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爆發給面臨復雜內外部環境挑戰的中國經濟帶來極大外部沖擊。疫情的高度傳染性和不確定性對宏觀經濟領域總需求和總供給層面均造成不同程度的直接損失，同時也通過對產業鏈運行的影響、對就業的影響及中小微企業生存根基的挑戰，給經濟長期發展帶來間接負面影響。面對疫情對經濟的沖擊，應以財政政策工具和貨幣政策工具為主幫助企業開展生產，以促進疫情帶動的新產業和新發展模式助力經濟恢復，以扶持中小企業應對危機并實現發展變革、增強經濟活力，并以地方政府治理的系統性改革為提振市場信心提供保障。
關鍵詞：新冠病毒肺炎疫情 直接損失 間接損失 經濟恢復 發展模式
一、研究背景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發生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本著對人民生命健康高度負責的使命擔當，統一部署全國各地各部門采取了一系列果斷有力的防控措施，控制疫情傳播。疫情必然帶來損害，而經濟作為決定上層建筑、保障社會穩定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基礎，其在疫情中受到的影響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作為突發的重大不確定性事件，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典型的外部沖擊，不僅使經濟運行和行業發展出現短期動蕩，也將對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模式的變革升級以及未來經濟的總體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持續性影響。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2月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中提出明確要求，在疫情防控的關鍵時刻，“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繼續為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而努力”，“要密切監測經濟運行狀況，聚焦疫情對經濟運行帶來的沖擊和影響，圍繞做好‘六穩’工作，做好應對各種復雜困難局面的準備”。
由流行性、傳染性疾病引發的公共衛生危機始終是人類社會發展共同面臨的重要現實問題，特別是在全球化分工與協作高度緊密的現代社會，其對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福祉的影響更加凸顯。因此，許多國內外學者立足于學科使命，將研究目光投向包括SARS、H7N9、埃博拉等病毒傳播引發的突發或重大疾病疫情，以經濟學分析范式和邏輯框架深入探究其經濟和社會影響，揭示從疫情中暴露出的政策局限和弊端，從而尋求危機防范和避免的科學路徑。這些研究，有的在初步經濟數據基礎上就疫情對各行業乃至經濟發展總體的影響進行分析，有的則基于經濟發展統計數據構建實證檢驗模型，量化分析疫情對經濟生活各層面產生的實際影響；此外，對不同疫情經濟影響的比較分析，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對疫情減損經濟成果范圍和程度的國際考察等研究也取得了突出成果。盡管現階段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圍內仍處于發展階段，受實際持續時間和防控成效等不確定因素限制，無法準確評估其對經濟發展造成的影響，但在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做出預判，并為將政策條件引入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奠定基礎，正是以經濟學思維助力疫情應對的現實價值所在。同時，已有研究在分析疫情經濟影響的過程中對環境因素的識別、經濟層面的劃分及影響程度的衡量等都為本文提供了寶貴的思路借鑒。鑒于此，本文將結合中國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發展的數據初步分析并預測其基本走勢，以此為依據全面研判此次疫情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征及造成的直接和間接損失，并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地為疫情控制后的市場恢復和經濟發展獻言獻策，以期充分發揮經濟政策的事前準備作用，合理化解疫情的經濟沖擊。
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發生和發展態勢
以首例可追溯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為起點，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自2019年12月8日在湖北省武漢市開始流行，由于對這種新發傳染性疾病認識不足以及此后適逢春節人口流動大潮，導致疫情在短時間內向上海、北京、廣東、浙江、四川、湖南等省（區、市）迅速蔓延。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數據，截至2020年3月18日24時，全國（包含港澳臺地區）累計報告確診病例80 928例，其中死亡病例3 245例，死亡率4.01%。相較而言，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死亡率雖低于2003年SARS疫情9.2%的死亡率，但其累計確診病例數在三個月時間內已達到SARS疫情臨床診斷病例總數5 327例的15倍之多，可見此次疫情傳染性更強，勢必需要更強有力的防控措施。
面對疫情發展的嚴峻形勢，2020年1月23日武漢全面封城，從源發地阻斷疫情傳播并為全國的疫情防控創造條件；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會議決定黨中央成立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并向湖北等疫情嚴重地區派出指導組，推動有關地方全面加強防控一線工作。在黨中央統一指導部署下，全國各地相繼出臺并采取了一系列關于新冠病毒潛伏期隔離觀察、延長春節假期、延遲節后復工等疫情監測和防控舉措，以求在最快時間內使疫情進入穩定和收縮狀態。總體來看，自2月3日開始，湖北以外地區新增確診病例數呈明顯的連續下降態勢（見圖1），顯示出阻斷傳染源后，全國各地輸入性病例得到有效控制。而湖北作為疫情源發地的情況相對復雜，但從2月4日起新增確診病例數雖有波動卻也呈總體下降趨勢，其中，2月12日因湖北按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修正版）》，開始將疑似病例中具有肺炎影像學特征者確定為“臨床診斷病例”，并納入確診病例統計，故數據一日暴增失去了統計學上的參考意義，除去此日依然可以看出，隨著湖北的病例應收盡收、應治盡治工作的持續推進，新增確診病例在一個月的時間里連續穩步下降（見圖1）。
另一方面，根據疫情觀察—疑似—確診—康復（或死亡）的診斷程序判斷，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觸者是確診病例的潛在性指標，直接影響疫情未來發展態勢。從統計數據看，在2月4日之前，全國疑似病例和追蹤到的密切接觸者已達到很大基數，預示著后續新增確診病例會繼續增加，但尚在觀察的密切接觸者人數于2月4日趨緩并在保持穩定的同時出現下降跡象（見圖2），說明在全國大力防疫舉措下，對疫情傳播源的控制已初見成效，為及早進入基數消化階段爭取了時間和空間。同時，新增疑似病例數也從2月5日后呈現下降態勢（見圖2），釋放出疫情穩步控制的積極信號。只有新增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逐步減少，才能夠以更充分的醫療資源逐步治愈存量病例，使疫情收縮直至消失。
隨著衛生醫療方案不斷優化完善，以及全國范圍內采取的防控干預措施對疫情內生進程阻隔作用的充分發揮，從3月6日開始，全國每日新增確診病例和新增疑似病例均下降至兩位數，到3月18日，全國各地包括湖北省武漢市這一疫情重災區在內，已無本土新增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疫情總體得到有效控制并進入確診病例加速消化和清零階段。但與此同時，全球范圍內的疫情發展形勢卻格外嚴峻，已報告病例的國家和地區達159個，全球累計確診病例超18萬例。全球疫情的快速擴散使得中國在取得疫情防控階段性成效的同時，面臨著巨大的輸入性壓力和風險，實現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完全控制的目標依然艱巨。因此，在繼續加強和鞏固防控成效的同時，前瞻性地分析此次疫情對經濟社會造成的影響及疫情消散后的經濟狀態和政策導向，對穩定由疫情引發的社會恐慌和震蕩、最小化疫情負面影響至關重要。
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的影響
21世紀以來，中國先后經歷過數次自然災害和重大突發事件危機，它們對經濟社會運行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負面效應。其中，2003年SARS疫情對經濟的影響特別是短期沖擊幅度最大，也與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存在更大的相似性。因此，通過與SARS疫情進行初步比較來預估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經濟影響規模，不失為一種最為直觀的方法。但總體來看，從此次疫情的內在特征，到疫情爆發所處的國內外環境都凸顯著有別于以往危機的特征，歷史經驗雖具有重要參照借鑒價值，但難以憑此客觀評估當下疫情的實際經濟影響。由此，有必要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及其影響經濟的特殊性進行剖析，從而更全面、客觀地分析其對經濟領域各層面帶來的直接和間接損失。
（一）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影響的特殊性
從疫情發生發展的內外部環境來看，中國經濟正處于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階段，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均發生了深刻變化，并面臨著奮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和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的重要任務；同時，世界范圍內逆全球化抬頭、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貿易體系改革以及中美貿易摩擦等不確定性相互疊加，使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愈發復雜嚴峻。當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爆發無疑是對中國現階段風險承受能力有限的經濟系統的極大外部沖擊。但與經濟體內生動因引發的經濟危機不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作為影響經濟運行的外部因素，不足以構成對經濟發展整體態勢的主導性影響。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個小池塘，國內生產總值（GDP）已占世界的16%左右，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并有著足以抵抗各種外部沖擊的經濟韌性、潛力與活力，中國經濟動力澎湃，其奔騰向前之勢絕非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飄風驟雨所能動搖。再加上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因此，即使疫情在短期內、階段性地引發經濟的波動，但終不會成為常態。
從疫情波及范圍來看，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擴散和波及區域在中國是空前廣泛的，疫情在短時間內以湖北為中心擴散至全國。為控制疫情，武漢采取整座城市隔離、31個省（區、市）先后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但由此產生的經濟成本及造成的經濟沖擊也必然是全國性的。一方面，深度推進防疫工作面臨巨大壓力，疫情及其防控對企業復工和勞動力就業造成極大困難；另一方面，此次疫情確診患者超過100人的地區已幾乎涵蓋了中國所有經濟活躍和發達的地區，疫情對這些地區第三產業、居民消費以及地方政府財政等方面帶來的沖擊和挑戰將更為嚴峻，對經濟的短期拖累也更為明顯。
從疫情影響程度來看，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具有可變性和差異性。可變性集中體現在防疫政策對疫情經濟影響的調節和控制。與自然災害對當下財富造成損害不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程度除了與經濟系統內外部環境及其抗沖擊能力相關外，還直接取決于疫情的傳播速度、擴散情況和防控效果，短期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能夠相應地降低經濟損害，反之，其對經濟運行的影響將具有更大的破壞性；同時，如不注重對疫情控制后恢復經濟、穩定增長的政策規劃，疫情爆發對人們造成的心理沖擊和悲觀預期很難在短時間內消失，那么疫情對經濟的滯后影響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顯現出來，因此，客觀分析疫情的經濟影響需要將政策對疫情的應對同時納入考量范圍。而疫情對經濟影響的差異性表現為其對經濟中宏觀、中觀、微觀不同層面產生的不同程度的影響，更具體的則是在當前產業結構、需求結構條件下，疫情對不同行業的影響不僅會有短期和長期、直接和間接影響之分，還有正面和負面影響的差異。
（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造成的直接損失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大規模爆發對經濟造成的直接損失主要來自于其對供給和需求產生的負面影響，以及公共部門為疫情診療及檢疫、預防而負擔的成本，但因總供給和總需求影響整個宏觀經濟領域運行，加之財政對緩解疫情沖擊所具有的政策空間，疫情對財政預算的影響相對有限。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直接成本花費巨大。截至2020年3月18日，在全國80 928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確診感染者中，已累計治愈出院70 420人，排查追蹤密切接觸者近69萬人，如此龐大數字的背后是從中央到地方為此投入的巨額資金。財政部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統計的數據顯示，自疫情發生以來至2月13日，各級財政投入805.5億，其中中央財政投入172.9億元。加上各地和軍隊抽調上萬名醫務人員馳援湖北、購買防控新冠病毒肺炎所需的醫療和醫藥設備、新建和征用隔離醫院，以及全國各地為阻斷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傳播所采取的各種排查手段、隔離措施動用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所需投入在3 000億元以上。這些顯性損失是可計算、看得見的。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宏觀經濟總需求和總供給造成的直接沖擊是相當明顯的。在影響總需求的傳導機制上，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使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失，其中消費沖擊最為突出。近年來，消費結構升級和消費需求擴張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此次疫情在傳統的春節消費黃金周大規模爆發，且主要疫區消費潛力巨大。受疫情影響，人們紛紛改變原有計劃，盡可能減少外出、取消集聚，全民防疫使消費需求大幅度降低，以內需為主的經濟結構受到巨大沖擊。而消費需求的驟減對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造成的直接損失最大，文化旅游、交通運輸、餐飲服務、休閑娛樂、教育培訓等依賴人員流動和互動進行消費的服務類行業首當其沖，疫情期間收入出現斷崖式下降，圖3呈現的春運期間特別是節后全國旅客發送總量相比同期超過80%的下降便是一個重要體現。2003年SARS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同樣集中在第三產業，但第三產業比重較小因而對GDP總量影響不大。如今，中國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率已達到60%以上，就業人員近4億，疫情對第三產業的重創不僅會暫時阻滯國民經濟總體增長，還將對全社會就業形勢和社會穩定形成巨大壓力。根據國家統計局4月17日發布的一季度國民經濟數據，2020年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為206 504億元，同比下降6.8%，其中第三產業增加值下降5.2%。在投資和出口方面，疫情防控使春節假期延長、企業復工延遲，使生產無法正常運轉，制造業、房地產投資等出現短期停滯，其在統計數據中的表現為，一季度除與抗疫相關行業投資保持增長外，社會領域投資總體下降8.8%。而隨著疫情國際影響的升級，世界多國對中國采取停航措施，使中國進出口貿易和外來投資受到阻礙。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總供給的沖擊則是在生產要素流通受阻和短期恐慌性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疫情影響下，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流動受到嚴格限制甚至中止，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所需的原料供應、市場營銷等活動也被迫暫停，不得不面對停工減產帶來的經濟損失，服務業、工業增加值出現明顯下降，更進一步也會對中國通過供給側改革培育出的有利于促進高品質消費的優質供給造成沖擊；在農業領域，受餐飲行業需求下降的影響，農副產品運銷面臨內需萎縮和外銷受阻的雙重困境，對繼續維持農業生產供給產生巨大的經濟壓力。此外，疫情的發展疊加恐慌性搶購需求的沖擊，也導致食品、醫藥用品等基本生活物資生產供給不足，從而出現短期物價上漲。但隨著疫情穩定，恐慌性需求下降以及穩健貨幣政策持續引導調控，物價上漲會得到有效緩解。
（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造成的間接損失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經濟造成的直接損失雖然在短期內表現直觀而突出，但其中部分損失，特別是直接面對消費者的服務行業的經濟損失會在疫情結束后，隨著需求的重新釋放而得以恢復和彌補。而疫情對經濟領域帶來的間接影響和損失卻不會在短期內完全顯現，但其影響和規模亦不可低估，對工業產業鏈運行的間接影響以及對就業、對中小微民營企業生存發展帶來的挑戰，都會對中國經濟長期平穩發展造成連鎖性的不可逆損失。
第一，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通過影響產業進而給居民就業帶來巨大壓力。全國就業人口達到7.8億，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9年全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9 077萬人，其中本地農民工11 652萬人，外出農民工17 425萬人。如前所述，自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城市中的建筑、餐飲、旅游、文化等各類服務行業普遍停業，除少數企業有條件開工以外，絕大部分企業復工遙遙無期，就業人員蝸居在家，心急如焚。更有800多萬大學生、研究生等待就業。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阻斷了吸納就業人口最強的服務業產業鏈，間接造成巨大的就業群體就業出現難題，而這些人群的就業狀況如何，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脫貧攻堅、消除絕對貧困目標任務的實現。因此，這也正是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2020年中國經濟帶來的一個嚴峻挑戰，它直接危及這些人的收入增加和民生改善，如果疫情延續3到4個月，僅3億農民工的收入就將損失3萬億之巨，如果加上農村旅游業、文化產業、農林牧副漁產業、交通運輸業等直接和間接損失，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僅對農村農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脫貧攻堅、消除絕對貧困帶來的間接損失就不會少于10萬億元。
第二，工業通過復雜而精密的產業鏈條串聯起不同生產環節的企業，這些不同環節聯系緊密又相互制約和影響，從而將疫情對企業停產停工的暫時影響放大至長期。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發展最為嚴重的武漢不僅擁有汽車、電子、生物醫藥等領域成規模的產業集群，還占據著九省通衙的優越位置和發達的交通物流，對全國工業的影響舉足輕重。疫情使武漢進入“封城”狀態，因武漢生產和物流中斷引發的產業鏈、供應鏈中斷很可能在一定時間內導致轉移替代，給被替代企業帶來不可挽回的經濟損失并改變整體產業生態。從全球工業鏈來看，中國工業產業是國際工序分工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疫情不能在短期內得到有效控制使經濟盡快復產復工、進出口貿易恢復正常，中國在全球工業產業鏈的地位也將受到極大挑戰，一些停工的制造業企業連同下游供應商將在世界工業生產前進的滾滾車輪下被淘汰出局，影響工業對中國國民經濟的總體貢獻。
第三，疫情使經濟活動放緩或暫停，企業的正常經營計劃被打斷，但在資金周轉困難的情況下仍需支付租金、貸款利息等固定費用支出，對體量較小、抗風險能力較弱的中小微民營企業而言無疑是沉重負擔，其中既包括中小微企業中占比最大的制造業中小企業，也包括受疫情直接沖擊最明顯的服務業中小微企業，都有因資金鏈斷裂而難以為繼、破產倒閉的風險。然而，中小微企業作為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力軍，關乎著最多的就業崗位和技術創新，其生存困難甚至破產倒閉將引發大量失業問題，降低收入水平、損害民生改善成果，并進一步影響人們對未來的消費信心，對長期經濟循環和社會穩定造成嚴重沖擊。
盡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短期內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直接損失，并有在長期發展中逐步擴大間接損失的可能性，但總體來看，基于中國龐大的經濟體量和經濟內在韌性的增強，疫情短暫、有限的外部沖擊不會使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發生改變，中國政府有充足的貨幣和財政擴張空間限制疫情危機對經濟的最終影響。從辯證視角來看，此次疫情危機也是對中國經濟內在免疫能力和協調發展水平的一次考驗和檢視，危機預示著新的機遇，它將促使中國著力改善疫情影響下暴露的經濟薄弱環節和社會治理問題，推動經濟社會邁上高質量發展的新臺階。
四、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控制后經濟恢復的對策建議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經濟運行造成了顯著的負面影響，在全力完成疫情防控這一當務之急的任務同時，應及早考慮和部署恢復經濟的政策和干預措施。一方面，針對疫情對經濟帶來的短期震蕩，應以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并寬松的貨幣政策作為政策主力，幫助企業恢復生產、重振受疫情壓制的消費預期；另一方面，要充分把握新機遇，引導促進疫情相關產業發展和中小企業模式變革創新，并加快地方政府在信息披露、醫療衛生、應急響應等方面的系統性改革進程，奠定國民經濟長期發展的動力來源和制度保障。
（一）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發力幫助恢復生產
雖然疫情防控是當前的主要矛盾，需要全社會各部門不遺余力地嚴格防守，遏制疫情發展和影響擴大。但與此同時，政府也需未雨綢繆，在保證防控疫情的前提下對生產恢復提前做出安排和部署，穩定企業和個人預期，為日后工作重點從疫情管控向恢復生產的轉換做好準備，以將疫情的經濟沖擊降到最小。
財政政策方面，應采取以中央財政為主導的財政擴張政策。因赤字政策在世界各國的經驗中表現出很強的路徑依賴，政府債務居高不下并會在長期積累中形成債務危機的風險，故而，減稅和增支或為更謹慎的選擇。財政政策要規劃縮減政府其他開支，并有針對性地為抗擊疫情提供財力支持，包括對患者救治、疫苗研發、防疫檢疫等涉及物資和人力資源成本的補貼；同時，加大中央財政對疫情地區地方財政的一般轉移支付力度，緩解地方財政壓力，并對因疫情停產停工而使生產經營陷入困境的中小微民營企業減免或緩征稅費，幫助他們穩定資金鏈條，度過短期危機，并為日后推動整體經濟逆流而上積蓄力量；此外，財政政策還需提前做好基建項目儲備，疫情過后對基礎設施建設減稅，以刺激需求、穩定就業，提高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貨幣政策方面，要與財政政策相適應保持適當寬松。根據疫情經濟影響后的數據分析，要果斷采取降準降息政策，保障流動性的合理充裕、促進社會融資增長，減輕企業還本付息壓力并維持資金鏈的接續；另外，也可考慮對受疫情沖擊嚴重的地區和行業提供額外的信貸支持，并為相關企業提供還本付息延期支持。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并不是經濟活動的完全消滅，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形式轉換和時間轉移。因此，如果政策引導能夠釋放出穩定市場的強有力信號，促進社會生產和流通領域的全面恢復并擴大有效投融資，就能消除疫情影響給人們帶來的心理恐慌和高度風險感知，重拾積極的未來預期，促使一部分行業特別是旅游、餐飲、交通、娛樂等服務行業遭受抑制和損失的經濟活動出現反彈趨勢，并與疫情沖擊促成的行業模式和消費方式的創新相結合，進一步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二）以促進疫情帶動的新經濟發展助力經濟恢復
盡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作為一種突發危機造成的損失是一種負經濟效益，但其直接或間接帶動的部分產業和新經濟發展以及發展模式的變革創新，于經濟社會長期發展而言則具有正經濟效益。因此，在不確定性的環境里，培育和保持持續而靈活的適應性，充分把握疫情賦予經濟發展的新契機，便能在促進特定產業發展的同時為經濟整體回升并實現可持續的新增長提供強大助力。
首先，疫情期間，由于人們懾于病毒的傳染性，盡量將接觸性活動降到了最低，在使基于大眾社會活動的行業受到重創的同時，卻為非接觸的新經濟發展提供了無限消費需求空間，而疫情的爆發也再次引發人們對醫療和衛生防護的高度重視，使健康產業迎來新契機。對此，疫情控制后，一方面，要繼續鼓勵和引導非接觸新經濟發展，規范、優化已相對成熟的電子商務、在線教育、在線娛樂等項目的商業運行模式，扶持以創意為主的非接觸文化產業系統發展，并推動智能化遠程辦公相關產業的技術升級和完善，為便捷高效地開展工作提供依托和保障。另一方面，順應疫情給醫療衛生和健康產業帶來的機遇，在推進和保障醫藥制造工業、醫用防護品及相關消毒洗滌工業的正常生產基礎上，不斷提高產業的專業化、技術化水平，以滿足市場對醫療衛生產品數量和質量的更高要求；同時，鑒于新型冠狀病毒的高度傳染性，大力支持、實施一批疫苗重大科研攻關和研發項目取得突破性進展，在國內乃至全球市場也將有不可估量的效益前景。
其次，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無論是新冠病毒肺炎病例診斷、治療到病原體探究、疫苗研發，還是疫情控制后促進相關新經濟產業的發展崛起，無不以科學技術為根本手段，以科學家、科技工作者的忘我付出、爭分奪秒為制勝關鍵。因此，要在全社會樹立重視科技創新、尊崇科技工作者的思想意識，不斷擴大科技的資金投入比例，提高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的工作條件、生活待遇和社會地位，為科學研究活動的開展積累雄厚的物質和人力資本，從而推動一系列新興技術和創新成果的不斷涌現，以技術進步克服生產要素的報酬遞減，從而保持經濟的高質量增長活力和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提升。
此外，與其他傳染性疾病疫情相同，此次疫情發生的根源仍然是人與經濟和自然環境的不協調因素。正如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所強調，人與環境的和諧是人類健康和經濟全面可持續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雖然近年來中國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已取得突出成就，但疫情的爆發直接揭示出，改善人們不良的衛生和生活習慣，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依然任重道遠。要更充分、全面地貫徹落實綠色發展理念，促進經濟發展模式向以自然資源為基礎、與資源和環境承載力相協調并獲得環境系統支持和服務的綠色發展模式轉變，為產業發展、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營造全面可持續的和諧氛圍。
（三）以幫扶中小企業發展變革增強經濟活力與彈性
中小企業的發展體現著整個經濟體系的活力與彈性，也與最基層的民生聯系最為緊密，因此，中小企業在面臨疫情沖擊后的生存狀態和發展蛻變很大程度上預示和決定著國民經濟恢復和增長的前景。為此，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審時度勢，根據疫情對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中小企業造成的沖擊出臺相應應急扶持政策，包括固定支出減負支持、財稅支持、金融支持和就業穩崗支持等層面的細致可操作部署，緩解中小企業生產經營困難。更重要的是，中小企業自身更應在疫情危機的磨礪中堅定自我發展的信念，在逆境中把握發展機遇并實現企業的創新變革，從而化危機為動力，成為經濟增長中的活躍要素。
從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出現的突發性，到疫情持續時間和政策對沖成效的不確定性，充分說明如今人們所處的生產生活環境已不再是確定的、可預測的、機械的，而是以不確定性和復雜性為基本特征的。在這種環境下，中小企業要實現長期發展更應確定以價值增長為目標的轉型方向，適應并能夠在不確定性的環境持續為消費者提供服務。第一，中小企業要將創新作為驅動增長的核心要素，認識到在疫情影響下更充分顯現出的互聯網、數字化技術在經濟社會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并從商業模式、組織運行模式、社會溝通模式等各個方面促進企業自身的數字化變革；第二，推廣遠程辦公、智能協同的新工作方式，使企業中的個體有更獨立、更靈活的工作空間，并在網絡結構信息和資源的共享中圍繞任務開展工作，實現更便捷高效的協同合作，且足以對外部的突發沖擊做出快速反應；第三，充分認識信息化時代企業與社會有效溝通的重要性，與疫情防控時期社會公眾對相關進展信息能夠準確、透明、及時傳達的訴求一樣，在互聯網創造了強大且多樣的信息中轉和傳播平臺的條件下，中小企業要積極轉換企業信息傳播和溝通方式，保持自身變革與消費者需求提升和技術進步的步調相一致，在提高企業社會影響力的同時取得更大的成長性。
（四）以地方政府治理改革為提振市場信心提供保障
雖然地方政府治理改革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并不直接作用于短期內的經濟回升，但其在中長期發展中對提振和保障市場信心，促進經濟的全面、健康、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因此，要客觀認識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發展和防控過程中凸顯出的地方政府治理短板，倒逼地方政府加快結構性改革步伐，從治理體制、信息公開、醫療衛生、應急響應等層面進行檢視和反思，在此基礎上推進改革向縱深發展，為經濟潛力的持續釋放奠定堅實的制度和社會基礎。
第一，從治理體制和信息公開來看，針對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治，特別是初期防治工作中出現的各地方、各部門信息溝通不暢通，以及地方政府與社會公眾之間信息公開不及時等問題，在黨中央的統一部署和領導下，各地方政府迅速采取了透明化和公開化措施，并每日向全社會發布疫情發展及防控最新進展，促進了跨部門、跨地區的信息共享和協同在疫情預防和管控中工具作用的發揮，也使廣大群眾及時掌握科學的防治方法，穩定了社會情緒。由此看來，疫情沖擊的制度性影響便在于促進了中國地方政府治理體制向透明性、協同性體制的轉變。而信息公開化和透明化不僅是抗擊和戰勝新冠肺炎疫情的迫切需要，也是未來中國經濟穩定和發展的客觀要求，各級地方政府要科學利用以網絡為平臺的信息傳播擴散途徑，加強輿論監督，促進提高政府決策透明性并增強政策效果。
第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大規模傳播最直接的影響便是在短時間內反映出中國醫療衛生資源緊張且不平衡的問題，各級政府應以此為契機推動醫療體制改革完善，提高財政支出中醫療支出所占比重，加強公共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建設并提高醫務工作人員薪酬水平。同時，加快區域醫療聯合體和專科醫療協作聯盟建設，并搭建配套的遠程會診平臺等信息化系統，實現醫療資源下沉和跨區域調配。公共醫療衛生資源的開發和合理配置將進一步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水平，強化未來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也有利于與經濟社會各行各業相互滲透、相互衍生，為拉動經濟增長尋找新的發力點。
第三，高效的應急響應可以降低死亡率和發病率，并減少包括傳染性疾病疫情在內的所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經濟、社會和安全造成的負面影響。雖然中國已有較為豐富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和安全事件應急處置經驗，但在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更強的傳染性和更廣泛的波及性形勢下，依然顯示出全國特別是疫情相對嚴重地區應急物資儲備和應急專業人員調配等不能快速與疫情需要相適應的矛盾。對此，地方政府應在總結吸取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應急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加快預警和應急機制建設，在重大疫病、自然災害、能化危機等應急領域形成系統的應對方案，并鼓勵應急產業發展和規模壯大，在提高應急響應能力、降低危機帶來的經濟社會損失的同時，培育經濟發展的新驅動力量。
五、結語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這一意外的“黑天鵝事件”不可避免地給面臨下行壓力的中國經濟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部分服務業、制造業產業甚至在短期內瀕臨停擺，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斷崖式負增長6.8%。但長期來看，疫情的沖擊將加速促進國家恢復和提升經濟活力的政策工具出臺，帶動新產業興起和發展模式的變革創新，激發中小微民營企業在危機中實現向價值增長的發展轉型，并促進地方政府治理體系完善和治理能力進一步提高。“積力之所聚，則無不勝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大的制度優勢已經使抗擊疫情行動變成全國同心的集體自覺，由此迸發的抗疫、改革力量和國民信心必將打敗新型冠狀病毒，并穩步消除疫情對經濟增長造成的沖擊拖累，使國民經濟實現更高效的運行和更高質量的增長。
（作者：唐任伍，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通訊作者，北京，100875；李楚翹，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葉天希，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