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20年，我國將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在此背景下，加快推進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銜接具有重要意義。現階段，推進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既面臨現實阻礙，也具備有利條件，應從更高遠的目標站位出發，采用組合方案推進農村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多個維度的協同發展。

關鍵詞:鄉村振興 精準扶貧 城鄉發展 產業融合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有效銜接具有重要實踐意義

現階段我國農村脫貧攻堅已取得了決定性成就。按照現行貧困標準衡量，2012—2019年農村貧困人口數從9899萬減至551萬，貧困發生率從10.2%降至0.6%，連續7年每年減貧超過1000萬人、累計減貧接近1億人，這在人類減貧史上堪稱“奇跡”。2020年我國將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并由此邁向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偉大征程。

在此背景下，加快推進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銜接具有重要實踐意義。一方面，今年我國將實現全面脫貧目標，后續貧困治理的重點將從農村絕對貧困轉向相對貧困，實施方式從政府給予“第一推動力”轉向農民的內生發展能力，實施工具從政府提供的短期資源投入轉向深化體制機制，實施內涵從側重經濟維度轉向農村經濟社會的整體發展。市場機制、內生動力以及整體發展，是建立解決相對貧困長效機制的基準，這些基準必須與鄉村振興戰略這個長期安排對接，才能真正落地和實施。另一方面，絕對貧困問題解決之后，城鄉居民能夠相對均等地分享發展成果。在這種情形下，我國鄉村振興戰略將站在新起點，更廣泛地動員農民參與建設。同時，我國在推進脫貧攻堅中形成的制度探索和經驗總結，對持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有利條件。概言之，推進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銜接，是脫貧攻堅重心和方式轉型的客觀要求，是鄉村振興戰略向縱深方向拓展的內在需要，是動態解決我國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的必然選擇。

推進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有效銜接面臨新的時代背景

當前我國在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上仍面臨著挑戰。具體表現為：農村貧困是一個動態的、相對的概念，當前還存在貧困縣未摘帽、貧困村未出列、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未脫貧的情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不少邊緣人口、已脫貧人口還可能面臨返貧的風險。當前要素整體上呈現由鄉到城的單向流動方式，工商資本等現代要素下鄉相對較少。農村老年人口快速增加，老齡化率急速上升并超過城市。相對于城市居民，農民在收入、消費、社會保障資源以及基礎設施條件等方面仍處于不利地位。例如，2018年城鄉互聯網普及率分別為74.60%和38.40%，農村信息化進程相對于城市明顯落后。

現階段我國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銜接也具備有利條件，這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經濟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實力、綜合國力、財政動員能力和城鄉收入水平都有了顯著提升，這為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堅實基礎。二是發展理念。伴隨著經濟增長和社會生產力發展，我國對發展戰略和發展理念進行了適宜調整，強調貫徹新發展理念。三是發展階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一個典型的低收入國家發展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上中等收入國家，當前正在邁向高收入國家。我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鄉村蘊含的生態、文化等功能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農村產業面臨著融合、再造、轉型和生產率提升的重要契機。四是制度優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認識深化和經濟實踐中形成了基本經濟制度。農村精準扶貧再次凸顯了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性、有效性，這為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銜接提供了重要借鑒。

加快推進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有效銜接需采用組合方案

今后，我國減貧的工作重心將轉向解決相對貧困問題，工作方式也將轉向常態化推進。這意味著脫貧攻堅必須與鄉村振興戰略相互嵌套，在激活主體、激活要素、激活市場中形成二者的有效銜接。鄉村振興戰略包含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多個維度，據此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必定要采用組合方案來推進。

一是產業銜接，即健全農村產業融合和產業鏈增值分享機制。解決相對貧困需要推動產業發展，使貧困戶依靠產業發展獲得脫貧的持續“造血”能力，而鄉村振興戰略的首個要求即是產業興旺。從這一點看，應健全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和產業鏈增值分享機制，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緊密結合。我國正從上中等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在發生變化。應基于這種需求結構轉變，通過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優化創新環境等改革措施，以及農業功能拓展、農業形態重塑等方式實現農村三次產業融合。同時，依托產品提供、就業創造、要素入股、土地分紅等方式，完善農村產業鏈增值分享機制，使農村廣大成員在產業融合發展中獲得更多實惠。

二是主體銜接，即加快農村人力資本提升和主體多元化進程。實施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均要依靠農村微觀主體，農民自我發展的動力和能力是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共同基礎。就動力而言，我國應注重培育農村脫貧先進典型示范、加強城鄉間和地區間的人口流動，在增強“比較”和“競爭”的基礎上激活農戶的發展意愿。就能力而言，我國應增強針對農民的人力資本投資，在鞏固基礎教育改革成果的基礎上，對農村職業教育給予更大的財政金融支持，培育更多有技術、善管理、懂經營的“新農人”，形成農村經濟主體多元化且彼此分工協作的發展格局。

三是組織銜接，即放大農村多種集體組織對農民的帶動功能。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都與農村集體組織的職能緊密相關，可通過激活農村集體組織來實現兩者的銜接。這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充分發揮“村兩委”的帶動作用，健全村民和“村兩委”的利益鏈接機制，推舉具有責任感和市場經營能力的成員組成領導團隊，帶動集體實現農村資源與市場需求的對接。二是充分發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輻射功能。當前我國農村出現了專業合作社、股份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我國應進一步完善財政金融政策，深化農村要素市場改革，降低城鄉市場交易成本，為這些集體經濟組織的發展提供條件，使其能夠同時助力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

四是要素銜接，即推動要素雙向流動及其農村組合方式創新。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系統，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要放在城鄉聯動的大框架中來推進，促使城鄉要素從單向流動轉為雙向流動。為此，我國要進一步疏通城鎮勞動力、工商資本、技術、信息、數據下鄉的障礙。特別是通過完善農地制度，使農地配置在產業融合發展中擁有更大的空間，賦予農地經營者更為穩定的預期，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提高農村各類要素的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以此激勵城鎮現代要素更多流入農業農村。這種城鎮要素流向農村的過程，也是農村要素組合方式創新的過程，它改變了農村要素的供給規模、結構特征及其組合方式，從而會推動農村產業的多樣化和高附加值化。

五是制度銜接，即凸顯基本公共產品的兜底功能和普惠性質。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均受制度安排的影響。制度安排的關鍵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據此，我國需要進一步減少要素配置中的政府介入，促使價格更準確地反映要素稀缺度，降低交易成本并優化資源配置。同時，應加快基本公共產品均等化進程，加大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力度，促使城市公共資源按常住人口規模配置，使城鄉居民獲得相對對等的基本保障資源，由此更充分地體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兜底功能和普惠性質。

【本文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長，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景下新型城鄉關系研究”（項目編號：17ZDA066）階段性成果】

責編：羅 婷 / 董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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