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網絡空間是一個基于信息技術發展而形成的全球性和地方性交疊的人類生活的新場域。全球網絡空間的競爭與博弈是技術發展和資源分配不均的必然產物，技術和信息日益成為至關重要的權力資源。在美國主導的“多利益攸關方”管理機制下，發展中國家始終處于權力的邊緣，沒有參與網絡空間治理的話語權。“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對網絡空間人類共同處境和出路的創造性提法，要求各國在尊重主權的基礎上，通過加強合作形成互利共贏、秩序良好、共享共治的網絡空間。

【關鍵詞】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網絡權力 網絡秩序 【中圖分類號】D922.1 【文獻標識碼】A

世界互聯網大會自2014年首屆舉辦以來，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中國國家領導人在世界互聯網大會及其他重要國際場合多次提到中國對構建網絡命運共同體的主張。2019年10月16日，世界互聯網大會組委會發布了《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概念文件，全面闡釋了“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時代背景、基本原則、實踐路徑和治理架構。

對“網絡空間”的認識是我們理解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前提和基礎，比如，它由什么構成，具有什么特點，與現實空間的相互關系如何。在全球網絡空間，信息的流向是否意味著權力的多寡，網絡空間中的權力分布是否均衡，誰擁有更多的權力，誰是全球網絡空間秩序的建構者，這一切是否合理，如何理解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必要性以及內在的合理性，是亟待回答的一些問題。

網絡空間的流動性與不平衡性

迄今為止，關于“網絡空間”的定義并不統一。較早研究網絡的學者把網絡空間描述為一個由計算機支持、連接和生成的多維全球網絡或“虛擬”實在，它由數據和純粹的信息構成。這里涉及到了網絡空間的重要物質基礎和基本特性：計算機支持、充斥大量信息、網絡的虛擬性和實在性。

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和網絡空間越來越深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學者們對網絡空間的描述也從概念上升到對其本質及產生的社會意義的思索。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把網絡形成的新空間稱為“流動的空間”，這個流動空間又被社會實踐支撐起來。他強調的是現實世界與網絡空間相互的關系：人們在網絡空間的信息交往活動是現實社會的映射，同時網絡空間的信息活動又對現實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網絡空間作為革命性力量，對現實社會進行改造和融合，而傳統社會的觀念、財富、權力也在網絡空間中得到映射。網絡空間是虛擬的，同時也是實際的存在。

網絡空間作為全球化的空間，具有兩個本質特征：第一，流動性，如果流動停止，空間也就不復存在；第二，不平衡性，時刻發生的流動解釋了全球空間的失衡狀態。建立在衛星、光纜、計算機高速處理基礎上的通信手段，使信息瞬間傳遍世界。現代技術使信息的傳遞幾乎感覺不到需要時間，全球人類像是共時地處于同一個空間平面上。①有學者認為，網絡空間中的“地方”與實際地理空間分離，更多意義上是社會交往發生的社會空間，也就是說空間和物理地點分離了。②但實際上，在網絡空間中的每一個和地理方位有關聯的節點仍然具有其物理意義，因為這些節點在網絡空間中呈現的核心程度是不同的。如果用社會網絡來分析，有一些節點總是與其他節點發生信息的流動，而有一些節點則較少與其他節點發生互動。這就解釋了信息在全球的流動是有方向的，總是從信息發達國家流向不發達國家。

在國際政治領域，我們往往從主權、領土等視角出發，審視網絡空間的權力結構以及由誰制定網絡空間的規則。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導致了數字空間的產生，這是一個新的領地。美國戰略學家杰弗里·R·庫珀（Jeffrey R. Cooper）就主張美國要抓住數字疆域提供的機會，并把網絡空間理解為有能力的國家應當爭奪和控制的新疆域。然而，全球網絡空間與公海那樣的完全公域不同，部分地處于主權控制之下。網絡空間只能算作一個“不完全公域”，或者說是一個有待形成治理規則的共管區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提出的“公共池塘資源”概念（指全球公域中具有競爭性與排他性的公共產品）更符合網絡空間的特點。

綜上，網絡空間是一個基于信息技術發展而形成的全球性和地方性交疊的人類生活的新場域，雖具有虛擬性，但虛擬性絲毫不影響其真實性。這種真實性已經使今天的社會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呈現出諸多新特征。構成網絡空間的部分資源具有稀缺性特點，網絡空間是具有一定競爭性的半公共領域。全球網絡空間的競爭與博弈是技術發展和資源分配不均的必然產物，也是現實社會權力競爭與博弈在網絡空間的延伸。

權力失衡的全球網絡空間

網絡空間蘊含著新的權力資源。在網絡空間出現以前，國家權力往往與一定的物質支撐和資源條件聯系在一起，但是在網絡技術迅猛發展，網絡空間形成之后，技術和非物質的信息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權力資源。網絡空間如同海洋空間、陸地空間等自然空間一樣，是人類生活、生產及進行其他社會活動的空間。像其他自然空間一樣，它是一種權力的資源。如果被排斥在這樣一個空間之外，任何一個國家、社會組織和個人在現代社會的地位都無從談起。

在國際社會發生過這樣的案例。1998年，伊拉克戰爭期間，在美國政府授意下，伊拉克頂級域名“.iq”的申請和解析工作被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終止，所有以該域名為后綴的網站從網絡消失，在網絡空間的版圖上沒有了伊拉克這個國家。2004年，由于在頂級域名管理權問題上與美國發生分歧，利比亞頂級域名“.ly”也處于癱瘓狀態，利比亞在網絡上消失了三天。可見，空間作為一種權力資源，能夠變成強大的網絡權力。如果域名管理機構將一部分域名注銷，就可能使某個國家或地區在互聯網上消失。

傳統戰爭會集結兵力、建筑攻防設施等，而網絡技術將戰爭引入新的空間維度，知識和信息成為新軍事變革中重要的戰略資源。盡管網絡空間是一個人造空間，但同國家安全息息相關，提升網絡攻擊乃至網絡戰的能力成了一些國家軍事建設的重點，美國、俄羅斯、歐盟成員國等主要大國紛紛把網絡軍事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美國軍方將網絡空間看作陸、海、空、天之外的第五維戰場空間，從網絡軍事實力在網絡空間的分布來看，美國擁有比其他國家更加強大的實力。

網絡時代，傳播的便捷和“無遠弗屆”為國家的政治傳播提供了新的強大利器。中亞地區的“顏色革命”被認為是西方通過互聯網傳播價值觀念的成功案例。約瑟夫·奈（Joseph Nye）曾就反恐戰爭說過，這場戰爭最關鍵的較量不在阿富汗的深山或伊拉克的街道上，而在紐約、倫敦、開羅和其他地方的新聞編輯室里。③他所指的正是價值觀的傳播和競爭，尤其是針對那些對新事物抱有好奇心的年輕人。

文化是一個群體關于價值、倫理、行為方式、歷史、藝術和語言的統一而固有的體系，它會影響群體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對于民族國家而言，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內核，是維系民族團結與社會和諧的紐帶。而文化又有流通性和共享的特點，對外的文化傳播是國家間交流的重要內容。與經濟領域的交流一樣，沒有完全對稱的文化交流，文化的傳播也存在“逆差”和“順差”。文化傳播的不對稱不僅產生信息流向的差異，而且也會導致權力的產生。美國的文化輸出之所以會被許多國家視為“文化帝國主義”，不是它的文化一定比其他國家的文化本身更加優秀，而在于它有強大的傳播渠道，使承載美國文化的文化產品行銷全球。通過對文化產品的消費，美國以外的受眾對美國文化從熟識到對其文化產生認同，這是美國文化軟權力發揮效力的有效基礎。

用于國際傳播的大眾傳媒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國際傳播力被國際政治學家認為是反映一國綜合實力的一個指標。在國際傳播領域大眾傳媒是進行“意識形態”輸出的主要渠道，網絡被列入廣義的大眾傳媒之列，發達國家的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一起構成了相互融合的國際傳播新局面。甚至關于網絡的一些認識本身也自帶“意識形態”影響，曼紐爾·卡斯特曾說：中國人許多關于新信息社會的觀點，大多來自于美國的未來學家，而這些未來學家是“意識形態專家”，這些人所說的并非學術觀點，而是一種新版的文化殖民主義，把美國的經驗推廣至其他地方。

網絡空間改變了國家權力資源的結構，技術和信息日益成為至關重要的權力資源。國家的硬權力和軟權力在網絡空間技術和信息的助推下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強化。但是在國際社會的現實中，由于對網絡技術和信息的掌握及使用存在著很大的國別差異，因此，有的國家擁有強大的網絡權力，能夠賦予或剝奪他國接入網絡的權力，而有些國家卻因為不掌握技術和信息資源，而被排除在權力核心。

美國主導的網絡空間秩序使發展中國家處于權力的邊緣

在秩序的建構中，權威必不可少。在社會秩序中，權威可以被界定為形成規則并監督規則實施的人或組織。有權威形成規則并監督實施，才保證了社會的秩序。在網絡空間亦是如此，只是它的權威有隱蔽性，不像一個國家或一個組織的權威那么明顯。

在互聯網發展歷程中，資源分配、協議標準的統一等保證網絡運行的規范是人為制定的，這說明了權威的存在。從技術標準看，互聯網技術社群是早期互聯網秩序的“權威”。從網絡空間權力資源的分配看，則是美國發揮了“權威”作用。互聯網技術誕生在美國，美國擁有絕對的先發優勢，對當前網絡空間秩序的建構起主導作用。

美國運用自己的先發優勢及權力，在網絡空間部署了限制甚至排斥其他國家權力的“多利益攸關方”互聯網管理模式，其“權威”的產生并非源于其他國家自愿服從，而是其他國家為了接入網絡被迫接受。從一開始美國的網絡權威就不斷遭到質疑，“多利益攸關方”模式受到來自以新興國家為主的發展中國家的挑戰，后者主張“多邊治理機制”，兩種機制爭議的核心就是政府的權責。

互聯網在美國最先運行，美國一開始就采用將互聯網從軍方交給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再由基金會委托科研部門與企業負責建設運行的方式。同時，由民間邀請其他國家以民間身份加入互聯網，一切都由民間來主導，話語權保留在對互聯網貢獻最大的利益攸關方。但實際上，“美國作為互聯網的始作俑者，事實上形成了對互聯網的客觀主導權。”④多邊治理機制，或被稱作多邊主義模式，強調治理中政府的主導地位。其實，多邊主義也并不排斥其他利益攸關方，如公民社會、私營部門的參與。但是，在治理機制中更加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并強調政府間組織應充當協調各方行為的“權威”。中國和俄羅斯倡導的在聯合國框架下多邊、透明和民主的網絡空間機制就屬于多邊主義模式。

兩種模式產生分歧的根源在于網絡資源分配不均衡和網絡權力不平等。目前由美國主導的治理機制中發展中國家的意志基本上無法體現，因為政府的角色在現有模式下被民間代表組成的國際組織所取代。互聯網治理中重要的國際組織包括ICANN、互聯網數字地址分配局（IANA）、國際互聯網協會（ISOC）、互聯網工程任務組、互聯網治理論壇等。ICANN的結構和運行模式是多利益攸關方模式的代表。ICANN是一家依賴于私人合同法運營的非營利機構，它的章程不允許政府代表進入董事會，只能作為顧問參與其活動。西方國家有意把類似ICANN的管理機制等同于“多利益攸關方路徑”。在互聯網治理中具有發言權的大企業，大部分是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公司，例如亞馬遜、蘋果公司、思科、臉譜、谷歌、微軟等，這種模式強化了互聯網強國的優勢。

因此，美國等西方國家對多利益攸關方的支持和維護在發展中國家看來就是保護網絡強國的既得利益，維持在網絡空間的優勢和權力。多邊模式所支持的政府主導的互聯網共治，沿襲傳統的一國一票的共同治理模式，使得發展中國家可以集聚多國力量，通過集體的力量爭取表達自己的訴求，提升發展中國家在網絡空間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

在現有的模式下，發展中國家始終處于權力的邊緣，沒有參與網絡空間管理頂層設計的話語權，總是被排除在決策層之外，那么它們的利益和訴求如何實現？所謂的彌合“數字鴻溝”又如何實現？根本的方法還是改革現有機制，通過構建全球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形成和平、安全、公平的網絡空間秩序，實現互聯網共治。

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中國主張

“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對網絡空間人類共同處境和出路的創造性提法。“網絡命運共同體”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網絡空間的自然延伸。互聯網的互聯互通使世界成為真正的“地球村”，使每個國家成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組成部分。共同體意味著全人類共享利益、共擔責任，在網絡空間亦是如此。

網絡實現全球的互聯互通，創造了新的機遇，人類應該有機會共享新機遇帶來的收益。同時，網絡攻擊、網絡戰等也時時威脅著網絡空間的安全，這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危機和挑戰。網絡是造福于全人類還是成為新的統治工具、剝削工具，取決于建立什么樣的網絡空間秩序。從網絡公平、共享的意義出發，全人類都應享受網絡技術帶來的紅利，而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與共享、公平的涵義非常契合。

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和現代國際關系奉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弱肉強食的價值觀不同，它提出的是一種新型的國際關系。與那種把個體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理念不同，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看到的是整體利益和價值。比如，在對待網絡安全的問題上，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強調的是全人類的網絡和平與安全，即不會為了一個國家的安全而使其他國家不安全，不會以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身所謂的絕對安全。可以說，它對于改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國際法則，建立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有重大意義。⑤

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應該共享共治、共同協商和制定規則。而要實現共享共治，首先應該充分尊重各國的網絡空間主權，使各國有自主管理網絡空間的權力。“各國為維護網絡空間安全和秩序所實行的公共政策，理應得到尊重；網絡行為的國際規則，理應由相關國家在平等基礎上協商。”⑥中國政府一貫主張要尊重每個國家的網絡主權。中國政府出臺的《網絡空間國際合作戰略》，更是明確提出網絡空間是和陸地、海洋、天空、太空并列的人類活動的重要領域，國家主權拓展延伸至這個新領域，成為網絡空間主權。

中國強調和堅持網絡主權，并非要割裂全球網絡空間。中國強調網絡主權，主要是強調國家間主權的平等。在目前的網絡空間秩序建構中，發展中國家的權益并沒有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中國提出的尊重網絡主權，以及主權平等的原則，是希望所有的國家無論大小、強弱，在網絡秩序建構中都有表達主張、參與建構的平等機會，它們的權益都應該得到有效的保障。

中國參與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目標是實現互利共贏，打造一個和平、安全、合作、開放的秩序良好的網絡空間。互利共贏也是網絡命運共同體的應有之義，要求國家在追求本國利益時，不能忽視其他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利益與需求，要求國家要摒棄零和博弈的舊思維，建立互惠互利、和平共贏的新觀念。建構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目的，是要促進互聯網效益普遍惠及各地區和國家，而一個和平、安全的網絡空間，對于每個國家都至關重要。網絡空間互聯互通，在網絡攻擊、網絡戰、網絡恐怖主義等威脅面前，每個國家都面臨幾乎同樣的風險，甚至網絡強國也會因為對網絡的高度依賴而顯示出更大的脆弱性。

習近平主席呼吁各國要加強溝通交流，完善對話協商機制，研究制定互聯網治理規則，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互聯網治理體系，以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的意愿和利益。中國政府的主張是，要實現互利共贏，就要加強國際合作。國際合作包括雙邊、區域和國際發展合作，各國應加強溝通，尋找合作機會，積極推動各種層次的國際合作。國際合作應該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礎上，推動互聯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各國應深化雙邊、多邊網絡安全對話交流和信息溝通，有效管控分歧，積極參與全球和區域內網絡安全合作。

綜上，中國政府提出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創造性構想，要求各國本著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則，堅持尊重網絡主權，加強對話協商，開展積極有效的國際合作，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同時，中國也在積極地參與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建構的實踐，努力發揮網絡大國的作用，讓世界各國人民共享互聯網的發展成果。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導，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西安石油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單曉穎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俄媒體交流、戰略傳播與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話語權的構建研究”（項目編號：16ZDA217）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馮雷：《理解空間：20世紀空間觀念的激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13頁。

②黃少華：《論網絡空間的社會特性》，《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

③[美]約瑟夫·奈著、王吉美譯：《論權力》，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7-29頁。

④方濱興主編：《論網絡空間主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128頁。

⑤蔡翠紅：《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內在邏輯與踐行路徑》，《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7年12月（下）。

⑥方濱興主編：《論網絡空間主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116頁。

責編/張忠華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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