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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以來愛國衛生運動的演進軌跡

【摘要】愛國衛生運動在應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日常衛生倡導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從1978年的16字方針到1989年的24字方針,再到2017年“以人民健康為中心,政府主導,跨部門協作,全社會動員,預防為主,群防群控,依法科學治理,全民共建共享”的42字方針,愛國衛生運動的內容不斷深化和豐富,不同時期呈現不同特點。針對此次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們應吸取經驗教訓,并將衛生防疫工作提升到政治任務的層面加以重視。

【關鍵詞】愛國衛生運動  疫情  防控  政治  人民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作為有中國特色的公共衛生實踐活動,愛國衛生運動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除四害”、講衛生、消滅疾病為中心,在我國特定條件下形成的一種群眾性衛生活動形式。2020年3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關工作時強調:“要堅持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從人居環境改善、飲食習慣、社會心理健康、公共衛生設施等多個方面開展工作,特別是要堅決杜絕食用野生動物的陋習,提倡文明健康、綠色環保的生活方式。”這就明確了愛國衛生運動在新時代的重要作用,以更好應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在社會日常衛生倡導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愛國衛生運動的興起和發展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發展了愛國衛生運動。新中國剛成立時,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整個社會衛生環境惡劣、衛生設施匱乏、傳染病流行,民眾整體的健康水平低下,人均壽命不足40歲。1952年初,美國在朝鮮戰場上實施了細菌戰,為有效應對,黨中央向全國人民發出號令:反對美帝細菌戰,進行滅蟲、消毒的防疫運動。毛澤東同志題詞指出:“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同年3月,政務院決定成立防疫委員會,之后更名為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以領導和發動全國廣大軍民開展轟轟烈烈的以消滅病媒蟲害為主要內容的愛國衛生運動。面對細菌戰的威脅,黨和政府對衛生問題的重視上升到了國家安全層面。1953年,黨中央、國務院提出“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方針,決定把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納入國民經濟建設規劃。這一時期愛國衛生運動的重點是“除四害”、講衛生、整治環境,通過開展群眾性衛生運動,新中國有效控制了鼠疫等突發急性傳染病的流行,切實改善了群眾的健康狀況。

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受三年自然災害及“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愛國衛生運動有所遲滯和放緩。

改革開放之后,愛國衛生運動的形式和內涵有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1978年4月,黨中央、國務院重新成立了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制定“加強領導、動員群眾、措施得力、持之以恒”的16字愛國衛生運動方針。1980年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確定愛國衛生運動的任務是:繼續廣泛發動以除害滅病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加強宣傳教育、普及衛生知識;健全完善衛生章法和衛生管理監督制度,把愛國衛生運動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整體規劃。這次會議提出,愛國衛生運動除努力完成原有的除害滅病任務外,還要認真解決由于環境污染帶來的一系列嚴重衛生問題。1981年7月,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進一步明確,愛國衛生運動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項重要的、長期的戰略任務。1982年,“開展群眾性的衛生活動,保護人民健康”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由此確立了愛國衛生運動的法律地位。1989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強愛國衛生工作的決定》,提出愛國衛生工作的基本方針是:“政府組織,地方負責,部門協調,群眾動手,科學治理,社會監督。”這是我國愛國衛生運動史上的一個綱領性文獻,它標志著具有中國特色的衛生工作形式進人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黨的十八大以來,愛國衛生運動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繼承和發揚愛國衛生運動優良傳統,發揮群眾工作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持續開展城鄉環境衛生整潔行動,加大農村人居環境治理力度,建設健康、宜居、美麗家園”。2015年1月,國務院時隔25年又一次專題印發指導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重要文件《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期愛國衛生工作的意見》。2017年5月12日,在愛國衛生運動65周年暨全國愛國衛生工作座談會上,黨中央提出了新時期愛國衛生運動的42字方針,即“以人民健康為中心,政府主導,跨部門協作,全社會動員,預防為主,群防群控,依法科學治理,全民共建共享”。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堅持預防為主,深入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倡導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預防控制重大疾病。”

方針的制定,對推動愛國衛生運動的發展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從1978年的16字方針到1989年的24字方針,再到2017年的42字方針,愛國衛生運動的內容不斷深化。1978年方針強調領導作用,側重于群眾運動及持久性。1989年方針明確了責任主體,講究科學方式,強調社會監督的作用。與1978年方針相比的創新之處在于“科學治理、社會監督”。2017年方針突出了“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體現了愛國衛生運動的根本宗旨,確立了“政府主導、跨部門協作、全社會動員”的愛國衛生運動工作機制,明確了“預防為主、群防群控,依法科學治理”的工作方法和基本路徑。在科學方式的基礎上強調依法工作,貼合了“依法治國”的理念與要求;“全民共建共享”,體現了愛國衛生運動“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分享健康成果”的理念。可見,愛國衛生運動成為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次疫情防控遵循了愛國衛生運動的基本方針。

愛國衛生運動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啟示

2020年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我國能夠在最短時間內有效控制疫情,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與基層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是分不開的。可見,愛國衛生運動對于今天全球疫情防控工作具有重要啟示作用。

抓住主要矛盾,進行重點突擊。愛國衛生運動既要集中力量開展突擊性工作,又要重視常態化工作,對人民健康保持長期關注。愛國衛生運動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發展到今天,可以大致分為專項重點的突擊運動和平時生活化衛生活動兩種狀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愛國衛生運動更偏向開展突擊的、階段性的、立竿見影的運動,以在短時間內達到“除四害”、反抗美國細菌戰的顯著效果。在運動進行過程中,黨和政府首先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對季節性和特定地點的不衛生現象著力進行突破。如1953年,全國開展春季愛國衛生突擊運動,對城市中的污水溝、垃圾堆、公共廁所等滋生病菌的關鍵地點,進行清掃、整治。到1959年,全國衛生狀況得到了極大改善,傳染病態勢得到了有效遏制,醫療衛生條件顯著提高。在本次疫情高發期和疫情嚴重地點,有重點、有目標,集中力量及時管控和處理,調集全國醫護力量和醫療資源馳援武漢,使疫情短期內得到控制,抓住了主要矛盾,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注重培養人才,健全機構體制。這是愛國衛生運動持久開展的重要保證。得益于人民群眾政治覺悟的不斷提高,更得益于黨和政府對衛生工作的毫不松懈和密切重視,愛國衛生運動逐漸由季節性和特定地點的運動發展為經常性的運動。曾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在愛國衛生廣播大會上強調,衛生工作是長期的建設工作,必須眼光長遠,堅持開展。當時的黨中央要求各地抓緊組織建立衛生防疫機構,成立衛生防疫培訓班培養防疫人才。1954年中央機關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總檢查組制定了《衛生檢查提綱》,這是我國最早的衛生檢查標準,它使我國衛生管理工作向規范化方向發展。到1959年底,我國已有1686個衛生防疫機構。同時,把散在的醫務人員組織起來,成立聯合醫院、聯合診所、聯合婦幼保健站等聯合醫療機構,為醫療保健網的建立作出了貢獻。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機制,構建新型公共衛生與疾病防控體系,培養適合新形勢發展的公共衛生人才。

樹立為人民健康服務的理念,引導人民群眾形成衛生健康的生活方式。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的愛國衛生運動更偏向常態化,具有長期性、連續性、預防為主的特點。在國家整體實力不斷增強,人民生活和基本衛生條件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為人民健康服務的理念成為愛國衛生運動的主要關切,并成為健康中國、美麗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重視高精尖治療技術發展的同時,應重視將預防疾病放在首位,在日常生活中積極引導人民群眾克服各種不衛生、不健康的生活習慣和方式,在居住環境、公共衛生設施、飲食習慣、心理健康、杜絕食用野生動物等方面開展常態化的愛國衛生運動,并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來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實現對疫病的群防群控。

將衛生防疫工作提升到政治任務的層面加以重視

認清性質,高度重視。改善衛生環境,提高人民群眾的健康水平,是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和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政治保障。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落后的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就引起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在疾病流行,缺醫少藥的環境中,廣大人民群眾對于健康的需求十分強烈。毛澤東同志在1951年9月作出重要批示:“各級黨委對于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的缺乏注意是黨的工作中的一項重大缺點,必須加以改正。今后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毛澤東同志對影響人民群眾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血吸蟲病傾注很大的精力,多次親赴疫區考察指揮防治工作,指示衛生部要加強領導,把消滅血吸蟲病作為政治任務來抓。1952年,面對細菌戰的威脅,黨和政府對衛生問題的重視上升到了國家安全層面。對此次疫情防控的高度重視,是站在關愛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健康的政治高度來認識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疫情發生以來,黨中央一開始就明確要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黨中央采取的所有防控措施都首先考慮盡最大努力防止更多群眾被感染,盡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這一理念貫穿疫情防控的始終。同時,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出發,中國也重視維護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積極主動地開展疫情防控的國際合作,向他國分享經驗、提供幫助,發揮我國負責任大國的作用。

加強領導,明晰主體。在愛國衛生運動開展過程中,各級領導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為愛國衛生運動的發展提供了根本保證。如新中國成立初期濟南市由市長親自領導,由區長、鄉長、村長、工廠廠長、學校校長等負責貫徹執行。但也有一些干部對衛生防疫工作缺乏認識,忽視運動的重要性。如有的認為,搞衛生防疫會妨礙生產經營活動,并以客觀條件不夠、經費不足為由,應付了事。對此,黨和政府一方面對這些干部進行衛生知識教育,強化運動的政治意義;另一方面,采取檢查措施,督促干部加強和鞏固衛生工作成果。從1978年方針“加強領導”、1989年方針“政府組織,地方負責,部門協調”,到2017年方針“政府主導,跨部門合作”,都強調了黨的領導和政府主導的重要性。疫情發生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這場人民戰爭,并親赴武漢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各級黨委和政府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真正做到守土有責、守土擔責、守土盡責,以共同打好疫情防控戰。

堅持群眾路線,廣泛開展動員。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愛國衛生運動是黨成功地將群眾路線在衛生工作中運用的范例。新中國成立前夕,華北人民政府衛生部召開全區衛生工作會議,提出開展以團結中西醫生、培養助產士等為首要任務的群眾衛生運動。1953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衛生工作必須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指出我國在上一年的衛生工作方面“最根本的經驗是:衛生工作必須與群眾運動相結合”,高度肯定了群眾在愛國衛生運動中的重要作用。1989年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強愛國衛生工作的決定》指出:“用開展群眾性愛國衛生工作的辦法,同疾病作斗爭,是我國創造的成功經驗。”

開展科普教育,創新動員方式。進行衛生知識和政策的宣傳教育是愛國衛生運動的一個重要步驟,也是開展動員工作的基礎。群眾雖然對疫病危害有直觀的認識,但對疫病的傳播機理和預防措施的了解還不夠。因此,大力開展宣傳教育,是群眾積極參與和支持國家防疫運動的重要舉措。新中國成立初期,為普及衛生知識,北京市組織開辦展覽會,通過顯微鏡和鼠疫圖片等,讓群眾了解害蟲細菌的真相。沈陽市舉辦“臟物展覽會”,中華醫學會編寫《防御細菌戰的知識》和《防疫常識》等科普材料,人民出版社和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防疫知識掛圖、衛生防疫宣傳畫、防疫小冊子等宣傳物,這些舉措起到了很好的科普宣傳教育的作用。在愛國衛生運動中,我國還推行了簽訂愛國衛生公約、開展“愛國檢查日”的宣傳動員方式。愛國公約是1950年由北京工商業界最早提出的,為鞏固抗美援朝經濟戰線的宣言。在愛國衛生運動發起后,防疫衛生工作被納入愛國公約,也出現了專門的愛國衛生公約。“愛國檢查日”是北京和山西基層民眾的自發創造與實踐,旨在提高和鞏固愛國衛生公約、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從1952年底開始推行,半月一次的集體檢查,不僅能及時對群眾宣傳新政策,還能增進群眾之間的友愛氛圍,調動人民群眾積極性。由此,人民群眾逐漸養成了清潔衛生的習慣,市容市貌也得到了極大的提高。此次疫情期間,科學家、專業人士,甚至普通民眾都積極投入科普宣傳當中,利用報紙、電視及新媒體等快捷便利的方式,迅速向廣大民眾傳播相關知識、預防手段,使民眾加快了對疫情的了解,增強了防疫能力,減少了恐慌和心理壓力,并積極配合和參與疫情防控工作,讓聯防聯控工作真正得到落實。與此同時,隨著信息傳播渠道的增多,傳播速度的加快,真假難辨的信息和謠言也隨之快速傳播,科普人員素質良莠不齊等問題進一步顯現,這些都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規范。

深入城鄉基層,細致開展工作。新中國成立初期,衛生問題出現在城市和鄉村的每個角落,要想徹底地對衛生環境展開“大掃除”,就必須深入基層、發動群眾,開展細致的衛生工作,而組織群眾參加衛生大掃除是愛國衛生運動深入城市基層的體現之一。天津市以市區為單位動員了全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市民參與清除垃圾、清理水坑、堵塞鼠洞、修建公廁等工作。安東市動員市民進行“家具大翻身”,推廣市民自發提出的室內衛生標準,家家戶戶都響應號召進行室內清掃,從每家每戶的日常衛生入手開展農村愛國衛生運動。在遼寧省石湖溝南村,村民以小組為單位,在愛國衛生公約中規定了個人衛生、飲食衛生的標準。在室內外衛生方面,村內實行值日輪流檢查制度,選舉衛生模范戶,同時對不衛生的行為予以批評。這些獎懲辦法帶動了村民開展衛生運動的積極性。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間,社區與村委會等基層組織發揮了特別的作用,他們承擔起為轄區居民發放宣傳品,張貼告市(村)民書、進行網格式排查、入戶走訪,清理衛生死角,對小區公共區域進行消殺等工作,同時積極動員志愿者投入防控工作,形成群防群治的工作局面,有力地保障了疫情防控的有序開展。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國向世界展示出了強大的動員能力,讓世界看到了中國人民的凝聚力。一方面體現在動員發動群眾積極參與上。大多數人民群眾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自覺在家隔離,盡量減少外出,降低交叉傳染的風險;很多群眾自愿擔任志愿者在鄉村、社區、街道等基層組織貢獻自己的力量,形成合力保障群眾所需生活物資、維持社區秩序等。另一方面體現在廣泛聽取群眾意見方面。毛澤東同志指出,“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人民群眾的智慧是無限的,快速聽取采納群眾的建議也是這次疫情防控措施及時有效的原因之一,這也是“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具體體現。

(作者為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張瑩、碩士研究生陳宇晗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①印石:《從抗擊非典的斗爭反思愛國衛生運動》(上),《基層醫學論壇》,2004年第8期。

②《陳毅在愛國衛生運動廣播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52年8月8日。

③《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④《習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華網,2020年3月10日。

⑤《華北召開全區衛生會議 號召開展群眾衛生運動》,《人民日報》,1949年2月10日。

⑥《衛生工作必須與群眾運動相結合》,《人民日報》,1953年1月4日。

⑦《有計劃有步驟地普遍推行“愛國檢查日”制度》,《人民日報》,1952年12月15日。

⑧青海省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辦公室編:《愛國衛生運動資料匯編》,青海省愛國衛生運功委員會,1958年。

⑨《天津、重慶、安東開展愛國衛生運動》,《人民日報》,1952年6月28日。

⑩《遼東寬甸縣石湖溝南村的愛國衛生運動》,《人民日報》,1952年7月19日。

責編/張忠華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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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小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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