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輿論監督的基本觀念是，輿論監督與正面報道是統一的，輿論監督本質上追求的是正面宣傳效果。這一觀念框架是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逐漸形成的，大致經歷了輿論監督實踐的初步探索、輿論監督觀念的深入探尋、輿論監督觀念框架的完善確定三大階段。當前黨的輿論監督觀念對總體的正面宣傳效果的強調，對媒體報道具有顯著的實際指導意義，即批評報道是否恰當合適，要將總體的正面宣傳效果作為出發點。

【關鍵詞】黨 輿論監督 觀念 正面報道 媒體

【中圖分類號】D261.5 【文獻標識碼】A

當前，黨的輿論監督觀念集中體現于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這次講話確立了當前黨的輿論監督的基本觀念：輿論監督與正面報道是統一的，輿論監督追求的是正面宣傳效果。①這一觀念框架包含兩種基本成分，即輿論監督與正面報道，所以這一框架的基本內容體現為兩者之間的關系。不過，黨的輿論監督實踐的探索，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已經開始了。黨的輿論監督觀念正是經過漫長的歷史時期逐漸形成的。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輿論監督實踐的初步探索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黨的輿論監督實踐必須有一項基礎條件：黨擁有自己的機關報，且有穩定的出版基礎、適當的發行規模并對公眾產生實際的影響。很明顯，黨在初創時期是不具備這些基礎條件的。因此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進行輿論監督實踐的探索主要是在兩個階段：中央蘇區階段和延安時期。這是因為：從中央蘇區開始，黨才擁有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央級機關報。

1931年12月11日，黨的第一份中央機關報《紅色中華》在江西瑞金創刊。這就為黨開始探索自己的輿論監督模式建構起必要的基礎條件。《紅色中華》的發刊詞這樣強調：“要組織蘇區廣大工農勞苦群眾積極參加蘇維埃政權。這不但要引導工農群眾對于自己的政權，盡了批評、監督、擁護的責任……要指導各級蘇維埃的實際工作，糾正各級蘇維埃在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目前改造蘇維埃，特別是建立鄉蘇維埃，以及糾正過去土地革命及現時肅反工作的非階級路線，對于經濟政策的忽視與錯誤等都成為目前建設蘇維埃的急要工作，需要以自我批評的精神，檢閱工作的成功與缺點，找出正確的方法，指示各級蘇維埃有計劃有日程的進行工作，以建立鞏固而有工作能力的蘇維埃政權。”

這一發刊詞充分顯示出《紅色中華》對實用戰斗性的充分追求。為了更好地實現這一實用性，《紅色中華》對“批評”“監督”“糾正誤”“檢閱”這些關鍵詞給予了充分反復的強調。但與此同時，這一發刊詞也反復強調了“擁護”“成功”“正確的方法”“建立”等關鍵詞，這些關鍵詞所指向的都是建設性的報道。因此，《紅色中華》的這一發刊詞已經朦朧意識到：兩種不同的報道狀態，在實踐中是統一的。

1941年5月16日創辦于延安的《解放日報》是黨在延安根據地創辦的第一張大型日報，其出版基礎、規模與實際影響都遠超《紅色中華》。這也為黨更深入全面地探索輿論監督的實踐與觀念準備好了充分的基礎條件。不過，1942年改版后的《解放日報》，才是黨的輿論監督觀念的實踐起源。因為只有這一階段《解放日報》的輿論監督實踐，才是有意識有組織進行的。

《解放日報》改版的正式起點是黨中央宣傳部在1942年2月16日發出的《為改造黨報的通知》。這一通知在4月1日的《解放日報》上刊登，題為《中共中央宣傳部為改造黨報的通知》。通知強調：“黨報要成為戰斗性的黨報，就要有適當的正確的自我批評，表揚工作中的優點，批評工作中的錯誤，經過報紙來指導各方面的工作。在黨報上可以允許各種不同的觀點的論爭，可以容許一切非黨人士站在善意的立場上對我們各方面工作的批評或建議的言論發表。”這一通知實際對批評進行了區分：一種“適當的正確的”以及“站在善意的立場上”的批評，另外一種則相反。雖然這一區分仍是潛在的，但跟《紅色中華》相比，這一通知在觀念層面已經更趨明確，也更加完善。

同日的《解放日報》正式發表了《致讀者》的改版社論，宣布從當天起對報紙的版面進行徹底改革，明確強調“黨性”與“戰斗性”，其中“戰斗性”強調：“黨報必須是為著黨的革命方針和路線而奮斗的戰士；報紙則是根據當前的政治事變而進行熱忱的鼓動，而鼓動的成功，則極有賴于明朗銳利地揭露一切黑暗和腐敗，抨擊一切有害于抗日的陰謀和企圖。尤其在思想戰線上，報紙應進行經常的堅持的思想斗爭，宣傳共產主義的民主主義的思潮，反對一切反動、復古、黑暗、愚昧。同時，報紙亦應該是我們黨手中的有力的自我批評的武器，對于自己隊伍中的錯誤和弱點，黨報應當以實事求是的同志的態度加以批評和指摘，幫助其克服和改正。”這一社論明確強調：成功的鼓動，依賴于批評報道。不過，這一社論沒有反過來說明批評報道對“成功的鼓動”而言的角色。在黨的輿論監督觀念發展史的視角上看，這一社論表現出了局限性。

改版后的《解放日報》在報道實踐中，同樣實現了批評報道與正面報道的協同。我們以改版后《解放日報》的知名專欄《一得書》為例。這一專欄開設于改版后，由謝覺哉撰寫，主體內容就是對各方面的不良現象進行的尖銳批評，表現出明顯的戰斗性。但與此同時，建設性并不缺失。《一得書》同樣也有正面報道。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的輿論監督觀念的深入探尋

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決定》，并在4月22日《人民日報》上刊發。其中不只強調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必要性，而且區分了兩種批評：“吸引人民群眾在報紙刊物上公開地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并教育黨員、特別是黨的干部在報紙刊物上作關于這些缺點和錯誤的自我批評，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來了。”“為了公開地并且在報紙刊物上正確地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應當在黨內和人民中進行兩方面的教育。”其中第二方面的教育是：“要同時教育報紙刊物的編輯人員、記者、通訊員和人民群眾去區別正確的批評和破壞性的批評。”②

這一決定明確區分并詳細說明了兩種批評：“正確的批評”和“破壞性的批評”。同時這一決定明確了兩種批評的特點。“正確的批評”的特點包括：“以促進和鞏固國家建設事業為目的”“有原則性”“有建設性”“與人為善”。“破壞性的批評”的特點包括：“反對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同綱領”“破壞紀律和領導”“打擊人民群眾前進的信心和熱情”“造成悲觀失望情緒和散漫分裂狀態”。這一決定對兩種批評的態度完全明確：對正確的批評加以“提倡”“歡迎”“領導”，對破壞性的批評加以“反對”“拒絕”。

跟延安時期1942年的《為改造黨報的通知》相比，這一決定對兩種批評的區分與說明更加明確，更加有意識，也更加精細。對批評報道進行如此明確的細分，同時對兩種批評報道的特征與態度進行如此明確的說明，在黨的輿論監督觀念發展史上是第一次。這一觀念比延安時期邁進了實質一步。

1950年5月16日，鄧小平同志在《在西南區新聞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明確指出：“辦好報紙有三個條件：結合實際、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③鄧小平同志雖然沒有進行深入全面的論證與表述，但強調了兩個關鍵要點。第一，批評報道最有力量。第二，區分了兩種批評報道：一種批評報道有力量，為了改進工作，“抓住典型”“有頭有尾”，有時“有意識地作好壞對比”“向積極方面誘導”；另外一種是“消極的”批評報道。鄧小平同志的這一說明也已經很明確、很精細。

改革開放時期：黨的輿論監督觀念框架的完善確定

1987年10月25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大會報告中第一次正式明確提及“輿論監督”。報告在論述“政治體制改革”部分中，有一條是為了說明“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的，其中明確提及“輿論監督”，指出“要進一步發揮現有協商對話渠道的作用，注意開辟新的渠道。要通過各種現代化的新聞和宣傳工具，增加對政務和黨務活動的報道，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支持群眾批評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反對官僚主義，同各種不正之風作斗爭”。④

這次報告對“輿論監督”有兩項明確界定：將“輿論監督”作為新的協商對話的方式；大致將“輿論監督”視為批評報道，并將“輿論監督”視為斗爭工具，也就是強調“輿論監督”的戰斗性。這兩項說明表現出這樣一種觀念：輿論監督的批評功能可以作為一種協商對話的方式。協商對話的目的，自然是獲得正面的效果。

1989年11月25日，李瑞環同志在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報總編輯新聞工作研討班上，發表了題為《堅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的長篇講話，對批評報道進行了明確詳細的說明：“這里的關鍵在于正確處理好正面宣傳與批評報道的關系，處理好歌頌與揭露的關系。新聞既要謳歌偉大的成就，也要對存在的問題展開批評；既要贊頌時代的壯舉，也要對消極丑惡現象進行揭露。當然，正面宣傳必須占主導地位，批評與揭露性的報道只能占次要位置，并且要十分注意把握分寸。”這一說明同時強調：正面宣傳與批評報道，都應該“給人以力量，給人以信心，給人以勇氣，給人以希望”；“處理得當”的批評報道，同樣也可以“起到積極的作用”。這一講話潛在表明了兩種基本觀念：正面宣傳與批評報道都應該為了正面的宣傳效果；批評報道分為兩種，一種“處理得當”，另外一種相反。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輿論監督觀念框架更為清晰。2016年2月19日，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召開，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第一次明確了一項關鍵要點：輿論監督和正面宣傳是統一的。這一簡明但明確的論述，包含兩大方面的含義。第一，輿論監督與正面宣傳是統一的，本質上都是為了實現正面的宣傳效果。這是黨的輿論監督觀念的總體戰略方向，其他方面都應當服務于這一總體意圖。兩者的統一表現為三個方面：目的效果的統一、本質屬性的統一、認識規律的統一。“目的效果的統一”指兩者都要體現一個目的，就是團結穩定鼓勁；“本質屬性的統一”指兩者都要統一在真實性上；“認識規律的統一”指兩者都遵循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都基于全面、發展、辯證的觀點來認識問題、分析問題。第二，媒體應當堅持批評報道，媒體報道應該直面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直面社會丑惡現象，激濁揚清、針砭時弊；不過，批評報道應當事實準確、分析客觀。這對批評報道應具備的特征進行了明確界定，但并沒有對批評報道進行明確的類型劃分。因此，當前黨的輿論監督觀念明顯弱化了對批評報道進行的二分，這跟前兩個階段明顯不同。這種弱化的基礎是第一條，即對總體的正面宣傳效果的強調與追求。在這一含義上講，無論什么樣的批評報道，只要可以服務于當下情境中總體的正面宣傳效果，都是恰當的，都是合理的。

這一論述繼續遵循著上述兩個歷史階段的輿論監督實踐與觀念探索中的兩條線索，同時又進行了更加明確的總結，建構了黨的輿論監督觀念的最新框架。綜合來看，黨的輿論監督觀念發展的三大階段，潛在遵循著兩條相同線索。第一條線索即正面報道與輿論監督的關系。總體上說，1987年首次正式出現的“輿論監督”，在實際表述中大體相當于“批評報道”，這屬于狹義視角的輿論監督概念。第二條線索即批評報道自身的特征以及區分。每一階段對兩條線索的認識與表述狀態存在不同。

遵循這兩條線索，我們可以對當前黨的輿論監督觀念有更明確清晰的解讀。黨的輿論監督觀念發展的前兩個階段的發展趨勢大致包括兩項。第一，從越來越關注批評報道的區分同時越來越在意不同批評報道，到慢慢弱化這種區分與強調。第二，從朦朧強調正面報道與批評報道在實踐中的統一，到越來越強調正面宣傳效果。這為當前黨的輿論監督觀念奠定了基礎。但直到輿論監督觀念框架的確定時期，才第一次明確將輿論監督與正面宣傳相統一，將正面宣傳效果作為總體的目標。

黨的輿論監督觀念對媒體報道具有顯著的實際指導意義

當前黨的輿論監督觀念對總體的正面宣傳效果的強調與追求，對媒體報道具有顯著的實際指導意義，尤其是對一些實踐當中仍不夠完善的批評報道方式更是如此。這種實踐指導意義具體表現為：批評報道是否恰當合適，需要基于情境的需要，以正面宣傳效果作為總體導向，將總體的正面宣傳效果作為批評報道的出發點，而不是偏頗地追求關注度。而偏頗地追求關注度的批評報道，表面上看批評力度很強，能夠瞬間有力抓住公眾的眼球，但是媒體為了實現這一目的而采取的報道方式，會在很大程度上惡化公眾已有的負面情緒，甚至會引發額外的負面情緒。

當前最大的焦點話題就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報道。其中，有一種報道方式是這樣的：首先對負面現象進行詳盡的特寫報道，之后對負面現象的處理進行虎頭蛇尾式的簡略報道。通過詳盡的特寫，無疑可以淋漓盡致地把負面的行為或現象展示給大家看。這種報道更容易實現火爆的關注度。但是，對事件后續發展的報道，卻不是對等的特寫，而是簡明帶過、虎頭蛇尾。

從公眾的實際反應來看，詳盡特寫式的報道的的確確有效激發了廣泛的關注，但同時也惡化了已有的負面情緒，部分情況下還激發出一些新的負面情緒。但是，后續的虎頭蛇尾的報道，卻不能對等地給公眾的負面情緒帶來有效的出口，很容易導致負面情緒的蓄積。這會促使公眾將更多類似現象關聯起來討論，也可能在將來面對其他負面現象或批評報道時一并爆發。

在輿論監督的含義上講，這些批評報道本來的意圖是要顯示我們國家應對疫情的意志，同時傳達一種積極正面的情緒，以便進一步強化社會的團結，提升公眾的積極情緒。不過，如果因為報道方式的失當惡化了公眾已有的負面情緒甚至觸發額外的負面情緒，那這種詳細特寫之后虎頭蛇尾的報道方式，就偏離了以正面宣傳效果為總體意圖的輿論監督觀念框架了。例如，黃岡衛健委主任“一問三不知”的報道，在網民的怒火被點燃的同時，也指向疫情的應對問題，還促使部分公眾將批評的方向拓展至行政系統工作人員的選拔任用等問題。甚至還有網民繼續拓展，開始“挖掘”這位衛健委主任服飾的價格。這種拓展當然本不是報道者主觀所想的，但這一報道的的確確觸發了這種不利的拓展。這種方式的批評報道會有另外一種更加隱秘的不良結果：雖然后續有報道聲稱當事者被免職，但僅僅是簡簡單單的“免職”報道，對于公眾“瞬間被點燃的怒火”而言，杯水車薪的感覺很明顯。

公眾的負面情緒還會在類似現象之間進行關聯，最直接的表現是：2011年有電視臺進行的另外一次極度類似的報道。當時報道的是河北武安鋼鐵去產能方面的混亂情形，其中也有對當地發改局一位科長的特寫式采訪。多年前的特寫式采訪，在這次疫情期間的黃岡衛健委主任的特寫式采訪出現后，瞬間被網友們翻出來，負面評論在兩者之間回環激蕩。這本質上會形成遞進式的循環蓄積。在將來出現類似現象的時候，這種負面情緒的蓄積自然會再次被“喚醒”，甚至引發新一輪遞進式的循環蓄積。

我們可以對比兩條同樣使用詳細特寫方式的報道。曾經有一條報道，用視頻很細致地特寫了援助湖北醫療隊的女性醫護人員集體剃光頭的情景，尤其是特寫了年輕女性醫護人員們的激動情緒，同時也強調這一行為引發的爭議。報道想表達的觀點是：組織者“統一要求”，感覺有“過頭”之嫌。不過，這一報道的評論表現出一項十分明顯的特征：公眾沒有出現明顯的普遍的負面情緒，反而有一些評論對一些“被剃頭”的女性醫護人員給予了贊揚。在這一含義上講，這一批評報道至少部分實現了正面宣傳的效果。同樣沒有引發那么明顯嚴重負面情緒的是另外一條報道，內容是記者探訪武漢市紅十字會倉庫卻被保安趕走。這條報道同樣也采取了全程視頻特寫的方式，用記錄的方式展示記者報道的全程所見。這一報道引發的評論同樣沒有那么激烈，甚至帶有更日常化的網民“圍觀”的色彩。

通過上述簡要的對比，我們可以大致發現：僅僅詳盡特寫的報道方式，并不是這些批評報道的基本問題所在；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關注另外一項要素，即報道內容自身的屬性。假如報道內容本身不存在明顯嚴重的錯誤，只屬于不當或偏頗行為，即使進行了詳細特寫式的報道，激化負面情緒或觸發額外負面情緒的可能性不會那么大。假如報道內容表現的負面現象性質很惡劣或損害很嚴重，如果對其進行詳盡特寫式的報道，再加上之后對負面現象處理結果進行簡略的虎頭蛇尾式的報道，這種報道很可能會激化已有的負面情緒，甚至觸發額外的負面情緒。

堅持輿論監督與正面宣傳的統一，從而實現正面的宣傳效果。這是當前黨的輿論監督觀念的總體戰略方向，輿論監督的各個方面都應當服務于這一總體意圖。這一基本觀念來源于過去兩大階段黨的輿論監督實踐與觀念的探索，是對過去兩大階段黨的輿論監督實踐與觀念的完善與發展。從當前黨的輿論監督觀念出發，所有的批評報道方式都應當以實現總體正面的宣傳效果為基本出發點。一些報道方式雖然獲得了明顯廣泛的關注度，但卻存在著偏離這一基本出發點的可能。這都是當前黨的輿論監督觀念帶給我們的重大啟示。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教授）

【注：本文系2019年度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部級社科研究項目“公益廣告中新時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情感傳播策略研究”（項目編號：GD1951）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陳力丹：《“輿論監督和正面宣傳是統一的”——學習習近平同志“2·19”講話》，《新聞與寫作》，2017年第1期。

②《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人民日報》，1950年4月22日。

③鄧小平：《在西南區新聞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國記者》，1988年第1期。

④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87年11月4日。

責編/張忠華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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