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隨著智慧城市的概念迭代與功能升級，智慧城市建設目標多元化和綜合化的同時，也出現了功能分散化和建設形式化等問題。總體上說，實現智慧治理應該是當前我國新型智慧城市建設需要達到的核心目標。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國智慧城市建設的短板和不足，這其實也是對于新型智慧城市能否實現智慧治理、發揮智慧治理中的場域支撐作用提出了挑戰。

關鍵詞:智慧城市建設 智慧治理 場域支撐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智慧城市建設要聚焦深度目標

自從1989年美國使用信息化城市概念以來，與智慧城市有關的概念非常多元，也幾次迭代。國外分別有過數字城市（Digital city）、智能城市（Intelligent city）、虛擬城市/信息城市（Virtual city/information city）、知識城市（Knowledge based city）等多種概念。但總體上，國外學者共同理解智慧城市的三大角度，是基本被認可的，即：基于利用信息與通信技術（ICT），改善和改變城市的生活和工作；基于人的教育、學習和知識（包含來自于大數據的知識發現），驅動智慧城市內在發展；基于治理和政策，強調政府與其他主體之間合作的智慧城市運行機制。

2016年12月15日，國務院頒布的《“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提出將“新型智慧城市建設行動”作為“十三五”期間國家信息化的“優先行動”之一，要求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到2020年要取得顯著成效，“形成無處不在的惠民服務、透明高效的在線政府、融合創新的信息經濟、精準精細的城市治理、安全可靠的運行體系”。為了規范和推進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央網信辦、國家標準委于2016年12月發布了新型智慧城市評價指標體系，一級指標主要包含惠民服務、精準治理、生態宜居、智能設施、信息資源、網絡安全、改革創新、市民體驗等八項。

總體上看來，我國新型智慧城市建設目標框架是全維的，但不同目標的達成度與重要性有著非常大的差異。以新型智慧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為例，惠民服務、精準治理應該是核心目標；智能設施、信息資源、網絡安全、改革創新等基本屬于保障條件；另外，市民體驗對于精準治理這類基于大數據開發利用的智慧深度應用體驗不深，反而對于基于政務數據整合共享的惠民服務感受頗深。這樣評估的結果，容易引導比較淺層的智慧規劃和建設。筆者認為，智慧城市建設要引導到智慧治理這樣的深度目標上來。

智慧城市是政府數字化轉型實現智慧治理的場域支撐

智慧治理是一種從數字治理發展而來的善治形式，涉及政府本身的數字化治理、數字經濟治理和智慧社會治理等多方面內容。同時，智慧治理主要包含有兩層含義: 其一，智慧治理是一種思維方式，強調治理行為和過程的智慧性，即“整體觀照，從人類整體和未來考慮問題，追求利益和占有的適度化和道德化”；其二，智慧治理是一種治理方案，通過信息和通信技術使國家、市場和社會得以更好地溝通、互動和協作，表現為一種技術治理和數據賦能。

目前，國內學術界對智慧治理的內涵表述尚未統一，但已有三個層面的解讀方式：一是信息技術層面，強調智慧治理的運作，需要通過互聯網技術實現人、物、網絡的相互聯通與互動；二是實踐模式層面，認為智慧治理可以成為“互聯網+”時代背景下政府創新社會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徑；三是功能價值層面，認為智慧治理能夠整合優化公共數據信息，實現社會治理的精準化與智能化。盡管不同學者對于智慧治理的概念內涵理解層面有差異，但是都側重強調智慧治理需要借助現代信息技術，特別是基于大數據、人工智能來實現良好的治理目標。

當前我國政府數字化轉型，從數字治理升級到智慧治理，需要尋找場域支撐，否則容易成為無根之木。智慧城市這種場域支撐，就自然跟政府數字化轉型需求關聯起來。根據大數據分析原理，在這一結合模型中，要強調城市數據中心（城市大腦）的大數據賦能，驅動數字化治理升級，通過不斷推進城市數據中心（城市大腦）的建設，實現數字政府建設向數字經濟治理和智慧社會治理的價值溢出。從這個意義說，智慧城市的智慧治理應用水平，取決于智能中樞系統——城市數據中心（城市大腦）的建設水平，從而形成數據、算力與算法平臺，聚焦大數據的采集、交流、整合與開發利用。

補齊我國智慧城市建設的短板和不足

新冠肺炎疫情是對于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場巨大考驗，也是針對我國智慧城市建設的一次大考。基于制度優勢，我國有力控制了疫情蔓延，并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戰略成果；但在此過程中，我國智慧城市的建設目標實現度卻表現不一。如2019年12月3日，有媒體曾刊發文章關注武漢在特大城市智慧治理路徑方面進行的探索，稱贊這讓人民群眾實實在在受了益。然而，在此次疫情防控過程中，武漢及至湖北各地的智慧城市建設及其智慧治理的作用，表現并不突出。

相對而言，杭州智慧城市的“數字治堵”“數字治城”“數字治疫”則發揮了較好的作用。其中，通行全國的“健康碼”，就是出自杭州“城市大腦”的產物。2020年2月9日杭州余杭區率先推出“健康碼”；2月16日，國務院辦公廳電子政務辦指導加快研發全國統一的疫情防控健康碼系統，前后只用了7天時間，表現出數據治理的“中國速度”；3月中旬，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健康碼”已可實現“一碼通行”。3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到杭州城市大腦運營指揮中心考察時，對杭州市運用城市大腦提升交通、文旅、衛健等系統治理能力的創新成果表示肯定，并指出“運用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推動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創新，從數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讓城市更聰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廣闊”。

我們要看到，此次疫情防控需要的大數據支撐，往往不是一個一城一地的數據中心（城市大腦）能夠實現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兩方面：一是超過了智慧城市的數據采集范圍，是全國各地的大數據整合；二是在大數據分析處理上，要更多借助通信企業和互聯網平臺的力量。這也暴露出智慧城市建設方面的三大問題：一是智慧城市建設的頂層設計不夠完善；二是智慧城市的數據中心（城市大腦），或者說智慧平臺建設緩慢；三是高端信息化人才的缺失和培養機制不完善。另外，在滿足善治特征的智慧治理方面，現代技術盡管帶來簡約高效的工作績效，但同時也引發了數據泄露、通訊竊聽、統計披露、消費分析等侵犯公民隱私權益的現象。如何有效保障公民的信息安全，如何更深層次上促進人文關懷，如何應用現代技術與政府職能有機融合的理念重塑，通過政府智慧治理實現更好為公眾服務的目標宗旨，是下一步智慧城市建設需要思考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綜上所述，智慧城市建設需要有更加核心化的目標，引導建設內容向縱深延展，發揮智慧治理中的場域支撐作用，完善頂層設計、優化智慧平臺、加強人才隊伍建設、解決安全保障和注重人文關懷，這樣才可能在發生類似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時經受住考驗。

【本文作者為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電子政務研究所所長】

參考文獻

[1]顏佳華、王張華：《數字治理、數據治理、智能治理與智慧治理概念及其關系辨析》，《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2] 沈費偉：《智慧治理：“互聯網+”時代的政府治理變革新模式》，《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9年第4期。

責編：司文君 / 賀勝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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