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以新聞專業主義自居、標榜所謂“客觀性”“新聞自由”的西方媒體，對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國抗疫經驗的科學判斷視而不見，以聳人聽聞的標題和顛倒是非的論斷博人眼球，達到政治目的，充分揭示了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雙重標準”和“選擇性報道”的本質。對此，我國新聞文化須守正固本，著力增強國際話語權，打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主動仗。

【關鍵詞】新聞專業主義 新聞與政治 【中圖分類號】G21 【文獻標識碼】A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以新聞專業主義自居、標榜“超越黨派，不畏強權，不徇人情，利益無涉”的西方媒體對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國抗疫經驗的科學判斷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卻以聳人聽聞的標題和顛倒是非的論斷博人眼球，除丹麥媒體侮辱中國國旗、美國福克斯新聞主播要求中國道歉這些讓人啼笑皆非的報道外，一些以所謂專業主義著稱的新聞媒體，也加入污名化的“大軍”之中。

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所謂“客觀性”其實是“雙重標準”

20世紀40年代，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在《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的研究報告中正式提出媒體專業化的概念，認為新聞的職能應該被視為一種為公眾提供專業化的公共服務，這從某種意義上標志著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形成。新聞“客觀性”歷來被媒體自我標榜為最重要的專業素養之一，而媒介常常只能用“對客觀的敘述”來代替客觀本身。法國知名學者斯蒂格勒指出，“事件本身”和“對事件的敘述”是很不同的，事件本身是客觀存在的，而對事件的敘述則是人為敘述，無法避免主觀因素的介入，這也導致人們無法分辨真相本身和被制造出來的“事實真相”。新聞專業主義本身雖然標榜所謂“客觀性”，但維系這種“客觀性”的并非新聞專業主義之規范，而是充滿著商業邏輯和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由此可見，客觀性本身并不客觀。那么，到底是什么在決定新聞報道的輿論導向？美國社會學家赫伯特·甘斯認為，關于新聞重要性的判斷中必然包含被主體精英認可的國家價值觀念，所以新聞行業產出有關國家及政治團體偏向性的報道是不可避免的，價值滲透和價值摒棄如影隨形，都通過選擇自己認同的故事來表現所謂“客觀中立”的價值觀念。在西方新聞發展史中，政治和新聞從來都無法分離，兩者具有一種密不可分的“隱形關系”。此外，新聞媒體既是社會公器，又是商業機器；既是利益集團的監督者，又是獨立的利益集團；既被打壓，又享有特權。新聞媒體這種“兩面性”導致新聞客觀性很難實現。2003年5月，美國新聞界爆出“杰森·布萊爾事件”，堪比新聞界的“水門事件”。事件緣由是曾被盛贊為《紐約時報》“后起之秀”的記者杰森·布萊爾被發現在2002年至2003年共73篇新聞報道中，至少有36篇作品“存在各種杜撰、抄襲和剽竊問題”。這使得擁有152年歷史并在世界新聞界享有盛譽的《紐約時報》蒙羞，成為其歷史最大丑聞。正如美國一部分有識之士指出的那樣，“杰森·布萊爾事件”只是美國新聞丑聞“冰山的一角”。

秉持新聞專業主義的西方媒體的“兩面性”滋生了西方有關中國抗擊疫情的新聞報道的雙重標準。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澳大利亞主流媒體《先驅太陽報》將新冠病毒稱作“中國病毒”，直到一周后澳大利亞總理等政客才對該報進行了譴責。德國和法國一些主要出版物對新冠肺炎的報道公然充斥著種族歧視。美國《華爾街日報》刊發美國巴德學院教授米德撰寫的評論文章《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中方多次提出嚴正交涉，但《華爾街日報》卻一直推諉與搪塞。在中方吊銷《華爾街日報》三名駐京記者的記者證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借此頻頻發表言論抹黑中國。美國《紐約時報》連續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推文，點評中國封城“給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帶來了巨大損失”，而意大利封城則是“冒著經濟風險來遏制新型冠狀病毒”，兩條信息發布時間僅相隔20分鐘，同樣是“封城”，意大利就是“崇高的”，而中國就是“反人權”？這些都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的表現。

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所謂“新聞自由”其實是“選擇性報道”

西方往往將媒體標榜為“社會公器”“第四權力”，鼓吹絕對的“新聞自由”。但是，從實際操作層面來看，西方媒體早已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政權運行、價值觀輸出甚至干涉他國事務的重要工具。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所謂“新聞自由”實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

首先，政府對媒體的影響。美國政府與其新聞機構的關系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媒體是美國各利益集團拉攏的對象，甚至能左右美國政壇的風向。美國政府多年前就對此“早有準備”，組成了一套包括新聞署在內的強大系統，由美國白宮新聞局和總統新聞辦公室共同負責“選擇性”地管制新聞生產并主導日常新聞工作。盡管西方存在不同類型的新聞媒體和機構，但政府對新聞業的絕對控制始終存在，只不過控制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其次，資本對媒體的影響。美國新聞集團大多為私人擁有，金融和商業巨頭等國家利益集團始終操縱著這些主流新聞機構，美國著名三大廣播公司CBS、NBC、ABC背后的“金主”決定了全美國觀眾每天可以看到什么新聞內容。最后，新聞工作者的“失律”。資產階級新聞觀的內核是“利益至上”“利己主義”，社會責任這種冠冕堂皇的“追求”必然排在商業利益之后，當政治集團、商業財團的需求與新聞專業主義要求沖突時，后者無論是在權力的驅使下，還是在利益的誘惑下，都會聽命于前者。

以上三點原因導致選擇性報道在西方新聞業中越來越普遍，這種對新聞的“選擇性忽視”集中體現在2016年美國的“民主之春”運動中。“民主之春”抗議者對利益集團操控政治進行控訴，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如此蔚為壯觀的游行示威，CNN等美國主流媒體竟“視而不見”，可見在西方媒體報道中“政治正確”的大概模樣。同時，美國新聞業的“煽情性”報道問題日益嚴重。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顯然是一幕“將博眼球進行到底”的大戲，新聞媒體報道的原則不是社會整體價值和利益，而是根據其標新立異的程度來決定是否予以報道。各位候選人相互“大爆”對方私生活的“黑料”，甚至互相謾罵，新聞媒體則以標榜“新聞自由”推波助瀾進行傳播。西方新聞業的選擇性的“作為”和“不作為”，都為我們反思西方新聞實踐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由于歷史文化和社會環境的差異，我國新聞實踐領域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文化。新華社原社長郭超人曾講：“筆下有財產萬千，筆下有毀譽忠奸，筆下有是非曲直，筆下有人命關天”，這是近現代中國新聞人的職業底色。中國特色的新聞文化正是由幾千年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革命及社會主義建設歷程的共同影響下而形成的。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實踐根本上是中國文化在新聞工作者身上的一種投射，無論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抑或是“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社會責任感，都是中國特色的新聞專業主義的表現。

習近平總書記說：“做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事關旗幟和道路，事關貫徹落實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事關順利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事關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擔負起新聞輿論工作的職責和使命，必須把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同時，正確政治方向是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燈塔。擔負起新聞輿論工作的職責和使命，關鍵在提高黨的新聞輿論工作能力水平。必須遵循新聞傳播規律，創新方法手段，著力增強工作針對性，掌握工作主動權；著力推動融合發展，鞏固和拓展黨的新聞輿論陣地；著力把握好時度效，提升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影響力；著力增強國際話語權，打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主動仗。

（作者分別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清華大學文化建設辦公室副主任）

責編/韓拓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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