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黃河流域是人類古代文明的發源地之一，也是中華民族文明的發祥地。歷史上，黃河中下游河道淤積、決溢、旱澇災害頻繁，甚至影響古代王朝的國運，已成為全球人地關系中獨特的經典案例。從河道變遷與治理、農業發展與人口變遷、城鎮空間結構三個方面分析黃河流域人地關系的演變，能夠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重大部署提供珍貴的經驗借鑒。

【關鍵詞】環境變遷  人地關系  黃河流域     【中圖分類號】K901    【文獻標識碼】A

當前人地關系研究理論更趨于綜合性、區域性和預測性，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獲得學界廣泛的認同，①這個系統也應包含時間維度，歷史地理學關注歷史時期人地關系的演變過程、區域分異與整合，以及影響機制和因果探索。黃河流域是人類古代文明的發源地之一，也是中華民族文明的發祥地。今天的黃河流域總面積79.5萬平方公里，黃河干流全長5464公里，東西跨越三大階梯、四個地貌單元，流經地球上最大面積的黃土高原，與其他河流共同塑造了華北平原。黃河流域9省份2018年的GDP約占全國的26%，總人口約4.18億，約占全國的30%，對于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和生態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黃河流域人地關系演變，為黃河流域的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提供歷史經驗。

黃河中下游河道的變遷與治理

黃河養育了中華民族，但其“善淤、善決、善徙”的特點，也給中華民族帶來過巨大的災難，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已有文獻統計，在1949年之前的3000多年間，黃河下游決口泛濫有1500余次，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在眾多研究者中達到共識的有六次大改道。②戰國中期以前黃河下游存在兩條河道，即“禹貢大河”“山經大河”，這兩條大河故道流經今河北平原中部，下游河道多股分流，至今天津地區入渤海。戰國中期之后，下游河道兩岸開始筑堤，到西漢末年，形成比較固定的河道，稱為“漢志河”或“大河故瀆”，此為第一次大改道。河道走向大致經今天河南浚縣、濮陽、館陶東北、高唐東南、東光東，至黃驊西南入渤海。

第二次大改道，王莽始建國三年（11年），黃河在今大名東決口，至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根據決口后大河主流的趨勢，整理了一條從滎陽東至千乘（今山東高青東北）海口的新河道。王景設立了減水設施，上游河道寬廣有利于洪水積蓄，下游河道狹窄有利于沖刷泥沙，東漢河道安穩流淌了近600多年的時間。黃河長期安流的局面曾是學術討論的熱點，譚其驤先生認為是東漢以后游牧民族進入黃土高原地區，土地利用方式改變，水土流失減緩。③也有人認為這個時期正處于氣候漸趨干冷，降水減少，雖然土地利用方式改變，但植被恢復有限。這個問題雖然難下定論，但通過黃土高原侵蝕的深入研究，多數學者認為黃土高原的環境變遷過程中，自然侵蝕始終占主導地位，而人類活動的影響僅占較小部分。

第三次大改道，北宋慶歷八年（1048年），黃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陽東昌湖集）決口，經大名、館陶、臨清、棗強、獻縣、青縣至天津入海，稱為“北派”。嘉祐五年（1060年），黃河又在魏縣第六埽（今河南南樂西）決口，經冠縣、高唐、夏津、樂陵以東入海，稱“東派”。黃河改道后，朝廷在維持“北派”還是“東派”上爭論不休，北宋政局也隨之變動。

第四次大改道，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宋朝為了阻止金兵南下，在滑縣李固渡（今滑縣沙店集），人為決河，自此黃河東南奪泗、淮，不再東北流入渤海。

第五次大改道，窩闊臺四年（1232年），蒙古軍攻打歸德府（今河南商丘），又一次人為決口，黃河決歸德鳳池口（今商丘西北22里），奪濉河經泗入淮。此后黃河屢次決口，或奪汴、渦、潁水入淮，黃河下游河道達到了西南極限，也完成了從河北平原的太行山東麓，直到黃淮平原西南緣的扇形之旅。

第六次大改道，清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蘭陽銅瓦廂（今蘭考縣西北大壩頭）決口，向東多股沖決運河，經張秋、大清河，至利津入海。決口后，清廷在復故道還是維持新道上爭論不休，黃河在豫東北、魯西南地區長期泛濫成災，直至光緒元年（1875年）搶修東平至蘭考的南岸大堤，1876年修筑菏澤賈莊工程，黃河一水統歸大清河入海，也就基本形成了今天的黃河下游河道。

黃河的河道變遷影響中國古代王朝的社會經濟運行，古人對治黃總結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尤其是在元代開鑿京杭運河之后，國家仰給于江南，“治黃保漕”為基本國策。古人將河流的源流變遷、治理經驗，形成制度、記錄書史。相關治河古籍有正史中的河渠志、溝洫志，還有《水經注》《水道提綱》《河防通議》《治水筌蹄》《河防一覽》《治河方略》《治河全書》等。在治理經驗中，比較著名的有潘季馴的“束水攻沙”方略，將筑堤、防洪、沖沙結合起來治理黃河下游河道。清代胡定提出了“汰沙澄源”的方案，也就是在上游地區溝壑口建造淤地壩，防止水土流失。這些都是黃河治理和生態保護中的寶貴經驗，比如截至2016年，潼關以上共建有淤地壩5.6萬座，在黃河減沙中的貢獻率為34%。

黃河流域農業發展與人口演變過程

農業和人口是衡量區域人地關系的主要指標和途徑。人類對環境改造和資源的獲取加工，能夠反映人類活動的強度、技術水平及其影響。人口數量反映了土地墾殖能力、資源利用率和生態承載力。

在大約10000年前地球進入全新世大暖期，人類社會進入了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農業區迅速擴張，但到距今4000年前后有降溫過程，表現為氣候干旱、異常降水，造成了周邊文化區的衰落，而促進了中原文化區的興起。《史記》記載“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說明了汾河谷地、伊洛平原和黃河中下游地區是早期的農耕區。秦漢時期，黃河流域農業進一步發展，司馬遷將全國劃分為四個經濟區，即山西地區、山東地區、江南地區、龍門碣石以北。山西和山東地區是基本農業區，物產豐富，人口聚集。龍門碣石一線為農牧交錯帶，以北是游牧方式，江南地區還比較落后。黃河中下游地區成為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農業技術水平提高進入精耕農業階段，比如代田法和區田法的輪耕、精耕方法，農田水利發達。④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朝局動蕩，中原人口向南遷移，北方游牧部落南下，黃河流域社會經濟受到重創。隋唐統一后，黃河流域社會經濟再度興盛，但是安史之亂又一次重重打擊了黃河中下游地區，形成了第二次人口南遷，這個時期江南地區漸漸興起，經濟重心也開始南移。北宋末年金人南侵，中原地區的人口第三次大規模南遷，完成了經濟重心的轉移，江南地區地位越來越重要。

《漢書·地理志》記載了公元2年全國的戶口數字，其中黃河流域的兗州、司隸、豫州、徐州和冀州，戶數和口數在全國占比都超過了50%。《新唐書·地理志》記載了唐天寶元年（742年）的戶口數。河南道與河北道戶口數最多，戶口數超過了全國的1/3。可見黃河中下游地區具有豐厚的基礎，但此時江南東道（相當于今天的浙江、上海、福建和江蘇南部地區）戶口數量增長較快，戶口數超過了全國的12%。

《元史·地理志》記載了元代戶口最多的三個行省都在南方，分別是江浙、湖廣和江西，江南地區不僅僅是經濟重心，而且也是人口重心，三省的戶口數已經超過全國的80%。《明會典》記載了明代萬歷6年（1578年）戶口，最高的是南直隸、江西和浙江，戶數和口數分別占到全國的47%和36%。清朝中期中國人口激增，《清文獻通考》記載乾隆32年（1767年）的全國人丁數。江蘇和安徽的人丁數占到全國的23%。總之，從西漢、唐代、元代和明清統一王朝的戶口或人丁統計數字來看，唐代以后黃河流域雖然有良好的基礎，但江南地區發展迅速，到元代已經完全超越黃河流域。明清時期雖然山東人口數量大，但在經濟產值和社會財富程度上存在較大差距，反而出現了人多地少的人地關系緊張的現象。

黃河流域城鎮空間結構演變

城鎮景觀是人地關系的集中體現，是人類活動強烈塑造地表和適應環境的集中產物。黃河流域隨著農業發展，也出現了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聚落，例如陜西臨潼姜寨遺址（BC5000-BC4500）。考古發現的城邑大部分屬于仰韶文化晚期和龍山文化，建有城墻的城邑大量出現也和4000年前的降溫事件有一定關系。龍山時代的城邑大部分集中分布在渭河流域、汾河下游地區、伊洛平原，以及山東西南和河南東部地區。

部族的征伐和融合，促進了都邑的出現，“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鯀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以城郭之始也”。文獻中記載了許多都城，比如禹都安邑（今山西夏縣）、陽城（今河南登封）等。考古中著名的都邑有夏代中晚期都城偃師二里頭遺址，商代早中晚期都城偃師商城、鄭州商城、安陽殷墟。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建城的一次高潮，考古發現有428座城址，《戰國策》記載戰國時則“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

都城為國家的政治權力中心，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都城選址的基本區域，目前列入“中國大古都”系列的九個城市：北京、西安、洛陽、南京、開封、杭州、安陽、鄭州、大同中，有7座古都在黃河流域。都城的空間轉移大致從西安洛陽一線，到開封、杭州、南京，再到北京，尤其是元明清以來以北京為都城與江南地區經濟重心相分離，除了“天子守邊”戰略上的因素外，有利于加強不同地區之間的聯系，京杭運河的修建推動了運河沿線城鎮的發展，可以說運河與漕運加速調整了中國東部地區的城鎮格局。

根據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我們整理了自公元前221年到1911年，縣級以上的黃河流域城市歷史數據，秦漢時期的城市有512座、西漢1883座、東漢1173座、魏晉南北朝時期共有1948座、隋唐2422座、北宋1459座、元代712座、明代806座、清代779座。西漢至唐代，城市建置裁撤數據變化比較大，與王朝盛衰更替相關，而元明清時期城市數量趨于穩定。通過地理信息系統（GIS）對歷史時期的城市空間分布格局進行可視化分析，發現有三個城市集中分布區，即以今天正定、安陽為核心的太行山東麓城市分布帶；以西安為核心的渭河城市分布帶；以洛陽為核心的伊洛平原城市分布帶。次一級的核心區有以運城為核心的山西汾河城市分布帶；以天津、徐州、聊城、淮安為核心的運河城市分布帶；以濟南為核心的魯中山地北麓城市分布帶等。

這樣的空間分布格局總體上受到氣溫和降水的影響，以今400mm年均等降水線為界線，大部分城市分布在分界線的南部地區。其次，河流是基本影響因素，黃河中上游地區城市主要沿著黃河的二級支流分布，包括渭河、汾河、伊河、洛河；下游地區在黃河頻繁擺動影響下，河北平原城市集中在太行山東麓，而黃淮平原城市呈現相對均衡分布，魯中山地北麓的城市分布基本上也沒有逾越黃河河道。（見圖1）

黃河流域的人地關系演變，集中表現為河道的變遷與治理、農業與人口的發展、城市起源和擴散，這三個方面不是獨立的元素，而是相互作用和影響的，只是歷史時期每個階段有不同的特點，出現人地關系相對和諧或緊張狀態。人類技術水平的提高，會加強對自然環境的塑造力，自然環境某些方面被抑制或改造，但又會出現新的問題。

黃河流域內不同區域間的自然環境條件和人地關系存在較大差異，農牧交錯帶還屬于環境脆弱地區。黃河也不是全線通航的河道，所以區域之間的經濟聯系并不緊密，沒有形成河流經濟帶。今天的黃河在治沙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水資源不足已成為流域內生態保護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主要矛盾，河道斷流、濕地萎縮、地下水超采、特大城市輸水等，除了流域內部積極改善緊張的人地關系外，也需要跨流域解決相關問題，此外關于黃河水沙綜合調控、下游河道的沖刷維護、水資源的分配與涵養等問題也需要歷史思維尋找經驗。

（作者為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研究員、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近代海河治理與天津港口變遷研究”（項目編號：14CZS036）研究成果】

【注釋】

①吳傳鈞：《論地理學的研究核心：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經濟地理》，1991年第3期，第1-6頁。

②鄒逸麟、張修桂、王守春：《中國歷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203頁。

③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學術月刊》，1962年第2期，第23-35頁。

④韓茂莉：《中國歷史農業地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5頁。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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