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7級大學生。我們這屆大學生經歷了從“老路”到“新路”的轉折全過程。我們于“歷史在徘徊中前進”的時候參加高考。跨入校門不久，便出現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歷史轉折”。到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我們黨作出第二個“歷史決議”，國家結束了撥亂反正的歷史階段。那四年，名副其實地是從老路到新路的四年，是轟轟烈烈、舉國沸騰、大思大進的四年。對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來說，也是不關心時事、不思想解放、不張揚青春個性、不“精神貴族”都很難的四年。

“兩個轉變”

我研究生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文化組，開始關注文藝界、思想文化界的各種現象，研究現實問題，視野更廣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解散的時候，我有機會到別的中央機關部門，條件也非常好，可我就是一門心思想搞學問。正好，1986年我讀到過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一本叫《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的小冊子，作者是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等前輩，發現毛澤東讀了那么多書，里面還談到毛澤東評論《紅樓夢》等，跟我的專業很接近。我就給當時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當副主任的龔育之寫了一封信，表達了我想到文獻研究室工作的意思。龔育之同志向室里推薦后，1987年年底我就到了中央文獻研究室。從此，一干就超過了30年。

到中央文獻研究室后，我被分配到當時的理論組。做的第一個工作，就是校對《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的書稿。1988年，我的幾本文藝論著出版，那時出書還不像現在這么容易，一時便不知天高地厚地送給一些同志“批評指正”。室主任李琦同志有一次碰到我，就跟我說：“陳晉呀，你寫的東西我們都看不懂呀。”那時候喜歡拽新名詞，就是新方法、新觀念什么的。這句話給我的觸動很深，從此開始了兩個轉變：一是轉興趣，立意研究黨史文獻，特別是研究毛澤東；二是轉文風，要學會寫非學院派的文章。

在積累材料方面，中央文獻研究室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當時文獻研究室找了三個年輕人來完成一本文獻選編，我在里面。于是我就開始看毛澤東的檔案材料，兩年時間，從頭看到尾，看了一個遍。看材料的過程很興奮，越看越覺得毛澤東的語言風格、文章、氣勢，包括他的決策過程，都特別吸引人。看了兩年多，我覺得該寫點東西了。

我寫的第一篇關于毛澤東的長篇論文，叫《毛澤東與文藝傳統及其文化性格》。因為心里沒有底，就先請我們理論組的組長石仲泉同志把關，他覺得不錯，1990年在《黨的文獻》分三期連載。好多人都覺得角度比較新，很多老同志都很支持我。龔育之讀了以后，專門跟我說，你這篇文章很好，我再給你補充一個材料。他說有首詞傳說是毛主席寫的，當時他在中宣部還考證過，也以為是毛主席寫的，實際上后來查證是山東大學一個叫高亨的教授寫的。我還把這個材料補充到了我別的書里面。后來就寫得越來越多了。

研究黨的歷史和理論如何做好積累工作

做研究，主要靠平時積累。而編輯黨的文獻，研究黨的歷史和理論，本身就是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工作。文獻研究室編輯了那么多書，基本上是不署名的，背后不光是材料積累，也是研究積累。特別是對年代遠一點的文稿，要考證，要查明版本，還要寫題注、注釋等，很麻煩，其實這也是在研究。我到中央文獻研究室不久，就聽說當時編一本毛澤東著作選編，為給其中一篇文獻中提到的王實味作注，參加工作的同志就寫了幾萬字的考證材料，最后落實到正式文字上，也就80多個字。還有，為了弄清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的一篇文稿中提到的是“茶油”還是“茶、油”，參加工作的同志不知查閱了多少文稿，還到井岡山實地調查。

我也有這方面的體會。編輯《毛澤東文藝論集》的時候，為了弄清楚毛澤東1938年一次講話中提到的，關于徐志摩說過的“詩要如銀針之響于幽谷”這句話的出處，我們把徐志摩的書、魯迅的書、陳西瀅的書，翻了個遍，遺憾的是，最終還是沒有得出確切的結論。總之，我覺得文獻研究室的日常工作都是在搞研究，至少是為研究積累材料、思路。我在這樣的氛圍中工作，自然也不會把工作和研究對立起來。對毛澤東的思想生平著作比其他研究單位的人熟悉一點，是很自然的。

需要說明的是，任何研究都離不開前人的積累。我的研究是建立在老一代黨的文獻工作者對毛澤東等老一代領導人的著作的編輯和研究基礎上的。他們扎扎實實地編了很多書，有的可能是年齡大了，就沒再寫了，比較起來，我當時年輕，所以有勁頭寫寫。在寫作上，也是向文獻研究室的老一代同志學習，比如逄先知、龔育之、金沖及、石仲泉等。對我們這些人，他們總是主動地“傳幫帶”，充滿熱情。

研究毛澤東的心得

研究毛澤東卓有成效的專家很多，我是后來者，只是在具體領域有些心得。

第一，做黨的歷史和理論研究、領袖人物研究，有很多種切入視角。但無論哪種視角，都應該靠材料說話。毛澤東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時代在往前走的時候，總難免回過頭來評價和研究毛澤東。這時候，學術界理論界的研究就很重要了。關于毛澤東，現在網上有不少議論，但有的議論不能算是研究。有的人是靠感覺，容易被情緒左右，容易被先入為主的感受左右。我們看了不少材料，編了很多書籍，考證了不少細節，得出的結論是以材料為根據的。比如就我參加《毛澤東傳》《毛澤東年譜》這樣的項目編撰來說，一條不成文的規矩是，不能保證把所有的材料都寫上去，那也不可能，但凡是寫出來的材料，都是要有可靠依據的，這是得出觀點的一條底線、一個前提。當然，這也是中央文獻研究室給我們的一個恩惠，這種機會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的。但是一旦得到了這個機會，只要按照規律辦事，寫出來的東西，別人還是認可的。

第二，我覺得黨史文獻和毛澤東研究，是一個大領域，每個人都做到各種專題都精通，各個歷史階段都精通，每位領袖人物都精通，是不可能的。要在這個領域里馳騁，大概要處理好“根據地”“制高點”和“長征”三者的關系。根據地就是基礎性工作，比如寫傳記、寫年譜，編各種綜合或專題文獻集等。此外，還要有“制高點”，就是要有體現專長和學術個性的深入研究，要有帶興趣點的領域。我從文化性格、文化思想、理論個性、實踐個性、人格個性這些角度切入，來研究毛澤東，大概也算是在尋找“制高點”。但是，如果總是固守一個“制高點”也不行，時代在變化，人們關注的熱點也在變化，這個時候，你可能會從根據地出發，利用在制高點上積累的優勢，進行“學術長征”，開辟新的根據地。“學術長征”是最考驗水平的，最顯功底的，最顯創造性的，而且這是一個無盡頭的研究過程。總體上來說，“根據地”“制高點”“長征”的關系，就是“由博入約”和“由約入博”的兩個過程。

第三，就是“讓歷史插上文學的翅膀”。黨史文獻研究要走得遠，有兩種途徑，一種是通過扎實研究，得出相應的史實結論或者是緊扣時代的理論新見。一種是善于把自己的見解以信達雅的方式呈現出來。通俗曉暢還要雅致地表達，這就是學術翅膀，有了翅膀，觀點會“飛”得更遠。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難道不是一篇美妙的散文？所以，我一直主張讓歷史插上文學的翅膀。老一代的大歷史學家，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文學素養很高的。黨內的大理論家，被稱為“二胡”的胡喬木、胡繩，他們的文字就不一般，讀起來就是有味道。黨史文獻研究，一定要“把有意義的事講得有意思”。有意義的人物、有意義的歷史事件講出味道來，這樣的話別人接受起來才容易。研究的目的是讓人閱讀、接受。黨史也好，毛澤東也好，那么波瀾壯闊，那么豐富生動，本來就有魅力，如果文章傳達出來是毛澤東一向反對的“八股”面目，那豈不是對不起他們了？總之，材料的角度，領域的角度，插翅膀的角度，我想應該是黨史文獻研究需要認真講究的。

搞黨史研究，恐怕要有一種做“常學”的心理準備

黨史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乃至90年代前期，是熱門“顯學”，現在是“常學”。顯學是全社會都關注，常學是經常要用的一門學問，但是不一定大家都去關注。今天搞黨史研究，恐怕要有一種做“常學”的心理準備。

“常學”好不好？好！社會變化很快，實際上我們往前走，現實總會帶來些矛盾，帶來些不安，帶來一些對未知的焦慮，這是必然的。于是，人們就難免回頭看一看，過去是什么樣子，我們是怎樣走到今天的，怎樣才能走得更好。這是歷史進步帶規律性的現象。但往回看不是往回退，而是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毛澤東就有句話，看歷史會看到前途。意思也是弄清楚我們從哪里來，為什么出發，一路的風景如何，有什么坎坷，最后會把我們帶向哪里去這樣一些問題。這就是“常學”的價值所在。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在這樣大的歷史節點上，黨史這門“常學”發揮的作用就更明顯了。黨史還是一門政治性很強的歷史學科，一定要有現實感。什么叫現實感？主要是研究至少應熟悉當代理論，注意歷史與現實的結合。

（作者為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副會長、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