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對抗擊疫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為疫情防控提供了充足的人力、物力、財力、智力保障，實現了抗疫的“中國之治”。集中力量辦大事制度優勢的形成，并非僅僅源自于國家某個方面的優越性，而是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綜合協調的基礎上得以形成。民主集中制的決策與執行、單一制國家結構的治理機制、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密切聯系群眾的社會動員、集體主義道德觀和先進文化的精神支撐等是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制度優勢的根源所在。

【關鍵詞】集中力量辦大事 制度優勢 公有制 社會動員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新冠肺炎疫情因其傳染性強、傳播速度快的特征迅速席卷全球，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考驗。然而，在同樣的考驗面前不同的國家卻呈現出不同的治理績效。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塞指出：“中方行動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世所罕見，這是中國的制度優勢。”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對抗擊疫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為疫情防控提供了充足的人力、物力、財力、智力保障，實現了抗疫的“中國之治”。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我們黨的一貫主張和優良傳統，是我們黨帶領人民長期實踐探索的智慧結晶。集中力量辦大事制度優勢的形成，并非僅僅源自于國家某個方面的優越性，而是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綜合協調的基礎上得以形成的。

民主集中制下科學高效的決策機制

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的發揮離不開科學的決策。要保證科學的決策部署，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一方面，民主集中制能夠在“民主”的基礎上吸收多方面的意見和訴求，使決策更具有科學性、正當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可以使黨保持對全局的把控，提高決策效率，避免各決策相關方因利益、觀點的沖突而出現議而不決、久議無果的情況，以至于錯過最佳的治理時機。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黨和政府一方面尊重專家的意見，運用集體的智慧對疫情的形勢進行研判，作出合理部署；另一方面也對疫情防控進行統一領導、統一指揮，保證了決策的效率。正是在充分發揮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中央高效地作出了正確的決策，抓住了疫情防控的有利時機，對集中力量進行患者救治、物資調配做好安排，并做好“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防控部署，為疫情防控工作做好了頂層設計。反觀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由于缺乏民主集中制的保障，在面對疫情時陷入了推諉扯皮、甩鍋避責的內耗當中，錯過了疫情防控的最佳時機，造成了疫情失控的局面。

單一制結構下靈活有效的治理機制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集中體制，既來自于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也來自于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的集中。從國家結構形式來看，新中國成立初期確立的單一制從制度上保證了國家的權力相對集中。黨的十八大以來，更加強調中央的統籌，強調改革的銜接與聯動。中央有足夠的權威來集中地方的權力、資源，同時注重發揮地方和基層的積極性、創造性。這種制度安排和結構配置的必然結果就是：我國的治理體系既能通過常態下的權力分工更好地開展日常治理活動，又能在黨領導辦“大事”時迅速進行資源的整合和動員，在橫向上形成不同部門間的治理合力，在縱向上保持自上而下暢通貫穿的高效執行力，從而推動決策部署的有效落實。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在橫向層面，政府、人大、政協、軍隊、醫療等各機構和職能部門圍繞黨的領導，充分發揮自身職能，貢獻應有力量，從食品供應到交通管制，從治安保障到醫療救助，整合的治理體系在方方面面為抗擊疫情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縱向層面，中央的決策部署下達以后，省、市、縣、鄉、村（社區）認真領會精神和傳達指示，并通過有效的動員、執行和激勵機制，層層抓貫徹，保證了決策部署的落實。

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

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這種制度安排為集中力量辦大事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物質基礎。集中力量辦大事，離不開經濟的支持。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我們強調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強調不斷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從黨的全面領導和長期執政的角度來看，我們把國有經濟作為應對突發事件和重大經濟風險的可靠力量，一方面，國有經濟可以更直接和迅速地對資源進行整合，以較高的效率來完成“辦大事”的目標；另一方面，以公有制為主體還能夠引領整個國民經濟，能夠在最大的范圍內調動和集中全社會的經濟力量，從而更好服務于治理目標。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國家有足夠的財力來采取緊缺抗疫物資的全世界采購、患者的免費醫治等治理措施；另一方面，國家通過發揮公有制的作用，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抗擊疫情的措施，如對轉產國家急需的醫療物資的企業給予專項貸款支持、對受疫情影響的企業或個人給予調整還款期限和還款方式的照顧、將鐵路及民航免收退票費的范圍擴展至全國，這些措施在私有制下難以做到。在我國以公有制為主導的醫療體系下，許多醫務工作者臨危受命，不顧個人安危，日夜奮戰在抗疫一線。而在市場化的醫療體制下，一些國家或地區的醫護人員相繼出現“請病假”“辭職”行為，甚至出現了數千醫護人員聯署罷工的現象。

密切聯系群眾的社會動員機制

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要我們緊緊依靠人民，就沒有戰勝不了的艱難險阻。”集中力量辦大事，必須獲得人民群眾的支持。一直以來，正是我們黨始終發揚密切聯系群眾這一優良傳統，團結人民、依靠人民，把人民的力量匯集于所辦的大事當中，我們才取得了今天的偉大成就。我們之所以能夠在集中力量辦大事中依靠人民的力量，原因就在于人民利益與國家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國家集中力量所辦的大事也必然是為人民謀福利的事情。當然，利益一致只是匯集人民力量的前提和基礎，要想充分發動人民的力量還需要進行廣泛而有效的社會動員。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黨和政府主要從思想和資源兩個方面進行了社會動員，為疫情防控匯聚了廣泛的社會力量。在思想動員方面，政府一方面通過互聯網、電視、報紙及社區等渠道向人民群眾公布疫情情況、國家防控舉措以及普及疫情日常防護科學知識，使人民群眾能夠在思想上重視疫情預防，自覺服從國家的防疫安排，并做到科學防護，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蔓延；另一方面，政府通過樹立典型、講述抗疫先進事跡堅定了人民群眾的抗疫信心，消除了群眾不必要的恐慌，安定了社會秩序，從而有利于集中力量戰勝疫情。在資源動員方面，社會各界紛紛自發為抗疫提供各種資源支持，并參與志愿服務，大大緩解了早期抗疫中人力、物力、財力的緊張局面。

先進文化的精神支撐體系

制度總是在一定的文化環境中運行的。當與文化環境相匹配時，制度就能產生較好的治理效能，反之，制度作用的發揮就會受到制約。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的發揮，離不開集中人民的精神力量，也同樣離不開與之匹配的文化支撐。比如，統一、服從、集中、秩序、規范等的思想意識，深深嵌入到中國人內心世界，由此形成了“定于一尊”的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傳統的歷史傳承性就構成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文化基礎。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集體主義道德觀，以及犧牲精神、奉獻精神，激勵著無數中國人投身到這場看不見硝煙的抗疫斗爭中，成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重要精神依托，這也是全國上下能夠團結一致、齊心協力抗疫的重要精神支撐。反觀國外，由于缺乏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文化氛圍，一些國家的公民在面對疫情時表現出了漫不經心和一盤散沙的狀態，不顧疫情風險而去追求所謂“自由”，參加大型聚會，導致疫情蔓延失控。

（作者分別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博士研究生）

責編/李一丹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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