治理和發展要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施策，發揮各地比較優勢，宜糧則糧、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商則商。同時，黃河流域治理要不斷創新體制機制。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落實的工作機制是在實踐中形成的創新成果，要運用好這一機制。同時還要不斷創新黃河治理的新手段、新方法，將當代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等有機運用于黃河治理，不斷提高黃河治理的科技含量和創新水平。

用系統思維統籌全局，立足于黃河全流域和生態系統的整體性保護

生態是統一的自然系統，是相互依存、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習近平總書記特別重視系統思維在生態建設中的重要價值。

要充分認識人與自然的相互依存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林和草，這個生命共同體是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一定要算大賬、算長遠賬、算整體賬、算綜合賬，如果因小失大、顧此失彼，最終必然對生態環境造成系統性、長期性破壞”。

要從系統工程和全局角度尋求新的黃河治理之道。“不能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各管一攤、相互掣肘，而必須統籌兼顧、整體施策、多措并舉，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態文明建設。治理好水污染、保護好水環境，就需要全面統籌左右岸、上下游、陸上水上、地表地下、河流海洋、水生態水資源、污染防治與生態保護，達到系統治理的最佳效果。要深入實施山水林田湖草一體化生態保護和修復，開展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加快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綜合治理。”

要堅持“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治理原則。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涉及黃河的一切經濟活動都要以不破壞生態環境為前提。堅持統籌謀劃、協同推進，立足于全流域和生態系統的整體性。

用底線思維規范行為，守住生態責任底線

解決生態問題，重在行動。習近平總書記運用底線思維為解決生態問題劃出了許多底線、紅線，這些底線、紅線為治理黃河明確了行為規范，這里的行為既包括政府行為，也包括個體行為。

必須堅守生態底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生態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必須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加快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把經濟活動、人的行為限制在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能夠承受的限度內，給自然生態留下休養生息的時間和空間”。不同地區的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三條紅線不允許突破，對突破三條紅線、仍然沿用粗放增長模式、吃祖宗飯砸子孫碗的事，絕對不能再干，絕對不允許再干。“在生態保護紅線方面，要建立嚴格的管控體系，實現一條紅線管控重要生態空間，確保生態功能不降低、面積不減少、性質不改變。在環境質量底線方面，將生態環境質量只能更好、不能變壞作為底線，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改善，對生態破壞嚴重、環境質量惡化的區域必須嚴肅問責。在資源利用上線方面，不僅要考慮人類和當代的需要，也要考慮大自然和后人的需要，把握好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度，不要突破自然資源承載能力。”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重要論述，既是認識層面的，也是政策層面的，必須得到切實貫徹。

必須堅守制度底線。從實踐經驗看，保護生態環境根本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制度和法治本身就是底線，絕不允許突破制度底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生態環境保護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大多同體制不健全、制度不嚴格、法治不嚴密、執行不到位、懲處不得力有關。要加快制度創新，增加制度供給，完善制度配套，強化制度執行，讓制度成為剛性的約束和不可觸碰的高壓線。……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令在必信，法在必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關鍵在真抓，靠的是嚴管。我們已出臺一系列改革舉措和相關制度，要像抓中央環境保護督察一樣抓好落實。制度的剛性和權威必須牢固樹立起來，不得作選擇、搞變通、打折扣”。

必須堅守責任底線。再好的制度要靠人去執行，這就是責任擔當問題。有的地方生態環境問題多發頻發，反復被約談、被曝光，這些地方的相關負責人就是丟了責任的底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落實領導干部生態文明建設責任制，嚴格考核問責。對那些不顧生態環境盲目決策、造成嚴重后果的人，必須追究其責任，而且應該終身追責。對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不能手軟，不能下不為例。要下大氣力抓住破壞生態環境的反面典型，釋放出嚴加懲處的強烈信號。對任何地方、任何時候、任何人，凡是需要追責的，必須一追到底”。生態問題，往往就是責任問題，生態責任底線必須守住。生態責任是基本要求，只有守住了生態責任這個底線，才能進一步提高全社會的生態覺悟，進一步凝聚全社會的生態共識，形成全社會共創生態文明的良好局面。

（作者為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副會長）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②《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