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1世紀中寫成的《紅海周航記》記載，阿曼—提?（今卡拉奇）航線是中國蠶絲產品向西轉輸要道，乳香等阿曼特產以及從阿曼轉口的其他域外物品亦經此道傳到中國。由這些早期的傳播交流，遂有1世紀“甘英使大秦”促成阿曼（蒙奇、兜勒）遣使中國建立國家關系。阿曼是古代絲綢之路海陸兩道聯通路網的交通樞紐；和羅馬金幣一樣，阿曼乳香、中國絲綢都曾擔任古代世界經貿交流的等價物，一起支撐了古“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運作。
關鍵詞：阿曼；蒙奇、兜勒；乳香；絲綢之路
位于阿拉伯半島東南端的阿曼是西亞最接近東方的地點，這就使它在技術有限（主要是缺乏機械動力）的古代，在傳統東西方海路交通中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就東、西方交通而言，從位于阿拉伯半島最東南哈德角附近阿曼的蘇爾（Sur）港向北偏東直航對岸伊朗的恰赫巴哈爾（Chah Bahar）港，這是橫渡印度洋阿拉伯海的最捷徑航線。蘇爾自古就有在印度洋阿拉伯海沿岸從事海上貿易的記錄，至今仍以制造阿拉伯傳統的單桅三角帆船（??? dhow）而聞名。
阿拉伯傳統的單桅三角帆船
亞丁港郵票上的單桅三角帆船
考古發現和楔形文字材料都表明，早在四千多年前，兩河流域文明與巴林、阿曼（Magan）和印度哈拉帕（Harappan，位于今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文明之間就發展起了海運貿易活動，這條經波斯灣、阿曼灣溝通兩河與印度河的航路就是后來著名的“條枝走廊”（Characene Corridor）或“阿拉伯走廊”。至少從公元前第二千紀初期，商人已經在運用印度洋上的水路了：兩河流域的船只從波斯灣頭的港口出發，循著今天伊朗和巴基斯坦南面的海灣沿岸，前往印度河口的碼頭。希臘、羅馬商人直到公元1世紀中發現利用信風以前，沿海岸航行一直是海道交通的主要做法。當時印度西北海岸最重要的商業港口是提?（Daybul/Debal，今巴基斯坦卡拉奇）和婆樓割車（Barygaza，今印度坎貝灣東岸之布羅奇Broach），來自西亞的羅馬商品可以從這里走陸道北上進入中國的西域和西藏，絲綢之路陸海兩道就此聯通了。據研究，至少到公元前4世紀，印度就已經有了“中國的成捆的絲”（Cinapatta）。還有一種古代印度河流域特產的蝕花肉紅石髓珠，也在公元前3世紀就已經傳到了中國新疆和闐。而公元1世紀中用希臘文寫成的《紅海周航記》表明，當時在印度西海岸的四個重要港口中，提?是經營中國貨物——蠶絲產品種類最多最全的轉口外貿港（enterpot）。這些情況，都為早期阿曼與中國的交通交流提供了歷史背景和現實可能性。
一、早期傳到中國的阿曼特產
（一）乳香
目前所知最早傳到中國的阿曼特產應該是乳香。阿曼乳香很可能在公元前5世紀就已經傳到了中國，從而催生了中國人熏香專用的博山爐。
滿城漢墓出土的錯金銅博山爐
世界上著名的乳香的產地主要有兩處：一處是非洲之角索馬里的亞丁灣沿岸；另一處是阿拉伯半島南部，主要是阿曼佐法爾地區的阿拉伯海沿岸。后世有把海上絲綢之路稱作“香料之路”，傳統說法甚至把索馬里非洲之角稱作“香料之角”（The Promontory of Spices），乳香肯定是香料之路傳送貨物中數一數二的大宗。乳香貿易是一樁世界性的大宗貿易，尤其是在早期，阿曼很可能是中國乳香的唯一原產地。盡管《紅海周航記》第27、29節記載虔那（Kane）是南阿拉伯重要的乳香轉運港，而從蓋邁爾灣開始都是生長乳香的土地，但第32節明確說：蓋邁爾灣乳香的官方集散地在Moscha Limen碼頭（今阿曼佐法爾地區塞拉萊以東40公里的Khor Rori港），虔那有船定期來這里轉運乳香，而印度西南港口和婆樓割車則趁季風派帆船來此販運。總之，最著名的“乳香之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主要是在阿曼佐法爾地區：“乳香之地（The Land of Frankincense）是香料之路上阿曼的一處遺產地。該遺產地包括乳香樹、Khor Rori港和一些對中世紀香料貿易至關重要的商隊綠洲遺跡。遺產地在公元2000年以‘乳香小道’之名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為世界遺產，2005年改名為‘乳香之地’。”
專家這樣介紹阿曼乳香：“乳香樹生長在山坡荒漠上的干涸水溝里，那兒仍然能感受到季風的冷卻效果，但其濕氣卻為荒漠氣候所吸干”，“幾小塊乳香放在特制熏爐（Megmer）里的陰燃材料上面，于是乳香本身熏燒，散發出芬芳的煙霧。”總之，乳香主要是一種熏香，因而中國傳統文獻又稱之為薰陸香，薰陸恐即熏爐之訛。勞費爾《中國伊朗編》的香料類里沒有列出乳香，但是提到了所謂的“安息香”，并引用了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八《廣動植之三·木篇》里的記載：“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為辟邪。樹長三丈，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花心微碧，不結實。刻其樹皮，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之通神明，辟眾惡”。這顯然指的就是乳香。至于為什么叫安息香以及作為地名的“安息”，勞費爾的考證過于繁瑣，好在他最終指出：伯希和認為，安息香“這名稱是附帶在阿薩塞德朝代（The Arsacid Dynasty）波斯的古漢語名字上，他這看法是對的。其實我們在俾路支斯坦的巖石上看見過產拜香的兩種植物，Balsamodendron pubesoens和B. mukul，亞歷山大的軍隊在格德羅西亞的沙漠上看見了這兩植物，隨軍的腓尼基商人大量地采集它”。然而，《亞歷山大遠征記》第VI章第22節提到在格德羅西亞發現的香料其實是沒藥和甘松，雖然研究發現其中所謂“甘松”其實是一種須芒草屬，但無論如何那里并沒有發現乳香。勞費爾是想把安息香解釋為“安息所產香料”這樣一種泛稱，而否定其作為一種專名的性質，他說：“雖然‘安息香’這名字可能用于表達‘帕提亞的香’的意思，但我們不能忽略一事：在有關帕提亞（安息）和波斯的古代歷史文件里沒有提到此物，——這是一件罕有的情況，值得思考。這物品只被指出為中國西域的龜茲和蔥嶺北面的漕國的產品。”顯然，如果把安息香理解為一個專名即專指安息屬國阿曼特產的乳香，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歷史上有些以安息命名的特產如“安息雀”即鴕鳥之類，其實并非安息（波斯）本土物產，而是從其當時的屬國阿曼轉運而來（見下），甚至直接就是阿曼的特產，如這里的乳香。所以，可以肯定，古代文獻中記載的安息香其實就是乳香。至于《隋書·西域傳》里提到漕國（漕矩吒Jaguda/ Zabulistan，今阿富汗加茲尼Ghazni）、龜茲（今新疆庫車）有安息香，正好顯示出阿曼乳香經印度河口提?（今卡拉奇）傳往中國的路線，與《紅海周航記》所述提的其他轉口中國商品的路線是一致的。
段成式著《酉陽雜俎》
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第10章《香料》為“乳香”列有專條，說明產地是南阿拉伯和索馬里，并且說它就是在中文文獻中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的“薰陸”。雖然他另外列了“安息香”條，但說其“具體所指的并不止一種物質”，顯然和勞費爾一樣，錯誤地將其視作一個所謂“帕提亞香”的泛稱。此外，他也和勞費爾一樣，把《本草綱目》引唐末李珣《海藥本草》安息香“生南海波斯國”讀作“生南海、波斯國”兩處，亦恐有誤。其實，所謂“南海波斯國”應該就是《魏略·西戎傳》所記大秦“與安息諸國交市于海中”的地方即阿曼，乳香是南阿拉伯阿曼（安息南界）的特產。薛愛華有關中國安息香來路的論述值得注意：
四世紀時，以創造奇跡著稱的術士佛圖澄在祈雨儀式中使用了“安息香”，這里說的安息香是指返魂樹脂。這是在中國最早提到安息香的記載。五、六世紀時，安息香來自中國西域的佛教諸國，其中尤其是與犍陀羅國關系密切。這時對于中國人來講，犍陀羅不僅是佛教教義的主要來源地，而且也是香料的主要供給國——雖然犍陀羅只是作為有利可圖的香料貿易的中間人來向中國供給香料的（因為犍陀羅地區不可能是香料的原產地）。而且，Gandhara（犍陀羅）這個名字的意譯就正是“香國”。犍陀羅曾經是安息國版圖的一部分，所以用“安息”王朝的名字來命名這種從曾經由安息統治的犍陀羅地區傳來的香料，當然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犍陀羅“香國”得名于該地是重要的香料轉輸要道，這印證了我們前面關于交通路線的說法。然而，說“從曾經由安息統治的犍陀羅地區傳來的香料”就叫“安息香”，還是未免輕率了些。其實，所謂安息統治犍陀羅實際上與位于安息東界（塞斯坦）的烏弋山離后期的擴張（公元1世紀前期）有關：烏弋山離于公元1世紀初侵入信德，取代了塞種（Saka）在那兒的統治，但不久至1世紀中期即被貴霜帝國所吞并。況且，如其所承認，犍陀羅并不是所傳香料的原產地。如果說“曾經是安息國版圖的一部分，所以用‘安息’王朝的名字來命名這種從曾經由安息統治的地區傳來的香料，當然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那么，乳香的原產地阿曼曾長期為安息藩屬地，阿曼特產乳香傳到中國被稱為“安息香”更是理所當然。
薛愛華
據薛愛華引卜弼德（P. A. Boodberg）的說法，阿曼乳香早在公元前3世紀就以“薰陸”一名見于中文文獻記載，即已經傳入中國。如前所說，乳香是放在香爐中焚燒散味的，由熏爐而訛名為“薰陸”。中國傳統最著名且流行的香爐叫博山爐，據說以漢代產于山東博山（今淄博）最有名。不過，薛愛華說：“人們一度認為博山爐是在漢代發明的，但是現在看來可以追溯到周代；有一個大約是在公元前5世紀到（前）3世紀的香爐，上面飾有許多珠寶。見溫利《博山香爐考》，第8頁。”換言之，阿曼乳香也有可能在公元前5世紀就已經傳到了中國，從而催生了中國人熏香專用的博山爐。用數據庫軟件搜“熏爐”最早見于中文文獻為西漢劉向的《熏爐銘》；“香爐”則最早見于西漢伶玄的《趙飛燕外傳》。無論如何，說西漢（前206—8）時代中國人已經用專門的香爐焚熏阿曼特產乳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考古資料顯示，趙佗建立的南越國（約前203—前111）已有從海外輸入香料和燃香的習俗。南越王墓中曾出土五件四連體銅熏爐，爐體由四個互不連通的小盒組成，可以燃燒四種不同的香料。考古工作在廣州地區漢墓出土物中，發現熏香爐多達200余件。南越國的熏香爐和中原流行的博山爐形制不同，所用香料可能主要來自東南亞，或經東南亞地區輾轉傳來。
（二）玳瑁和珊瑚
研究者認為，從《紅海周航記》的記錄來看，印度提供了最豐富的貿易奢侈品，其中玳瑁“特別受到追捧，因為所有的主要港口都有其交易”。然而，《紅海周航記》所謂最精良的玳瑁the hawksbill turtle來自Chryse（金洲，一般認為是指緬甸和馬來半島）的說法卻很可能是限于奢侈品貿易范圍的傳聞，因為研究表明，《紅海周航記》“作者的親身經歷包括非洲路線直到Rhapta（達累薩拉姆一帶。但對東非海岸講得概略，因為那片地區在商業上不重要），以及阿拉伯—印度航線至少到了印度南端的科摩林角。許多學者認為，他并沒有親自旅行下一段，即從印度東海岸直到恒河河口，因為在其報告中哪兒都缺乏重要發現”。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可以把玳瑁與其共生生物珊瑚一起討論，據漢文史料記載，二者均為大秦特產珍寶，但珊瑚的分布范圍比玳瑁更廣。然而，據專家研究，文獻記載的大秦寶物并非全為當地所產，除了公認為大秦特產的流離（琉璃，這里指玻璃）等物之外，其他珍異尤其是寶石之類很可能是商人在東來沿途購買轉販的。例如珊瑚，雖然古代最美的珊瑚確實出于地中海，但有研究者認為，中國人所知的大秦珊瑚可能是出自紅海，尤其是古代的拉科斯（Leukos，今埃及古賽爾Koseir）附近。
玳瑁
清代玳瑁雕蘆雁穿花蓋瓶
另一種所謂大秦寶物玳瑁也是如此，即傳到東方的玳瑁也并非出自地中海東岸。據研究，玳瑁是屬于海龜科的一種海龜，分為太平洋玳瑁和大西洋玳瑁兩個亞種，其中太平洋玳瑁分布于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其產地在亞洲海域。“雖然玳瑁分布在廣大的海域中，其最主要的生活區是淺水礁湖和珊瑚礁區，珊瑚礁中的許多洞穴和深谷給它提供休息的地方，珊瑚礁中還生活著玳瑁最主要的食物——海綿”；尤其是“成年玳瑁主要在熱帶珊瑚礁中活動”。而一般作為寶石或藥用的玳瑁，就是成年玳瑁的背甲。現有資料關于玳瑁的分布模式可以看出：第一，地中海沿岸沒有任何玳瑁巢位，也就是說，大秦本土（包括地中海東岸敘利亞一帶）不產玳瑁（寶石或藥用）。第二，在我們討論的地域范圍（紅海、阿拉伯海沿岸），主要有4處玳瑁大型巢位，即：紅海中部非洲一側、亞丁灣頭的非洲一側、阿曼東海岸的馬西拉灣和波斯灣南端的迪拜海岸。這一分布與自古以來埃及/敘利亞和巴比倫之間繞行阿拉伯半島的海道路線是一致的。
勞費爾認為，中國人最早見到的珊瑚或許是波斯所產，而漢文史料所記載撈取珊瑚的地方也不是紅海，而應是波斯國海中的珊瑚洲或珊瑚島，甚至“波斯珊瑚亞洲各地都有”。薛愛華則說：“唐朝的珊瑚主要是從波斯國和獅子國進口的，它的漢文名字來源于古波斯文‘*Sanga’（石頭）。”不過，最早記載“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墮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鐵發其根，系網舶上，絞而出之”的是《新唐書·拂菻傳》，傳文開篇即說“拂菻，古大秦也”，顯然認為珊瑚產地為大秦而非波斯，換言之，傳到中國的珊瑚無論如何也是來自大秦至中國交通必經的道路航線沿途。勞費爾書中還引《魏書》說“波斯北伏盧尼國產珊瑚”，其實，伏盧尼為拂菻的另一音譯，亦即古之大秦。因此，說珊瑚出自波斯很可能只是由于它們多半經波斯轉販而來，這里的波斯可以泛指古代波斯地區（伊朗高原）建立的政權，包括安息帝國，也可以指其屬國阿曼地區。
勞費爾著《中國伊朗編》
在這種情況下，漢文史料所見來自大秦的珊瑚從而與之共生的玳瑁倘非紅海所產，那最有可能的產地只能是阿曼東海岸的馬西拉（Masira）灣，原因在于：第一，馬西拉灣和馬西拉島正處在自古以來繞行阿拉伯半島的海道航路上，《紅海周航記》則表明該地同時又位于這條曲折海道與通往東方的傳統航線的交集地域。第二，《紅海周航記》第33節明確記載：“過了Moscha Limen是另外大約1 500場距的一座山脈，沿著海岸伸展到Asichon（今Hasik角），在其最盡頭外邊，是一排七個島嶼，名為Zenobios群島（今Kuria Muria群島），在那后面延伸著另一片鄉土，由一種土著人口居住，他們不再屬同樣的王國，而已在法爾斯（Persis）的屬地境內。從Zenobios群島繼續在浩瀚洋面航行約2 000場距以后，你就來到了Sarapis島（今馬西拉島），如其所說，離岸約有120場距。它差不多200場距寬，600場距長，上面有三個村莊，均由虔誠的漁民（Ichthyophagoi）居住。他們使用阿拉伯語，穿著棕櫚樹葉裹身。該島嶼盛產品質精良的龜甲。虔那（Kane）的商人們經常駕小帆船前往與之交易。”我們注意到，這是該書所記從亞丁灣經阿曼灣到印度西北海岸航線沿途唯一一處盛產品質精良龜甲即玳瑁的地方。
阿曼灣的相對位置
第三，更重要的是，“阿曼的
Ras al-Jinz（ Ras al-Junayz）位于阿拉伯半島的最東端，它是綠海龜的筑巢地，也是當地哈德角（Ras al Hadd）村的海灘。這里是著名的海龜（玳瑁）保護區“RAS AL JINZ TURTLE RESERVE”所在地。這個地方曾有重要的考古發現，顯示了與古代印度河流域的聯系。自1985年以來，一個法國—意大利考古隊在Jinz發掘了一個青銅時代(大約公元前2200至前1900)海港遺址，有一座七個房間的大泥磚（mudbrick）建筑，這些房間都朝一條走廊開門。這座建筑似乎用作一個手工作坊，有證據表明，這里處理貝類（珠璣）、玳瑁（turtle shell）、燧石以及從鎂礦石提取的化妝品”。經查此地就在馬西拉島往北至哈德角附近海岸，屬于阿曼東北的蘇爾區。
由此可見，阿曼有古老的出產海龜、加工玳瑁并販到印度河流域的傳統。因此，漢文史料據大秦商人所傳的“珊瑚海”“珊瑚洲”“珊瑚島”，更可能指的就是阿曼馬西拉灣、馬西拉島，而不是紅海或波斯灣內。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自從漢武帝元鼎元年（前116）消滅趙佗割據勢力而建立南海（今廣東）等郡以來，沿海犀、象、毒冒（玳瑁）、珠璣、銀、銅、果、布等商品大大增加，中國人到那兒做生意的好多都發了財；番禺（今廣州）就是做這類買賣的一個中心。雖然不排除阿曼特產當時可能經由印度，輾轉到達廣州沿海的可能性，可實際上早在這之前，玳瑁已經傳到了遙遠的北方。《史記·春申君列傳》記載：“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玳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平原君趙勝是公元前3世紀中期人，這說明在當時，阿曼特產玳瑁早已溯印度河經中國的西域、西藏傳到中國北方，成為趙國常見的男子飾品。
夏德著《大秦國全錄》
（三）珠璣
前面提到，“Gandhara（犍陀羅）這個名字的意譯就是‘香國’”，換言之，著名的乳香以及其他相關西亞非洲特產是由阿曼到印度河口的提?，經印度河流域從犍陀羅傳到中國來的。其實，就阿曼同中國的交流而言，印度河上游還有一個可能更重要的交通樞紐之地——罽賓，即今以斯利那加為中心的克什米爾地區。研究證明，張騫通西域開辟的中西交通絲綢之路，早期是經過從中亞到南亞的塞種（聯盟）之路和提?到阿曼的海路聯接溝通的，而塞種遷徙進入南亞建立政權的中心就在罽賓。
《漢書·西域傳》略云：“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唐顏師古注：‘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它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地處南亞喜馬拉雅山區，卻有“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等海珍異寶，都是從哪兒來的呢？璧流離即玻璃，古代是羅馬帝國特產，屬于所謂大秦原產寶物。玻璃器和珊瑚在《紅海周航記中》都列入了提?港的進口物品名錄，而且研究表明，《紅海周航記》“這一節提到的這些玻璃器，很可能就是在提?卸船上岸，以便溯印度河谷的道路而上，運往其目的地”。可見這也是印度河上游罽賓所見玻璃和珊瑚的來路。
有意思的是，罽賓所見海珍還有珠璣，究其由來，更增強了我們的上述認識。盡管“珠璣”一詞在漢語詩文中常用作比喻晶瑩似珠玉之物，可唐人顏師古注《漢書》卻反復強調：“璣謂珠之不圓者也。”也就是說，現實中的珠璣并非如文學想象的那樣“珠圓玉潤”，而是雖潤澤晶瑩卻圓度參差。《紅海周航記》提到當時印度洋海域產珍珠的地方主要有三處：阿曼境內的波斯灣口（第36節）、印度東南的馬納爾灣（The Gulf of Mannar，第56、59節）和恒河口孟加拉一側（第63節）。但是據研究，“恒河口的珍珠數量少，色澤發紅，價值不高，主要供當地市場而非外銷；埃及來的羅馬買主能在別處找到更好質量的珍珠”。馬納爾灣蒂魯內爾維利海岸的Kolchoi（Korkei/Kayal）是印度最好的珍珠產地。不過，根據對《紅海周航記》的記載進行的統計表明，至少是迄至那個時候即公元1世紀，那里的珍珠全都被埃及商人購買，運銷到了羅馬帝國。由此可見，當時在漢文史料記載的海外奇珍“珠璣”，只可能來自阿曼。阿曼波斯灣口的特產被研究者說成是“劣質珍珠”（low-quality pearls），他這么說大概出自對該書原文“大量珍珠但（品質）次于印度產”（pearls in quantity but inferior to the Indian）的理解，以及其中對波斯灣口和馬納爾灣所產珍珠的不同描述，前者只是“珍珠蚌”（pearl oysters），后者卻是“優質珍珠”（fine-quality pearls）。不過，或許這正是漢文史料里“珠璣”一詞的用意，就是說這類珍珠未經挑選，有的圓有的不圓，完全原生態——貨真價實。這種真實性描述反而進一步證明，漢代罽賓所見珠璣確實是阿曼特產，毋庸置疑。
卡塔爾博物館藏波斯灣產珍珠
西漢時罽賓的地理位置
罽賓所見虎魄即琥珀，原產地是北歐的波羅的海海濱；璧流離即玻璃，古代是羅馬帝國特產。這兩種都是更遠的西方珍寶，經由阿曼轉輸傳到東方，我們留到下節一起討論。
二、經由阿曼傳到中國的外域事物
除了上述阿曼特產以外，歷史上還有很多西方外域事物是經由阿曼傳向東方、傳到中國的。
（一）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
大鳥卵即鴕鳥蛋，黎軒善眩人或稱黎軒眩人，指埃及亞歷山大城來的魔術師。從文獻記載來看，這兩樣事物是張騫通西域開通絲綢之路以后最先貢獻到西漢王朝的西方外國事物。追究一下當時“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的來路，我們可以進一步探查阿曼在古代中西交通和交流活動中的地位。先看“大鳥卵”，研究表明，普通鴕鳥主要分布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往南的低降雨量的干燥地區，以及從塞內加爾到厄里脫利亞的非洲東部沙漠地帶和荒漠草原；阿拉伯鴕鳥近代曾分布于亞洲敘利亞與阿拉伯半島，但至上世紀中已經因捕獵而完全絕跡。以色列企圖重新引進普通鴕鳥也已失敗。
張騫
然而，漢文史料卻記載條枝有鴕鳥，《史記·大宛列傳》：“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對此有注：“《（后）漢書》云：‘條支出師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師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條枝或作條支，即今伊拉克巴士拉一帶，此時是安息屬國。我注意到，《（后）漢書》所謂“條支出師子（獅子）、犀牛、孔雀、大雀（鴕鳥）”全都不是本地產物，鴕鳥之外，獅子、犀牛亦產于南亞，孔雀則是南亞特產，它們出現在條枝顯然來自進口，而且很可能是想要轉口到更遠的西方。因此，安息王所獻師子（獅子）、大鳥（鴕鳥）其實都是轉運而來。鴕鳥之所以被稱作“安息雀”，并不說明安息是鴕鳥的原產地，只是表明那里由于地理的原因當時是鴕鳥等非洲特產動物流向中國的主要轉口地。
況且，南亞特產孔雀等與非洲特產鴕鳥一道提及，最有可能的來路是曾經由海道航運，而非洲航線和南亞航線在安息境內的交匯地就是阿曼。同時，非洲特產鴕鳥等要經安息境域向東前往中國當然無須繞道條枝，阿曼就是最合適的轉口交易地點。來自埃及亞歷山大城的魔術演員和來自非洲的鴕鳥蛋一起向東轉運到中國，表明這兩樣物品先后經由各自通常轉運的途徑到了安息境內一個交易點或集散地，顯然，這個轉運港口非阿曼莫屬，即作為東西方海路交通樞紐的同時，阿曼也是古代世界的一個海上國際貿易中心。
蔡鶴洲繪《來自罽賓》
（二）玻璃、祖母綠、蘇合香
學界公認，文獻記載早年傳到中國的大秦寶物，只有流離（琉璃，這里指玻璃）確為地中海東部特產，即所謂“羅馬玻璃”。學者認為：“我國西漢——北宋這一期間，地中海沿岸及伊朗高原先后出現了幾個世界性的玻璃生產中心，我國與這幾個玻璃中心都有著一定的貿易往來。我國進口玻璃器皿包括羅馬玻璃、薩珊玻璃和伊斯蘭玻璃三部分。羅馬玻璃一般是指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5世紀廣大羅馬帝國領域中的玻璃產品。西羅馬滅亡之后到阿拉伯帝國興起為止，地中海東岸的玻璃產品也可以視為羅馬玻璃。公元前1世紀，羅馬帝國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希臘世界的兩個玻璃中心——腓尼基、敘利亞海岸和埃及的亞歷山大地區，先后落到羅馬手中，也正在這個時候，玻璃生產發生了一場大革命，發明了吹制法，大大簡化了生產，降低了成本，使先前一直是罕見昂貴的玻璃器變成了地中海地區的常見物品。羅馬玻璃繁榮發展之際，我國正處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出土的這個時期的玻璃器皿中，有一些比較典型的羅馬玻璃。”近年考古發掘在阿聯酋Umm al-Qaiwain海岸的ed-Dur遺址和沙迦的Mleiha遺址也發現了數量可觀的羅馬玻璃。兩處遺址都位在阿曼半島上，斷代為公元1世紀至2世紀早期，學者認為很可能當時屬于古代阿曼。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北面大約45英里的貝格拉姆（Begram），上世紀中曾經發掘了一處宮殿遺址，其中發現了從西方進口的玻璃器皿的殘件，包括一些幾乎肯定是來自埃及亞歷山大城的玻璃器。研究者明確指出，這些玻璃器與《紅海周航記》“第39節提到的玻璃器皿一樣，很可能就是在提?卸船上岸，以便溯印度河谷的道路而上，運往其目的地”。與此類似的提?港進口貨物還有祖母綠（peridot）跟蘇合香。研究表明，古代世界唯一的祖母綠產地是埃及紅海中的宰拜爾杰德島（Jazirat Zabarjad，即St. John’s Island），其西北30海里即古代埃及至印度航線著名的起點之一貝雷尼塞（Berenice）港，西距上埃及尼羅河邊的阿斯旺（Aswan）僅140海里。因此，可以肯定中國古代文獻里常見的祖母綠和羅馬玻璃一樣，都是經紅海、阿拉伯海航線從阿曼傳到中國來的。蘇合香被公認是地中海東部沿岸的產物，又廣泛見于中國古代文獻記載，和羅馬玻璃、祖母綠等物品同時經由阿曼轉口傳來中國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蘇合香圖
《三國志》卷三〇裴注引《魏略·西戎大秦傳》說：“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于海中”。《后漢書·西域大秦傳》略云：“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與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所謂與安息“交市于海中”，在當時的歷史、地理情況下只能理解為以安息南界懸在海外的屬國阿曼為國際貿易轉口港。這些都說明，古代羅馬玻璃以及其他所謂大秦寶物大多都是通過海路即經由阿曼傳向東方、傳到中國來的。
（三）琥珀等
雖然勞費爾《中國伊朗編》說琥珀最早見于中國典籍記載就是前引《漢書·西域傳》罽賓國條，但《魏略·西戎傳》略云：大秦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虎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物品列舉順序與漢傳全同，可信這是中國史籍記述海外珍寶的一種傳統模式。無論如何，盡管大秦（羅馬帝國）見于史載稍晚，并不妨礙琥珀早見于當地或早經當地傳來。在這種背景下，和珠璣、珊瑚、璧流離等海珍一同出現在罽賓的虎魄（即琥珀），幾乎可以肯定也是走海路經阿曼一道轉輸而來的。據研究，古代世界的琥珀產地主要有兩處，一處是北歐的波羅的海海濱，一處是東南亞緬甸的安達曼海沿岸。我傾向于認為見于罽賓的琥珀來自西方（產于波羅的海海濱），因為這些海路珍寶轉輸的目的地是東方的中國，那里有最大的需求市場。如果是產于緬甸的琥珀，直接向東北就可以輸往中國，沒有必要向西繞到罽賓（今南亞克什米爾）。
Potter G. Lawrence編《The Persian Gulf in History》
三、蒙奇、兜勒遣使中國及其意義
據研究，由阿曼經罽賓傳到中國的域外物品還有東漢時代的符拔（長頸鹿，見下）、南北朝隋唐時代的波斯錦等。兩國間多種物品長期交流的結果，導致了雙方直接通使關系的建立。促成此事發生的是歷史上著名的“甘英使大秦”事件。
眾所周知，東漢班超通西域時曾遣其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出使雖然受阻條枝未達大秦，卻進一步擴大了中國的影響。甘英使大秦的直接外交影響，《后漢書·西域傳》所記為兩件事：其一，《后漢書·西域傳》序：漢和帝永元“六年（94），班超復擊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于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其二，《后漢書·西域傳》“安息國”條下的記載較為具體：“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赍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各種跡象顯示，這兩件事相繼發生應該有一定的關聯。
首先，《后漢書·班超傳》略云：“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遣騎赍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愿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或說符拔即長頸鹿，其為熱帶非洲索馬里、肯尼亞等地特產；而珠璣本為阿曼特產，可見，從前由阿曼轉口中國“在提?卸船上岸，以便溯印度河谷道路而上”的“塞種之路”此時已由大月氏即貴霜控制。因此，說貴霜貢奉東漢的長頸鹿亦由阿曼轉口而來應無大差。“于是五十余國悉納質內屬”意即西域都護所領（蔥嶺以東）地域完全平定歸附，這是甘英使大秦的歷史背景。
班超像
其次，蒙奇、兜勒在哪里？有人曾將二名連讀，認為指歐洲馬其頓Makedonija，然而《后漢書·和帝紀》明確記載：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內附，賜其王金印紫綬”，并非一地。或說蒙奇為今也門東北海岸港口穆卡拉Mukalla，兜勒或指推羅Tyre（今黎巴嫩西南海岸蘇爾），僅據語音近似，難以自圓其說。我認為，《后漢書》所記東漢時代的漢語音韻屬于漢語上古音，蒙奇二字讀音可擬測為*mog ɡǐa，用于對譯中古以前西亞各語言中的阿曼古國名Magan正合適，恰如唐宋時代用沒巽、勿巡音譯中古波斯語阿曼國名Mazūn/Māzūn一樣適當。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與蒙奇一起來朝的兜勒比定為阿曼國的佐法爾地區就很恰當，二者語音不難勘同——兜勒二字上古音可擬測為*to lek，佐法爾轉寫為Dhofar，歷史地理狀況也允許這種比定。
第三，從遠國“皆來歸服”和“二國遣使歸附”的表述來看，阿曼這次遣使屬于國家正式通交是沒有問題的。雖然《西域傳》說是“遣使貢獻”，與漢唐時代域外來華貿易中國特產（絲綢、書籍等），為求獲得販運許可而托名“貢獻”并無二致，但《和帝紀》明確記載“賜其王金印紫綬”，可以認為是對“歸服”“歸附”等作為外臣藩屬性質活動表示的特殊國家關系予以確認。這種關系重要程度如何呢？我們可以從《后漢書》記載的“金印紫綬”等級地位以及當時有關的賞賜活動一窺端倪。《輿服志》下注文：“東觀書曰：‘建武元年（25），復設諸侯王金璽綟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列女傳》注：“《漢官儀》曰‘二千石，金印紫綬’也。”《百官志》五：“列侯，所食縣為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為徹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后避武帝諱，為列侯。武帝元朔二年（前127），令諸王得推恩分眾子土，國家為封，亦為列侯。舊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南蠻西南夷傳》：永元“九年，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順帝永建六年（131），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
簡單說，東漢時代賜“金印紫綬”官員的國內地位和待遇大致與地方一級行政區長官相當；外域（徼外）則為大邦藩屬國王，譬如撣國即今天的緬甸，葉調（Yavadvipa）即今印尼爪哇和蘇門答臘，等等。阿曼（蒙奇、兜勒）作為“西域”“遠國”來歸附，“賜其王金印紫綬”地位與緬甸和印尼相當，完全符合東漢王朝的帝國政治體制；有封賜名分的外國據其國王地位享有相應的外貿期次和商品種類的優待，使者還有“賞賜、贈禮、程糧、傳驛之費”以及送使、報聘等禮遇。
樊大牛繪《使者甘英》
第四，我注意到，阿曼（蒙奇、兜勒）受甘英活動影響遣使來華是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而次年就有了受同一影響的“安息王滿屈（Pacorus II）復獻”，考慮到時間、行程以及兩國特殊的政治關系，兩批使團發生關聯的可能性很大，不過，“賜其王金印紫綬”表明，阿曼使團肯定是獨立行事。然而，安息王雖未受到封賜，其所貢獻“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其實就是非洲鴕鳥，因當時主要經由安息屬國阿曼轉口中國而有“安息雀”一名；聯系到同時貢獻的獅子本為南亞特產，所以我懷疑以安息王名義的這次特產貢獻其實是由阿曼代行的。就是說，甘英出使引發的上述兩次外交事件其實是一批使團兩次活動，即阿曼使團先是經南亞貴霜境內循甘英經行路線到洛陽向東漢朝廷請求歸附，于是，得到“賜其王金印紫綬”的待遇，即建立了正式外交關系；然后，該使團又把自己帶來的獅子和鴕鳥以宗主國安息的名義貢獻給東漢朝廷，從而在外交上維持了與安息和東漢兩個大國的關系平衡。
總之，阿曼國家（蒙奇、兜勒）直接遣使中國并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這是阿曼與中國關系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更有利于阿曼國家乃至其他西方國家和地區與中國發展交流與溝通。本文題為“香絲之路”，分別以乳香和絲綢這兩種特產指代阿曼與中國兩種文明和文化。那么，本文揭示的兩國間這些交流活動對于古代世界東西方的交流交往有什么意義呢，或者說，古代阿曼與中國間的這些交流在整個古代“絲綢之路”的活動和運作中居于什么地位，起著什么作用呢？由于近年國外有人對古代中國絲綢在“絲綢之路”上的作用提出了質疑，甚至懷疑“絲綢之路”的存在，本文有必要對此有所回應。
芮樂偉·韓森（Valerie Hansen)著《絲綢之路新史》
如前所述，阿曼—提?航線是最多種類中國蠶絲產品向西轉輸要道，阿曼本身是古代絲綢之路海陸兩道聯通路網的交通樞紐，這些特點和作用在兩國正式建交后繼續維持下來。就以所謂“羅馬人從未用金幣直接購買過中國絲綢”為例，我們這里可以看一下《紅海周航記》記載的提?進口貨里的銀器和錢幣，尤其是錢幣，這是古代西方同東方貨物交流中的一個大宗。《紅海周航記》第28節記載虔那是南阿拉伯重要的乳香轉運港，而從埃及“為國王進口的帶浮雕圖案的銀器和錢幣，數量相當大”。這些所謂“為國王進口的”錢幣之所以“數量相當大”，十有八九就是為了購買阿曼乳香用的。從該書第29節和第32節的描述可以看出，乳香的生產和買賣都具有官方性質，貨款被說成是“為國王進口的”錢幣（銀器也可以抵充錢幣）。關于歷史上乳香的社會功能，《阿曼假日》網站有關“乳香小道”的介紹一開始就說：“如果說3500年前就有貨幣的話，那么乳香就是原始的經濟作物；然而在那時候，它只能是一種易貨物品、王家禮物或戰利品。”也就是說，在古代，珍貴的乳香由于獲取困難而需求廣泛所保障的交換價值，很早就具有了一種等價物的作用。據《紅海周航記》第32節的記載，虔那有船定期到阿曼Moscha Limen碼頭（今Khor Rori港）轉運乳香，很可能就是易貨形式的購買。因為，接下來就是這樣的記載：“此外，來自Limyrike（今印度西南馬拉巴爾海岸）或婆樓割車那些帆船則由于季節晚了（沒趕上季風）要在那兒（即在Moscha）過冬，按照王家機構的安排，以棉布、谷物和油料交換回程的乳香貨載。”據此可知，古代印度洋周邊的“地方貿易”采用的是易貨交換的方式，而從埃及來的希臘—羅馬商人所操持的奢侈品貿易則主要采取貨幣購買方式。《紅海周航記》這一節沒有提到提?，或許因為提?距離阿曼較近，傳統近海航線交通便利，不受季風條件限制，而其進口貨里的銀器和錢幣，則可能是由那些仍然遵循傳統航線的埃及船只沿途轉販阿曼乳香、玳瑁、珊瑚，然后在提?購買中國絲綢時留下的。《紅海周航記》的研究者指出：“從南印度進口的商品如此昂貴，遠遠超出了西方貨物在那兒賣出的價值，結果就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從羅馬流入印度的現金流。提比留斯（Tiberius）抱怨說：‘女士們及其裝飾品正在把我們的錢轉給外國人’（塔西佗《編年史》3.53）；普林尼（Pliny,6.101,12.84）則評價了東方，尤其是印度從羅馬榨取巨量錢幣的數目。還好，羅馬僅僅是落入這種長久不平衡過程的開端。這是由相互提供產品的性質（即經濟和商品結構）決定的，后來的歐洲貿易大國遭受了同樣的命運。”其實，李約瑟早就說過：“有人認為，這種金融上的日趨枯竭，是羅馬帝國經濟衰落的主要因素。可是黃金并沒有到達中國，很有理由認為，黃金被中間經手的一些國家收走了，這些中間國用羅馬帝國的產品和他們本國的產品，和中國人進行物物交換。”
《紅海周航記》1912年英文版
和阿曼的乳香一樣，中國古代絲綢被稱為“輕貨”，即攜帶方便而價值高（獲取困難而需求廣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作為一種貨幣在使用。在對外交往方面的這種功能，至少從張騫通西域就開始了。《史記·大宛列傳》略云：“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漢使焉……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可見，張騫通西域也有一個貨幣金融問題。匈奴在西域設童仆都尉征收聚斂，漢擊退匈奴，設西域都護，交通往來信用中國自不待言。但是，蔥嶺以遠中亞腹地不屬都護，不用漢朝金屬貨幣，漢使只有以絹帛絲綢為貨幣用作市易購買，建立和改善關系，接受中國絲綢自然就形成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在此之外更遠的地方，絲綢未必再作為等價物，但由于其使用價值和需求，仍然是一種熱銷商品。顯然，正是古代西方世界這種廣泛而強大的商品需求，支撐了中國絲綢在居間地帶具有并維持其等價物的地位，稱為“絲綢之路”可謂名正言順。
本文為北京大學卡布斯阿拉伯研究講席資助的《阿曼與中國古代關系》科研項目的先期成果。原文載于《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
作者簡介：王小甫，1952年7月生，四川成都人。1978年考入北大，1989年博士畢業留校；2015年后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雙一流”特聘教授。現任西華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講座教授。2000年獲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2018年10月被聘為人民日報社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中方專家委員會首批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