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大健康觀引領下,多部門全社會參與合作的健康社區建設在社區網格化管理的探索中不斷呈現出精細化、落地化的融合發展趨勢。借鑒國內外相關健康治理經驗,建立醫聯體建設與社區網格化管理的整合機制、新型社區健康合作伙伴,以及健康+智慧社區建設,將成為融合式發展的重要突破口。
關鍵詞:健康社區治理 網格化 大健康觀 健康城市建設
【中圖分類號】D669.3 【文獻標識碼】A
社區網格化“管理”與健康社區“治理”的融合發展
現代人的健康內容不僅包括軀體健康,還覆蓋心理健康、心靈健康、社會健康、智力健康、道德健康、環境健康等方面。而城市是人們重要的活動場所,社區是人們共同生活的地方,“健康”的城市與社區對居民的健康有著重要意義。
從大健康大衛生觀出發,健康城市建設從廣泛的健康影響因素入手,以普及健康生活、優化健康服務、完善健康保障、建設健康環境、發展健康產業為重點,把健康融入到所有政策之中,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顯著改善健康公平;從具體實踐來說,社區作為城市的“細胞”,健康城市建設應從健康社區建設著手。健康社區主要包括健康政策、健康環境、健康人群、健康的管理體系;其策略是在多部門、多學科廣泛合作的基礎上,在更廣泛的意義上重點解決與自然的環境、和諧的社區相適應的生活方式等城市健康問題。簡而言之,健康社區是通過健康促進,使個人、家庭具備良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行為,通過創建良好的自然環境、物理環境、社會心理環境,以實現創建具有健康人群、健康環境的健康社區目標。
網格化管理模式,以精細化管理、人性化服務、多元化參與、信息化支撐為理念,運用網格地圖技術將所轄區域劃分為基礎網格和單元網格,以網格為社會服務管理的基本單元,推進公安、工商、民政、人社、城管與教育衛生等多部門基礎信息的對接融合,形成一個統一的城市信息綜合管理平臺。網格化管理對健康社區建設的精細化、可及性、快捷性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作為38個全國健康城市建設首批試點城市之一的宜昌市,借助網格化社會管理的工具——網格管理,通過建成的城市信息綜合管理平臺,對慢病人群的健康水平與服務利用,實現全方位的動態監測。
健康社區建設需要注重區域內多種社會資源與工具的融通整合,而網格化管理作為一項社會管理綜合工具,涉及到轄區內及時發現公共衛生事件、慢病居民健康與醫療服務利用、推動企業健康生產、建設健康居住環境等多方面,在某種程度上兩者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交融性。因此,在推進健康城市社區建設中,社區網格化“管理”與健康社區“治理”應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為人民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
從社區網格化“管理”到健康社區“治理”的重要突破口
從國家和地區層面來講,可以采取實施健康促進政策、創造支持性環境和增強社區行動等措施;而在社區層面,則可以利用網格化管理進行全面的資源整合和有效的多方合作,從而發揮多部門在健康促進中的合力作用。
建立醫聯體建設與社區網格化管理的整合機制
結合我國醫療衛生資源的特點,以我國的分級診療和雙向轉診制度為基礎,通過社區網格化管理整合信息和資源,探索醫聯體模式下的分診轉診機制。在醫聯體內,各級醫療機構明確功能定位,各司其職。以三級醫院為核心,與區域內二級醫院、社區醫院建立密切的雙向轉診制度,保證小病在社區、逐級轉診措施的執行。同時,建立轉診患者綠色通道,使患者在醫聯體內合理流動。社區以實現公共衛生及促進和維護社區居民健康為主,利用網格化管理收集信息,整合居民健康檔案,建立信息報告與社區追蹤隨訪管理制度等。社區醫院通過首診初篩,確診轉診至上級醫院,并承擔居民的預防和保健工作。組建社區多領域服務團隊包括醫生、護士、藥劑師、營養師,心理學家、相關專業學生與青年志愿者在內的整體服務體系,針對糖尿病或高血壓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制定出具有社區特色的規范化管理方案,有針對性地開展生活方式和飲食營養的健康教育,并鼓勵其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二級醫院主要負責轄區內常見病、多發病的診治及急癥患者的搶救,承接三級醫院下轉的康復期患者。三級醫院作為區域醫學中心,承擔危重病人和疑難病人的救治,主要提供住院、急診和轉診服務。二、三級醫院向社區下轉出院患者要把患者的相關信息及時通報給社區,社區醫生應該在規定時間內進行追蹤隨訪;社區網格員配合管理精神病人康復、艾滋病患者、戒毒者等重點人群的監控檢測與防控工作。
建立新型的社區健康合作伙伴
社區計劃項目形式。用項目或計劃的形式整合各方力量以處理好健康城市構建中的具體健康問題,并通過項目建設的形式來提高社區居民的健康水平。計劃項目建設模式主要為英國所運用,如利物浦的“利物浦健康城市計劃”,格拉斯哥的“健康食物計劃”等。具體來說,選取一個對社區健康影響較大的問題以政府立項形式,采用合作研究方法(社區參與式研究,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CBPR)授權和調動社區資本與社區資源,研究者采用比較系統的干預方案與社區成員共同行動,包括進行高血壓篩查、健康知識宣教,設計促進健康的方案,給重點人群提供職業培訓和住房服務以控制他們的血壓和糖尿病等常見健康問題;對某些嚴重影響居民健康狀況的專業化隱性知識和技能,通過引用專家的觀點或科學的理論指導,來尋求構建一個更為有效的公共衛生服務計劃與技術平臺。這樣,專家也能在公共衛生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預判疫情信息,及時向網格員、醫院以及相關部門反饋情況。此外,衛生健康研究人員、建筑學、交通等相關研究者應及早介入社區規劃,把綠色環保住房、交通、衛生健康擺在(社區建設)更加突出位置。
社區場所促進模式。該模式特點就是以不同單位或社區場所為健康促進的基本單元,針對不同單元制定不同的行業標準,促使行業的軟硬件方面同時提升,調動行業員工和居民的積極參與,用項目帶動整個健康城市的建設。蘇州市以“細胞工程”作為公眾參與健康城市建設的載體,幾乎完全覆蓋了整個城市居民的生活、學習和工作場所,使網格化衛生管理更精細更專業。長沙建立了基層兒童健康服務體系,與社區幼兒園、學校、兒童家長建立互動型的公益關愛群,專業化指導老師、家長開展基層兒童保健。臺灣“社區總體營造”居民參與的氛圍也是一種重要方式。以“健康”主題作為小區改造的切入點,小區居民通過學習交流形成共識,開展組織行動共同改善小區生活環境,維護良好的公共衛生,培養健康行為;通過衛生服務者提供疾病知識宣傳,提高居民自身健康意識,激發小區居民自覺接受公共服務并參與小區健康建設的意愿。同時,活動也提供了居民自然互動的機會,更易聯系居民間的情感和凝聚向心力,也能促使居民很好地利用小區公共衛生服務資源,提高網格化管理綜合效率。
公私合作伙伴關系。該模式是基于合作共治理論,依托于社會組織,在政府和民間團體、私人部門之間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關系,與居民共同推進健康城市的建設。通過建立國家層面的社區衛生發展中介組織(如:社區衛生協會),將非營利組織的財源、技術等支持引入社區,由中介組織扮演營造社區內外資源連結的橋梁角色;培育由社區居民代表與物業開發等商業業主、地方非營利衛生服務組織(如:衛生服務中心或站)的管理者共同組成社區衛生發展法人組織,引導該法人組織使其成為真正代表公眾利益的組織。借助團體組織的參與提供社區互動與商議小區健康需求的平臺,在健康食品、安全飲用水、低碳生活等綠色技術,以及環境衛生、臨床診斷與藥物利用等方面采取合作行動,培養信任合作的基礎。
健康+智慧社區建設
構建社區參與式健康治理網絡。這一治理網絡,基于平臺建設或大數據分析,建立公民知情渠道并獲得反饋意見,以完善相關政策與措施,實現政府部門與社區居民之間的雙向交流。如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所推出的“足不出戶的參與”項目,即國家衛生服務網絡以確保公眾和醫務人員能夠通過網絡和手機參與到相關的改革與發展之中。我國的“健康中國2030”發展戰略及其評估指標體系,通過系統監測、開放數據、啟動與公民健康相關的社會對話,能夠有效地建言并監督該戰略的具體實施及進程。同時,居民承擔責任通過網絡隨時向網格員反饋企業信息,主要是醫藥、煙草、酒精和食品飲料等相關企業對產品生產是否承擔健康的社會責任;政府通過強化監管來規制企業行為,參與社區健康治理活動。
通過信息技術整合社區內的醫療衛生資源。解決社區居民全方位、多層次的健康需求,有利于提升社區服務效率和水平,提高居民滿意度。將互聯網大健康技術引入社區衛生,提供健康預約、電子健康檔案、健康數據分析等智慧健康服務;依托智慧社區服務平臺,實現健康數據線上管理、線下復測,讓居民能隨時隨地自管,預防疾病;同時,推進線上問診、在線查問檢查結果等,緩解大醫院擁堵現象,以及人員分流也有利于減少交叉感染;等等。
數字化醫療有助于提高居民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在物聯網時代,數字化醫療與穿戴式保健技術的發展助推居民根據自己的需求,攜帶各種具有網絡功能的傳感器來監測其身體健康狀況,如充血性心力衰竭的遠程監測管理,高血壓遠程監測管理等。越來越多的網絡醫療衛生服務促進人們實時參與健康管理,并獲得醫療衛生服務。網格員協助衛生人員監控居民的身體及意外發生,尤其是老人、孩子等重點看護人群。網絡技術不僅幫助人們共享健康知識或共享健康發展,其也作為獨特的代理合作生產、創造出嶄新的健康治理模式。由此,健康社區治理將在“互聯網+”的促進下,轉入提質增效的新常態。
發展智慧社區是疫情防控常態化的必然舉措。在疫情追蹤溯源、路徑傳播、發展模型預測、資源調配等領域廣泛應用信息技術,可以進一步提高基層社區疫情防控工作效率。運用大數據思維幫助基層安全高效地實現人員管理,提升信息采集效率,做到早識別、早防控,充分發揮社區在公共衛生服務中的關口作用,是抓好疫情常態化防控,實現“平時和戰時結合,預防和應急結合”的發展要求。
【本文作者為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閆鳳玲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1]張聰叢、王娟、徐曉林等:《社區信息化治理形態研究——從數字社區到智慧社區》,《現代情報》,2019年第5期。
[2]楊立成、鮑琳輝、田義娟等:《醫聯體模式下構建雙向轉診機制的探討》,《中國醫院》,2015年第7期。
責編:賀勝蘭 / 司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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