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成立后重新開啟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全面開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遭遇了很多風險挑戰，經歷了一個又一個磨難。從全局來講，1949年到1978年經歷的主要磨難包括：抗美援朝戰爭、三年困難時期以及“文化大革命”。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多難興邦，殷憂啟圣。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是一切正義事業發展的歷史邏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在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磨難基礎上開辟和發展的。
【關鍵詞】新中國成立 黨的領導 社會主義建設和探索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創業艱難磨難多，從全局來講，1949年到1978年經歷的主要磨難包括抗美援朝戰爭、三年困難時期以及“文化大革命”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不同于中國歷史上以往的王朝更替，開創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歷史，開始了中國歷史上最徹底變革的歷史，實現新天新地新人，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建設新國家新社會。新中國要走一條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獨立自主的全新發展道路。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是一項全新的事業，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學，猶如攀登一座人跡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荊斬棘、開山架橋。這對于過去長期處于戰爭和激烈革命斗爭環境中的中國共產黨來說，他們對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指南，但是不可能給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各種問題提供現成的答案。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曾經取得巨大成功，中國共產黨一開始把蘇聯當作自己的老師，誠如毛澤東同志所說“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要求“全黨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但是中國共產黨經過實踐，認識到了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缺點和錯誤，提出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鑒戒，獨立探索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但是中國究竟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仍然只能在實踐中探索。
鄧小平同志在后來回顧歷史時指出：“坦率地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總之，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從事的是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業，探索就是新中國歷史的主旋律。因此，在這個過程中，發生這樣那樣的失誤、曲折、磨難是難以避免的。更何況新中國的探索，是在一個復雜的國際環境中進行的，既遭到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圍堵遏制，又受到同一陣營內部的國際力量的掣肘。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從事的是國際正義的事業，這對西方發達國家來說是無法接受的，他們不希望中國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發達國家，他們希望的是仰他們鼻息的附屬國。因此，全面封鎖、戰爭威脅就成為新中國成立時面對的國際環境。1949年到1978年中國人民經歷的磨難就是在這種復雜的國際國內背景中發生了。
新中國成立后重新開啟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1956年開始的全面建設社會主義遭遇了很多風險挑戰，經歷了一個又一個磨難，主要包括：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全面封鎖、抗美援朝戰爭、“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中蘇決裂和邊境沖突、抗美援越戰爭、“文化大革命”，等等。這些磨難性質和程度都不完全一樣，但對新中國發展進程構成嚴重挑戰。從全局來講，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經歷的主要磨難包括：抗美援朝戰爭、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
抗美援朝戰爭。1950年10月開始的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成立伊始就面臨的一場全局性挑戰。本來朝鮮半島兩個政權內部為了實現統一是朝鮮民族自己的內部事務，但由于美國的介入，演變成為一場國際事件。美國不僅派兵武裝援助韓國，同時命令其海軍第七艦隊開入臺灣海峽，“阻止對臺灣的任何進攻”，公然干涉中國內政，還把戰火燒到中國邊境。新中國一方面為了捍衛新生的國家政權，同時也履行國際主義義務，決定派遣中國志愿軍援朝作戰。新生的人民政權利用這次機會化危為機，在國內進行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充分調動了廣大人民的愛國熱情，不僅與朝鮮人民、軍隊合作，進行艱苦作戰和談判斗爭，迫使美國代表在停戰協定上簽字，而且鞏固了民族獨立、保衛了中國的國家安全、維護了亞洲和世界的和平，打破了美國不可戰勝的神話，打出了新中國的國威和人民軍隊的軍威，極大地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改革贏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
三年困難時期。這是新中國歷史上一次具有全局影響的重大磨難。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長期落后的中國人民急于擺脫落后面貌，相信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經濟建設將以超常速度推進。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經驗，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加之從中央到地方，少數領導同志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過分相信群眾運動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1958年爆發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導致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經濟結構嚴重被扭曲，加上遭遇自然災害，使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這場磨難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全國人民同心協力，經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從1962年到1966年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長達10年之久的全局性重大曲折，它使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使國民經濟遭受嚴重損失，民主和法制遭到踐踏，科技水平在很多方面同先進國家差距拉大。中國共產黨依靠中國人民糾正了這一嚴重錯誤。正是從這場巨大民族磨難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開始覺醒，使黨和國家從危難中重新奮起。鄧小平同志當時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1949年到1978年經歷的磨難增強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憂患意識、底線思維，形成了建設社會主義的若干原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在磨難中成熟起來，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增強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憂患意識、底線思維。1949年到1978年經歷的磨難啟示我們，對于共產黨人來說，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要面對各種各樣的重大風險，經歷各種各樣的磨難。馬克思說：“在人類歷史上存在著和古生物學中一樣的情形。由于某種判斷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會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來，到了一定的時候，人們就驚奇地發現。從前沒有看到的東西現在到處都露出自己的痕跡。”
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處于偉大復興的關鍵期，我們一定要提防可能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各類“灰犀牛”和“黑天鵝”事件。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摩擦和2020年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都給我們上了一堂大課，告訴我們，在前進的道路上，一定要樹立憂患意識，強化底線思維，預判風險，把握風險，進行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有防范風險、化解風險的先手和高招，打好防范風險和抵御風險的準備之戰、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主動戰。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時候，是一個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時候，絕不能有半點驕傲自滿、固步自封，絕不能有絲毫猶豫不決、徘徊彷徨，必須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迎難而上、奮勇搏擊。
形成了建設社會主義的若干原則。實踐是最好的老師。在現實面前，中國共產黨人頭腦清醒，從實踐中總結教訓。在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指出，“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①后來，毛澤東同志進一步認識到：“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②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來說，社會主義如何建設，是一個在實踐中摸索的過程，社會主義的經驗只能來自實踐。馬克思恩格斯反復強調，要從最頑強的事實出發預測未來社會，堅決反對教條式預測未來和規定未來社會的具體細節，強調科學社會主義的原理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具體的歷史條件為轉移。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也告訴我們，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必須與各國具體條件相結合，必須在實踐中尋找最合適的實現方式，不可能一步就建成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事業是一個接力探索的事業，成功的實踐是財富，失敗的教訓也是財富。毛澤東同志指出：“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認識的盲目和自由，總會是不斷地交替和擴大其領域，永遠是錯誤和正確并存。不然，發展也就會停止了，科學也就會不存在了。”“人類同時是自然界和社會的奴隸，又是它們的主人。”③人類社會的每一次重大發展都是對過去的巨大代價的補償。
歷經1949年到1978年的磨難，中國共產黨人變苦難為財富，奠定了社會主義發展的各種基礎
面對磨難，中國共產黨人變苦難為財富，形成了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正確認識。例如，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轉移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是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發展生產力是根本任務……做好知識分子工作，等等。這些正確認識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
奠定了社會主義發展的各種基礎。馬克思早就說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新中國1949年到1978年的歷史，是新時期中國再出發面臨的客觀基礎，為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礎、物質準備、正反經驗、國際環境。不能隔斷歷史，不能像恩格斯當年所批評的在倒洗澡水時把嬰兒也倒掉。“大躍進”這場大難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急于求成，犯了急性病，不尊重客觀規律，瞎折騰。1981年9月2日，李先念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我曾經講過，32年來，在發展經濟上，究竟我們是低速度吃虧多，還是高速度吃虧多？經驗證明，還是高速度吃虧多。我這樣講，并不是否定切合實際的高速度，更不是主張低速度。安排速度總是要合情合理，實事求是，能夠達到的速度而不去爭取是不對的，但是，脫離實際，片面追求高指標、高速度，危害更大。”④陳云同志總結從1949年到1978年探索過程中的經驗教訓時說：“目前人民向往四個現代化，要求經濟有較快發展。但他們又要求不要再折騰，在不折騰的條件下有較快的發展速度。我們應該探索在這種條件下的發展速度。”⑤
美國學者哈特在《歷史上最有影響的100人》中評價道：“中國共產黨政府的第二項成就就是使國家經濟體制由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此外，毛澤東通過政府部門的不斷宣傳，不僅在政治和經濟革命中獲得了成功，而且在社會革命中也取得了勝利。在過去的四分之一的世紀里，中國的忠于家庭的觀念在很大程度上轉變為忠實于整個國家的觀念。”⑥
1976年毛澤東同志逝世時美國《紐約時報》評價說：“毛澤東青少年時，中國的歷史地位正是幾乎最低的時候，經濟上貧窮不堪，軍事上無力自衛，軍閥割據，外患頻仍。那時的中國與其說是一個主權國家，不如說是一個地理名詞；今天的中國，經過毛澤東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努力，已成為強國之一，8億中國人民找到了新的團結和新的力量，使他們成了世界上空前的重要。尼克松總統1972年前往北京訪問毛澤東，這肯定地證明了全世界都認識到這位湖南農人之子的成就。”⑦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研究員）
【注釋】
①②③《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8頁，第300頁，第326頁。
④《李先念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3頁。
⑤《陳云年譜（1905-1995）》（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252頁。
⑥武原、曹爽：《外國人眼中的中共群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頁。
⑦《海外赤子眼中的新中國》，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第247頁。
責編/謝帥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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