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黨中央不斷加大執紀問責力度，反腐敗壓倒性態勢基本形成的新的歷史時期，為什么權力“燈下黑”現象依然屢屢發生？這不能僅僅依靠干部的作風素質來加以解釋和解決，而必須從此種現象發生的體制機制方面來加以梳理和辨析，以期追本溯源，從根本上消除權力“燈下黑”現象。

關鍵詞:權力“燈下黑” 反腐敗 體制機制

【中圖分類號】D262.6 【文獻標識碼】A

“燈下黑”，根據老百姓的經驗觀察，是指油燈下光線難以照亮之處，這是由于燈具本身的遮蓋和遮蔽所造成的光線盲區。由此引申，權力“燈下黑”現象，是指由于權力本身的遮蓋和遮蔽，導致對權力自身及其“身邊人”難以監督，由此出現了“監督盲區”而造成種種“權力異化”和“公權私用”現象：執法者不遵守法律、反貪者自己貪污腐敗、執紀者自己違反黨紀國法、緝毒者自己藏毒販毒等等，而且此種權力“燈下黑”現象，在公共生活的各個領域普遍存在且難以消除。

在黨中央不斷加大執紀問責力度，反腐敗壓倒性態勢基本形成的新的歷史時期，為什么權力“燈下黑”現象還屢屢發生？而且權力越集中的地方，越容易發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大量案例表明，權力越大，越容易出現‘燈下黑’”[1]。這就不能僅僅用干部的作風素質來加以解釋和解決，而必須從此種現象發生的體制機制上來加以梳理和辨析，以期追本溯源，從根本上消除權力“燈下黑”現象。

權力“燈下黑”問題難以監督

有權力的地方，必然會發生權力腐敗，也必然會出現權力“燈下黑”問題。與直接面對社會大眾的權力部門發生的腐敗問題不同，權力“燈下黑”問題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如常常發生在領導者自身及其“身邊人”身上，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由于信息不對稱，監督者對腐敗證據難以收集；由于領導本人的權力影響及遮蓋效應，監督者也往往“投鼠忌器”等。領導者的權力愈大，此種隱蔽性、信息不對稱和遮蓋效應就愈大，從而對權力“燈下黑”問題更加難以監督。

具體來說，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對領導者自身難以監督。由于權力金字塔體制所決定，監督體制也呈現“金字塔形態”，也就是說，權力層級越高，對其的監督也越少。從近年來眾多的“原省委書記”腐敗案件中可以看出，省委書記作為一方要員，掌握著地方黨政各路權力，對其的監督，只有在各方的舉報信反復強烈地送達中央，中央派中紀委檢查組來當地調查時，才能被發現和徹查。這便是長期困擾權力集中體制的“一把手監督”問題。而在“同體監督”為主要監督形式的體制內監督體系下，“一把手監督”問題和權力“燈下黑”問題還會長久存在。這在各種“原縣委書記”的腐敗案例中，也同樣得到佐證，如果一地的縣委書記，本身民主素質不高，民主集中制原則堅持不力，就常常會出現老百姓所說的“土皇帝”現象。

第二，對領導者“身邊人”難以監督。無論是領導的配偶及子女，還是領導的秘書和司機等，都屬于領導的“身邊人”。領導忙于公務而沒有時間監督“身邊人”，或領導疏于管教而有意無意放縱“身邊人”，或領導自身腐敗而同“身邊人”同流合污等情況，都給領導的“身邊人”利用領導權力腐敗留有了通道，也給行賄者“圍獵”領導“身邊人”提供了空間。這便是權力“燈下黑”最為典型的“樣態”，同樣有大量因為領導“身邊人”腐敗而把領導本人“拉下水”的腐敗案例。

第三，社會和民眾對權力“燈下黑”問題難以監督。權力“燈下黑”問題，往往發生在領導者周圍狹小而私密的空間，距離社會和老百姓較遠，具有很大的隱蔽性和信息不對稱性，老百姓往往“不明就里”，更無從落實“知情權”，就算道聽途說地知道一些“燈下黑”問題，往往也無從查找證據細節。這與直接面對民眾的政府職能部門不同，如公安局、民政局、教育局等，其很多執法過程和公共服務直接接觸老百姓，老百姓能夠從其公共服務中親身感受到其優劣與否，社會和民眾對其的權力行使及其腐敗問題，也就能夠有更多了解和監督的渠道。

權力“燈下黑”問題牽連復雜

權力“燈下黑”腐敗，往往不同于其它顯性權力腐敗，其中牽連到各種權力關系和人身關系，所以為查處和治理帶來很多障礙。

一是涉及到領導與“身邊人”的關系。領導者可能疏于教育、管理，亦或串通合謀，領導者與權力“燈下黑”往往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領導的家屬可能借著領導的權勢和影響收受“禮物”，領導的秘書可能暗地里給領導傳遞“腐敗信息”，領導的司機可能給領導約會情人“站崗放哨”，領導的“鐵桿下屬”可能給領導親屬安排工作等。

二是涉及到“私域”與“公域”、“私權”與“公權”的關系。由于權力“燈下黑”問題往往發生在與領導者相關的私密空間，涉及到公權私用、以公肥私、假公濟私、借公利私等各種“微妙”情況：如省委書記的配偶，在書記面前常常夸獎其某個下屬聰明能干（也許是暗示書記關注此人并提拔），縣委書記的配偶收到其朋友送來的精美禮物（可能是需要得到書記的關照），鄉鎮書記的老父親過生日收到大量鄉村干部送來的禮金和禮物（也許超出了正常的人情往來的數額）等等。在中國人情社會氛圍濃厚的國情下，此種“私域”與“公域”邊界不清的情況大量存在，也給界定和查處權力“燈下黑”問題帶來很多糾結之處。

三是涉及到道德禮俗、黨紀黨規和國家法律等定性問題。由于權力“燈下黑”問題往往涉及到“私權”與“公權”、“私域”與“公域”等復雜關系，也就涉及到對此種問題的“定性”：權力“燈下黑”問題，是違反了道德、黨紀還是國法？單位領導對其下屬經常“性騷擾”（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是什么性質的問題？而組織部長為了討好領導，在沒有得到領導明確指示或暗示的情況下（雙方心知肚明），從而把領導情人盡快提拔和重用的問題，屬于什么性質？至于以前常常發生的領導的司機，利用公車接送領導孩子上學，接送領導的父母到醫院看病，接送領導的情人與領導“幽會”等等，都涉及此類復雜的權力“燈下黑”定性問題。要查處和治理權力“燈下黑”問題，這種“定性難”也是一種棘手的難題。

權力“燈下黑”問題查處困難

由于大量的權力“燈下黑”問題，涉案人員錯綜復雜，案情細節深藏隱秘，案情定性疑惑難斷，從而也導致對此類問題的查處困難重重。

一是對領導者本人的查處困難。權力“燈下黑”問題，往往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領導者本人，無論是領導者本人的腐敗問題，還是領導“身邊人”的腐敗問題，對領導者查處，都是一個地方的重大政治事件。對于當地的“一把手”來說（如縣委書記），領導的“身邊人”往往牽連其中卻不會被告發，縣級的紀檢監察部門也許了解一些案情但不敢查處，省級紀檢監察部門有權力查處但往往“鞭長莫及”。所以，對一個地方的“一把手”查處，大多都是本地的越級上訪或告狀信驚動上級領導，由上級部門（如省級紀檢監察部門）來親自查處一個地方的縣委書記。但這往往是到了案情鬧得紛紛揚揚、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至于日常政治活動中對領導者的“燈下黑”問題的監督查處，則往往流于形式而難有遏制實效。

二是對領導“身邊人”的查處困難。由于領導者巨大權力及其權力效應的存在，對領導“身邊人”的查處，自然也得“小心翼翼”“投鼠忌器”：首先，要查處領導的“身邊人”，至少需要給領導“打個招呼”。其次，領導不同意查處的話，自然也就很難進一步查處下去了。還有，萬一對領導“身邊人”的查處，牽扯到了領導本人怎么辦？所以，對于權力“燈下黑”問題，涉及到了領導者“身邊人”的時候，當地的監督部門也往往會更加謹慎，甚至更甚于對領導者本人的查處。從大量關于權力“燈下黑”的案例報道中，也可以看出基本的規律：往往是涉案的當地領導被查處后，才牽扯出其后的“身邊人”腐敗問題，而相反查處的情況則很少。

三是權力“燈下黑”問題的定性難，也影響到對其的查處難。如上述案例，在縣委書記沒有指示或暗示的情況下，縣委組織部長為了討好縣委書記，心照不宣地把“領導的情人”很快地連級提拔和重用。此種情況的發生是由于縣委書記的道德有問題嗎？誰來提醒和查處？組織部長作為領導的“親信”，為領導暗中“辦事”，是違反了道德還是黨紀？在縣委書記沒有因腐敗問題而查處的情況下，這一切情況自然也“相安無事”，然而一旦縣委書記“倒了”，又會牽扯到這一系列的“燈下黑”問題：包養情人涉及道德和黨紀，濫用權力涉及黨紀和國法，受賄腐敗同樣涉及黨紀和國法。一切似乎都是“清楚明白”的，但是，在縣委書記沒有被徹底清查處理以前，這一切權力“燈下黑”問題，又都是“沒有存在”的、是“不明不白”的。可以發現，很多權力腐敗者，在沒有被徹查處理之前，都沒有“男女關系”問題，而一旦被查處，案情通報中卻基本都有“男女關系”問題。這同樣說明了，權力“燈下黑”案情中，很多問題的模糊隱秘和性質邊界都是很難確定的，由此在問題沒有徹底暴露和被查處時，也是很難加以制止和清除的。

靠民主法治雙重壓力消除權力“燈下黑”

權力“燈下黑”問題，是領導者個人素質道德問題，更是監督體制的制度完善問題，是人情社會的禮俗文化問題，更是民主社會的制度建設問題。從制度建設的邏輯來看，更為關鍵的問題是：權力者對誰負責，權力運行是否公開透明，廣大人民能否對公共事務有參與和監督的權力，公共權力的行使是否在陽光下運行，權力是否被關進了法治的制度籠子。“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規則的制定者和執行者，首先必須自身堅決地遵守規則，而“規則自適”僅靠有權者的自律和道德口號，是“靠不住的”。只有靠民主法治的雙重壓力，靠自體監督和異體監督的相向合力，也就是說，只有靠民主法治的制度力量，才有可能長久消除權力“燈下黑”現象。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席研究員】

注釋

[1]《習近平論黨內監督：權力越大，越容易出現“燈下黑”》，人民網，2016年9月30日。

責編：蔡圣楠 / 臧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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