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公共文化體系的健全，文化產業的騰飛，以及休假制度的完善，休閑已成為國民生活是否美好的重要評價標準和實現美好生活的有效路徑。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爆發使休閑空間被極大壓縮，嚴重限制了人們的休閑選擇。雖然，我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向好態勢進一步鞏固，防控工作已從應急狀態轉為常態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依然影響著國民的休閑生活。

常態化疫情防控中國民休閑生活面臨的挑戰

就休閑空間而言，休閑空間是決定人們休閑選擇和休閑質量的關鍵因素。據《中國國民休閑發展報告（2019）》（下文簡稱《報告》）顯示，城鄉居民休閑半徑不斷擴大，中短途距離休閑占比大幅提高，旅游和郊野游憩已成為城鄉居民，特別是退休居民的重要休閑選擇。而常態化疫情防控意味著人們的休閑半徑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因為，疫情防控成為人們恢復正常出行，判斷是否要前往旅游地和休閑場所需要考慮的基本前提。就休閑方式而言，據《報告》顯示，諸如購物、吃飯、游樂場等“消費購物類”休閑活動占國民全部休閑活動的40%。尤其是“首店經濟”的爆發和網紅店打卡的興起，更說明了消費購物類休閑方式已經成為人們的基本休閑方式。但常態化疫情防控意味著，人員聚集性休閑方式和空間密閉類休閑方式應得到科學管控，這不可避免地對國民的基本休閑方式造成影響。

常態化疫情防控為國民休閑生活轉變提供契機

萬事皆有兩面性，常態化疫情防控亦是人們反思休閑生活，轉變休閑理念，提升休閑質量的契機。首先，常態化疫情防控是人們轉變休閑即放松享樂的理念，使休閑成為自我發展的契機。常態化疫情防控中人們擁有相對較多的獨處時間。如何使其不成為人們的負擔，而成為人們持續擁有“暢”體驗的機會，就需要人們學習更多的休閑技能，進行深度休閑而不僅僅只是停留在簡單的放松娛樂。在疫情防控關鍵期以及進入常態化以來，互聯網、高科技與休閑加速融合，博物館推出的線上展覽，出版單位上線的數字資源，各地圖書館開展的公開課線上服務，這些都為人們更便捷地使用優質休閑資源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因此，不斷提高自身休閑技能，有效使用各類優秀文化資源是常態化疫情防控中國民休閑生活的應然樣態之一。

其次，常態化疫情防控是人們轉變休閑即物質消費的錯誤理念，使休閑成為人和自然和諧相處的契機。從上文數據中可看出物質消費已經成為國民的基本休閑方式，而休閑領域的這一物質化現象早已是學者們批判的焦點。因為，它是給人帶來愉悅感持續時間最短，卻給自然帶來傷害最大的一種娛樂方式。常態化疫情防控時刻提醒著國民，人與自然是生命的共同體。被物質包圍的“滿足感”絕不是人們追求的“美好”生活，探索自然之美并由此使內心得以塑造才是真正的休閑。因此，理性休閑消費，從而達至生活與生態的良性互動是常態化疫情防控中國民休閑生活的應然樣態之二。

最后，常態化疫情防控是人們轉變休閑即工作從屬的錯誤理念，使休閑成為創新創造的契機。創新創造之所以是休閑的重要屬性特征源于其是在自由意志支配下，人們在自由時間內對自我能力最大程度地發揮。然而，當前休閑被誤認為是從屬于工作的無關緊要的時間，因此，對其選擇往往具有盲從性、隨意性。常態化疫情防控對國民休閑空間和方式的挑戰，為國民提供了重新思考自身興趣、特長，及其與工作關系的外力。與此同時，這也為休閑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的形成提供了絕好時機。因此，合理配置休閑時間，發揮休閑對人創新能力的激發功能是常態化疫情防控中國民休閑生活的應然樣態之三。

抓好轉變契機是應對休閑生活挑戰的關鍵

抓好常態化疫情防控給國民休閑生活轉變帶來的契機，使休閑指向美好生活絕不能僅僅依靠人民自身對休閑本質的自覺認知，還需要形成以政府為主導，多主體協同推進的聯動模式，為常態化疫情防控下人們休閑生活質量的提升提供體制保障。首先，各級政府應以《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關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防控工作的指導意見》為基本遵循，盡快形成符合各地人民休閑需求和地方休閑資源特色的工作細則，從個人防護要求，公共場所消殺標準，室內休閑娛樂場館限流執行規范等各個方面為人們“敢休閑”提供安全外部環境。其次，政府應在充分重視休閑的經濟價值、生態價值、文化價值和人本價值前提下，繼續推進公共文化事業體系不斷完善，為休閑產業的創新發展提供政策支持，進一步落實帶薪休假制度，為人們“能休閑”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豐富的休閑資源和自由時間。最后，政府應提出休閑的數字化發展規劃和休閑教育體系建構的具體意見，在引導休閑供給方推動休閑的數字化革命的同時，促進學校、教育結構、社會組織、大眾傳媒關注人的休閑能力培養，為人們“會休閑”提供多元供給體系。

作者：郭力源，上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上海師范大學21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李會杰，上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