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數字化時代，這一理念正在以自身邏輯形塑著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重構著新的“部落化”現實與未來。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閾下，分歧與共識在數字時代傳播的每一次對話中呈現出來。在對外傳播實踐中，主動講好自身故事并積極聆聽他者訴求，才能感知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刻內涵，不同成員既應分享共同的利益，也要尊重不同的文明，以傳播為橋梁實現有機聯結，達成行動的協調，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無限生機與未來。

【關鍵詞】全過程民主 人類命運共同體 數字技術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當人類滿懷信心又充滿困惑地站在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路口，親歷著數字技術快速發展帶來的全球化“地球村”，見證著想象共同體宏大敘事的紛紛消散，國與國、地區與地區間合作伴隨著誤解，交流充斥著偏見，人們急切地想要了解他者而又憂思重重。此景凸顯了我國長期以來奉行的規范國際關系與交流合作中強調的“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全要素動態調適與平衡的意義。這五項原則的動態調適與平衡在具體而微的交流與對話中得以交鋒、沖突與實現，這也正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全過程民主”思維框架下提出全過程“命運共同體”的時代背景。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在當下變得愈發迫切與緊要，社會團結正在傳媒學者麥克盧漢提出的“重新部落化”中不斷綿延伸展，交流對話中的矛盾與沖突直指人心，語言承載著傳播主體的“姿態”，媒介敘事中的微小敘事成為交流與對話的基礎，在對雙方差異化的相互尊重中，感覺、情感、認知等傳播在關系解構與重構中的價值與意義越發顯現，對外傳播在矛盾沖突中加深的是交流的廣度與深度，更需要在更復雜、更難以理解的場景中增進相互的包容與理解。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將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價值共同體等要素納入全生命周期的實現過程

在古希臘，“命運”一詞被認為是一種主宰一切的神秘力量，這種力量既外在于現實世界但也決定了現實世界。對于這神秘力量的探討始終貫穿著古典哲學的幾乎全部經典作品。從柏拉圖的“守護神”到柏格森、懷特海強調的“生命意向性”“創造的沖動”等，都指向“命運”這一琢磨不定的神秘存在。叔本華在其《論命運》中也說：“所有上面這些稱謂和說法，都是對我們正在考察的問題借助寓言、形象表達出來的看法，總的說來，除非運用寓言和比喻的方法，否則，我們無法理解最深刻、最隱秘的真理。”人類把許多偶然性的事情都歸于“命運”，正是在先哲思想的引領下，事物發展的偶然性在命運的時空綿延中有了生命生生不息的必然性理據。

中國古代哲學中關于“命運”的討論，大多是通過“天人合一”表達出來的。北宋呂蒙正曾在《命運賦》里指出，“人道我貴，非我之能也，此乃時也、運也、命也”。命運在中國哲學中既指先天所賦的本性，又指人生各階段的窮通變化，“命”是與生俱來，但“運”則是隨著時空轉換而有所不同。

“共同體”一詞與“命運”一樣，同樣古老，而對“共同體”的追求與向往也深深地鐫刻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每一階段中。亞里士多德認為，人們對善的共同追求使人們獲得了相應的利益，而國家本身是一個具有道德性的共同體，是“必要之善”。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體與社會》一書中將共同體從社會的概念中分離出來，用以表示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礎上，緊密聯系、具有排他性的社會聯系或共同生活方式。在他看來，“共同體”主要是以血緣、感情和倫理團結為紐帶自然生長起來的。齊格蒙特·鮑曼也總結了共同體的特點。他認為，首先，共同體是一個“溫馨”的地方，它就像是一個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風避雨；它又像是一個壁爐，在嚴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們的手。其次，在共同體中，我們能夠互相依靠對方。但“令人遺憾的是，‘共同體’意味著的并不是一種我們可以獲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種我們將熱切希望棲息、希望重新擁有的世界”。從以上對命運和共同體的闡述中，我們知道命運共同體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人類始終在追求著的溫馨之所。

2019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長寧區虹橋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區治理和服務情況時強調，“我們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全過程”意味著多維度、全要素同時動態推進與生成，而不偏向單一維度、單一要素。這要求我們在構建命運共同體時，需要涵蓋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價值共同體等全生命周期的實現過程。在全過程“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不同國家、地區會以自身的歷史、語言、文化、形象、形式、形態等呈現出來，在交流對話中應以行動的達成取代空洞的口號，以具深的人心抵抗無處不在的風險，以全過程抵達共在與共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以“人心與共識”對抗“時—空”分離中的脫域風險，不斷提升自我認知與行動能力

隨著數字化技術推動的全球化進程不斷向前推進，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聯系和交往的紐帶突破了傳統的血緣和地域，多樣化的聯結使得“地球村”日益成為現實。面對此景，人類似乎又可以再次出發，探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道路。安東尼·吉登斯提出“脫域的共同體”的概念，他認為，“現代性的一個特點是遠距離發生的事件和行為不斷影響我們的生活，這種影響正日益加劇。這就是我所說的脫域，即從生活形式內‘抽出’，通過時空重組，并重構其原來的情境”。當前，在技術與媒介的雙重作用下，“時—空”愈加分離，長久以來所形成的社會生活與組織模式都產生了劇烈的變革，不知不覺中解構與重構著人們的觀念、思維，并由此帶來社會關系以及組織、法律制度的變遷。

吉登斯將“時—空”分離作為現代性發展的動力機制之一，其關懷依然是社會生活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時間與空間的分離，導致在場與不在場邊界的消失，從傳播學角度而言，傳播系統由傾向封閉走向多元開放，傳者與受者的角色也可轉化與互換。隨著數字化技術的發展，“時—空”分離中的脫域愈來愈與解域、結域和再解域連接在一起，具體場域在新媒介賦權下處于不斷脫域、結域與解域的系統結構中，最為重要的是打破傳統的權力結構，直接或間接挑戰著象征標志與專家系統，信任越來越建構在人心之上。

建構在“人心與共識”上的信任成為風險社會的安全閥。信任的達成，更多需要個體間不斷地溝通與對話，在每一次交往實踐中，實現有效傳播。傳統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是外部風險，但隨著后工業社會的到來，“人化的風險”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風險，人為的不確定性帶來一系列的風險、危險和副作用，需要人們建立起“雙向合作風險治理模式”。一方面，在政府、企業、媒體、社區和非贏利組織之間構建共同合作治理風險的網絡聯系和信任關系，建立起資源、信息交流與互補的內部平臺；另一方面，風險的全球化也呼吁各國政府突破國界，構筑共同治理風險的國際網絡和國際間的信任機制，共同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全球性風險。

風險預示著一個尚未發生、需要避免的未來。人的力量在風險社會中日益凸顯，個體成為應對風險社會的安全性策略之一。中國的國家形象和中國企業在外發展的輿論環境是由每一個中國公民在外的形象、語言和行動共同組成，也是在具體溝通交流中不斷生成的。這既提醒中國在外公民要尊重和理解當地的文化、傳統和身份認同，主動溝通交流，在了解與理解中實現有機團結；也提醒在外的以企業為主的不同的組織在重視資本、資源、人力等看得見的要素同時，關注貧富差距、利益分配、宗教文化等看不見因素的影響，重視當地民眾的參與感和滿足感，降低溝通風險，為中國在外發展提供良好的民間環境，將信任的達成真正落實到“人心與共識”上。共同抵抗風險，筑牢團結的基石，從脫域走向結域，以開放的心態應對各種變化，在理解和接受各種結域的同時，不斷提升自我的認知與行動能力。

數字時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應分享共同的利益，也要尊重不同的文明

魯迅先生在《這也是生活》中寫道：“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在電力媒介把全人類重新卷入到地球村的當下，這一表述成為我們眼前的現實。這不僅僅是因為媒介高度發達使得我們猶如身臨其境地見證著世界每一個角落的欣喜與苦難、希翼與恐懼，更因為此時此刻，我們比起先人更能深切地體會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僅是對未來的期許，更是當下責無旁貸的義務。

數字化技術使得時空邊界被無限拓展，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經由媒介可以共處同一場域，實現互相交流、彼此溝通；曾經被地理隔絕的人們，借助技術可以彼此傾聽、互相傾訴。然而，傳播技術的高度發展并未自然地帶出這幅全人類和諧交往的圖景，我們看到的媒介景觀是：每個人都在自說自話、不同利益群體各自為營，不同國家各自為陣，民粹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正在席卷全球，眾生喧嘩中我們似乎遠離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

在技術拓展時空的當下需要重審目標、重思行動。在麥克盧漢看來，隨著口語媒介、文字和電子技術的不斷發展演進，人的感知能力經歷了“完整—分裂—重新完整”的階段，與此相對應的是人類社會也經歷了“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變化。在電子媒介的影響下，人們重新回到了部落化的感官同步時代，個體的能動性被不斷釋放出來，人們的知覺、感覺、信任和情感等作用強勢回歸。由此共同命運之上的有機團結，既要求公開和透明，也要求基于情感和理解的認同方式的轉變。

當下的全球化是一個多方利益博弈的過程，以往固定的渠道和模式被打破，多元主體加入其中，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成為常態，這要求不同主體要有足夠的耐心與定力，要有不斷平衡和校準的能力，做到審時度勢，擇機而動。我們要在提出問題的基礎上解決問題，在動態平衡和適應中把握戰略發展的時空關系，進行制度創新，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現實的基礎。

共同體的團結是在互動中得以實現的。所謂社會互動是“由傳播和行為構成。傳播可以被視為一種行動的形式：通過傳播，人們不僅交換信息，也通過例如承諾、確認、拒絕、決定等相互影響，并進而影響彼此之間的相互關系”。如何使彼此之間相互影響產生效能正是對外傳播的核心任務。對外傳播要落到實際，需要在動態生成中相互尊重和理解，既強調主體與對象的親密有距，也能潛于對象的情感心理，觀察和領悟對外傳播中的微小差異與隔閡，牢記真正的命運共同體，既分享共同的利益，也尊重不同的文明。

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閾下，對外傳播是同異共生的，這意味著尊重與包容差異成為對外傳播的主要特征

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經濟的全球化并不能代替或者磨滅掉種族、宗教和文化的全球化。倒不如說，正是由于多樣化的文明才可能孕育出全球化的繁榮”。任何一個共同體的存在和發展都有其內在的聯系和邏輯，不存在優劣好壞的絕對標準。宗教、族裔、語言、傳統等文化特性仍是連接人類的重要紐帶，強烈的民族認同和共同依存的意識，使得不同族群存在著內在凝聚力，其精神遺產無論外部世界如何變遷、技術如何發達都依然發揮著無處不在的作用。

多樣化需要使對外傳播回到具體事件與日常生活。“全球性的思維和地方性的行動”這一20世紀60年代被提出的革命性口號，在當下仍然值得不斷重申，它是對當前人類聯系交往日益密切卻更彰顯出自我選擇的多元性和復雜性這一境況的最好概括。差異性和復雜性正是全球化的底層邏輯，不同的價值觀念和風俗習慣并沒有隨著全球化而消失，反而呈現出多樣化的形態和繁榮，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由此，對外傳播應該在每一個具體的細節、案例、故事當中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與繁榮，突出不同主體的共同利益。承擔共同“命運”首要解決的一定是共同生存的問題。自利則生、利他則久。當前，貿易保護主義興起，全球產業轉移的背景下，需要通過利益共享推動中國與其他國家、地區的合作。

“重新部落化”正是社會分化的具體呈現，這是因為“互聯網絡全球性傳播不僅僅塑造全球化，還推動了更大程度上的個體化與社會分化，這誠如小群體對互動媒介使用情形所示”。對外傳播意味著將我們的倡議、看法、觀點、意圖傳達給不斷圈層化的“部落”，這時必然會遭遇與中國國情不同的當地法律、制度、風俗、文化等的抵抗。這不僅是政治制度和經濟水平等權力的博弈，更是不同語言、情感、信仰的交鋒，其間隱藏著更多的交流風險和不確定性，也更加凸顯出基于尊重和認同基礎上的理解和共享的重要性，在傳播中摒棄宏大敘事，經由具體而微的溝通交流，展現共商、共建與共享的理念。

“命運共同體”視閾下的對外傳播，要在尊重的基礎上達成彼此的認同，致力于促成不同國家與民族之間的團結協作

在全球經濟整體下行的當下，中國能為世界發展提供的不僅是市場與產品，更是五千年中華文明孕育的現實發展的智慧。此種智慧強調包容與開放思想，強調不同社會主體在交往合作時中懸置自我，擺脫自我中心主義和獨斷論的束縛，將不同的情感、意志、信念等都納入到對彼此的感知和了解中，在構建全過程命運共同體中注重利益共享、責任共擔，在具體現實中指向對事物本質的直覺把握，在尊重的基礎上達成彼此的認同，不斷滿足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傳播技術的極大發展，未能自然地為我們帶來一幅全人類“袒露心扉、暢所欲言、溝通無界”的美好圖景，反而使各族群、民族、國家間的種種差異放大，隨之而來的是偏狹、排擠、刻板印象的加劇。面對此種景象，每一個對外傳播的主體都需重新審視與反思對外傳播實踐，追問尊重差異多元的對外傳播如何具體實現。

當前，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非洲的傳播是我國對外傳播工作重點之一。中國以何種姿態與這些國家展開對話，交往合作考驗著我們的智慧。正在日益崛起的中國在對外傳播中塑造何種形象，事關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我們扮演何種角色。我們曾經批評西方世界的“話語霸權”，反對“西方中心主義”，不滿以西方標準裁剪中國現實。那么當下，當中國作為話語的主導方，應把共同的利益追求視為我們處理好此種關系的有力突破點，在不損害自身利益前提下，充分為他者的利益實現搭建平臺，在攜手合作中實現對外傳播的目的，不重蹈西方覆轍。

“重新部落化”中，人們的感覺、知覺、情感等被喚醒，凸顯出個體與自我的重要性，也彰顯出日常生活和普通事件的重要性。經驗的分享，需要基于講故事人與聽故事人之間的共鳴與共情。經濟已日漸繁榮的我們需要對所謂貧窮、落后國家和地區的生活狀態與行為方式進行反思。任何一篇報道、影像背后都站著鮮活的個體，他們彼此擁有不同的生命經歷與體驗，會編織成各具特色的情感、理性和智慧。對外傳播效果的最終達成，需要突破曾經的宏大敘事和信息敘事，轉向故事敘事和生命敘事，在微小敘事中挖掘新聞背后他者的生命智慧，挖掘普通事件的重要意義。從這一角度出發，媒介敘事不僅要重視個體的行動與改變，還要注意到感覺、情感以及情緒的重要作用，在實時和動態過程中審時度勢，抓住時機；在注重傳播效果的同時，也看重傳播過程，在認知與行動中，共同促成不同國家與民族之間的團結協作。

由此，構建全過程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視閾的對外傳播，其目的不是將我們逐漸變成了“一致”，而是在參差多樣中實現不同族群、國家、地區間的多樣發展，恰如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上合組織峰會上提出的，“提倡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觀，踐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秉持開放、通融、互利、共贏的合作觀，樹立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這應該是關于構建全過程“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能期待與實現的最好圖景。

（作者為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仁增卓瑪對此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群團組織增強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的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8AZZ012）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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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孫垚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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