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前的國際形勢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中日韓三國關系也進入到新階段。今后，三國在多邊自貿、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以及非傳統安全問題、全球與地區治理等領域合作“大有可為”。在此背景下，我國將在制度、規則治理與營商環境優化，社會治理創新與高質量社會構建，產業及科技創新升級等方面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關鍵詞:中日韓 疫情防控 非傳統安全合作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中日韓開啟合作進程20余年來，三邊合作取得重大進展。當前面對復雜深刻變化的國內外環境，中日韓又“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三國不是相爭關系，而應是共筑和平與繁榮的新三國伙伴關系。中日韓三國合作新模式的開啟，對攜手應對嚴峻的全球治理挑戰及地區重大突發公共事件、對中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意義重大。
中日韓在地區治理合作中的作用日益彰顯
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激增。美國頻繁“退群”“推責”，全球治理體系及制度的運轉失序、失范、失衡，全球治理結構風雨飄搖，進而引發全球治理的供求失衡。在維護全球和平與穩定、非傳統安全合作、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等治理難題上，中日韓三國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除此之外，三國在當前更應著力擔當兩項全球治理重任：一是引領多邊主義潮流，倡導自由貿易和開放經濟；二是積極參與以世貿組織（WTO）改革為代表的全球經貿新規則與新秩序構建，這也是全球治理的應有之義。從區域發展角度來說，新三國關系更重要的作用和角色，應是以如下三點為中心，引領實現新亞洲世紀，開創地區經濟發展新局面。
建立亞洲全面高質量自貿機制
2019年12月，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是關于東亞合作。三國一致同意，要致力于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早日簽署；同時，加快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早日建成更高標準的自貿區。這些舉措對外釋放出三國堅持走開放合作之路的積極信號，有利于在亞洲地區不斷擴大基于國際規則的自由且公正的商業貿易區，并為實現亞太多邊自貿體制（FTAAP）奠定基礎。
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與第三方市場合作
在亞洲經濟發展以及一體化進程中，地區共同基礎設施極為重要。2018年5月，第七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強調，要加強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領域合作。2019年12月，《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中再次強調，要促進包括交通、物流在內的地區互聯互通和基礎設施合作。此外，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及發起創辦“亞投行”，開辟了相關合作的新理念、新平臺和新模式。
同時，中日韓經濟領域的伙伴關系已迎來在第三方市場進行合作的新階段，“中日韓+X”成為新時代三國合作的新亮點。2018年5月，李克強總理出席在日本舉行的第七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時，提出要打造“中日韓+X”模式，促進地區可持續發展。2019年8月，第九次中日韓外長會上發布了《“中日韓+X”合作概念文件》。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還通過了第一批“中日韓+X”合作早期收獲項目，涉及中日韓與周邊國家或國際組織在環保、減災、疾病防控等多個領域的務實合作，鼓勵三國企業在基礎設施、節能環保、裝備制造以及新業態等領域發揮互補優勢，嘗試在第三方市場開展合作。
地區和平與安全治理合作
面對東北亞局勢及朝核問題，需要作為利益攸關方的中日韓凝聚共識，加強協調配合，發揮建設性作用。盡管朝鮮半島局勢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好轉，但是無核化和經濟制裁等相關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三方強調，要繼續致力于通過政治、外交方式解決半島問題，致力于實現半島無核化和東北亞地區的長治久安。《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中還進一步明確了未來十年三邊在此議題上的合作總體規劃和主導方向，從長遠角度和戰略高度規劃三國合作，打造和平友好、互利共贏、引領未來的合作模式，使中日韓合作成為東亞和平穩定與地區合作的穩固平臺以及促進世界發展繁榮的重要力量。
三國合作新模式助力中國國家治理優化與升級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在以下三大重點領域加強合作，不僅有利于深化中日韓三國合作、推動區域發展，還有助于中國國家治理的優化與升級。
制度、規則治理合作與優化營商環境
近年來，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經濟，加強與國際經濟貿易規則接軌，打造世界一流營商環境，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2020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正式生效。中國要實現穩定的可持續增長，還需要繼續完善營商環境，這包括放寬外資準入限制，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提高政策實效及改變執法地區差，實現貿易投資環境與國際規則接軌，進一步解決產能過剩及債務過剩問題等。
中日韓第八次領導人會議再次明確，要進一步加強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擴大現代服務業合作。同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和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等協議一旦簽署，將有助于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及營商環境改善，加強與國際經貿規則接軌，實際上這涉及中國國內的治理機制結構的根本變革。此外，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向規則制度型開放，重點是促進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與國際高標準規則銜接并實現現代化。從社會發展歷史進程來看，科技創新和工業化進程提速需要國內治理機制的有效升級和現代化。
社會治理創新合作，構筑智能高質量社會
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還通過了《中日韓積極健康老齡化合作聯合宣言》，強調要通過合作共同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各種挑戰。實際上，作為其中雙邊試驗的先行先試，經過七年談判協商的中日社會保障協定已于2019年9月生效，為有效維護中日兩國在對方國就業人員的社保權益，減輕雙方企業和人員的社保繳費負擔，進一步便利兩國經貿和人員往來奠定堅實基礎。
少子老齡化問題是中日韓三國共同面臨的課題，中國更是“未富先老”。如何能夠在保障社會穩定的同時，讓社會吸收化解這些深刻變化是一個巨大的課題。建設智慧型社會，是解決該問題的途徑之一。同時，也需在社會體系層面進行深度改革，例如逐步構建起包括衛生健康、醫療護理等在內的全面社會保障體制等。三國面臨相似的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問題，再加上地理接近、人文相通，日韓在這方面具有先行知識與經驗，因此，三國在推進高質量社會建設方面無疑具有攜手合作的良好空間和前景。
產業及科技創新合作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引領下，世界經濟發展正進入新舊動能轉換的全新階段，其走向和格局將深刻影響中國未來發展和民族復興之路。中國必須讓自己的尖端制造業和科技創新邁上歷史新高度。一個“創新主義的中國”才有前途，這需要與日韓形成創新伙伴關系，分享創新成果，提升“創新治理”能力。
2020年是“中日韓科技創新合作年”，三國將進一步提升創新合作水平，共同打造新增長點。《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中提出三國共同引領科技革命，推進科技創新合作。日韓都是二戰后成功實現工業化和經濟轉型的國家，創新發展是其成功關鍵之一。目前，中國也正在進行創新引領的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在5G、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移動支付及跨境電商等引領數字經濟的關鍵技術領域，已是世界的引領者。除了技術，中日韓在資金和市場方面也各具優勢，經濟互補性強。三國的創新合作，利于打造新產業和新業態，推動經濟可持續和高質量發展。
合作“抗疫”與三國“治理共同體”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恰恰反映了中日韓高度相互依存的現實，進一步加深了三國對強化命運共同體的體認，印證了三方需要進一步深化區域合作來加強東亞公共衛生治理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實際上，中日韓以及其他東亞國家的相互合作與一體化，很多都是在經過危機與挑戰加深了相互理解和認同后才加速發展的。
中日韓三國經濟與人員聯系十分緊密，再加上新冠病毒傳染性較強，所以很可能會產生連鎖反應。中日韓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來應對疫情，尤其日本率先對中國“抗疫”提供寶貴支持和幫助，其中令人關注的是中日之間的良性互動。日本各界熱情地向中國提供大量防疫物資，并附以古詩詞，中國外交部專門對日本各界的善意表達贊賞和謝意，王毅外長表示“疫情面前，中日是同舟共濟的命運共同體”。當日韓疫情開始告急之時，中國同樣沒有“缺席”，三國民眾和社會各界對相互風雨同舟之舉高度關注和贊賞。中日韓相互馳援、守望相助，“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成為疫情下三國同呼吸共命運的真實寫照。
目前，三國正積極完善并強化衛生防疫溝通協調應急機制，密切疫情防控、醫療救治、藥物疫苗研發等領域合作，并積極探討在多邊框架下加強國際公共衛生合作。并且，三國還將共同尋找預防措施來努力減少第二波感染與傳播的風險，切實維護好本地區公共衛生安全。總之，三國衛生健康領域合作范圍廣泛、方興未艾，將醫療衛生、應急管理、社會治理納入到新關系合作范疇，對于進一步凝聚共識、維護本地區非傳統安全利益、創造東北亞發展新機遇意義重大。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對中日韓經濟均造成較大沖擊，三國進出口貿易大受影響，第一季度經濟均為負增長，尤其疫情蔓延和奧運延期使得日本經濟遭到了多重重創。三國可考慮為經濟復蘇制定一個“退出戰略”，首先是何時以及如何取消對旅行及游客的限制，同時盡可能多地取消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以盡快恢復供應鏈。鑒于以往教訓，三國也應為應對潛在的金融風險預做準備，如國際流動性短缺和匯率波動等，日韓和中韓之間則可恢復或擴大貨幣互換安排。當前，為應對迫在眉睫的經濟蕭條和衰退，包括中日韓在內的諸多國家正訴諸規模宏大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作為擁有巨大經濟體量和地位的三國，可聯手進行宏觀財政金融政策協調，以確保區域經濟平衡穩定。
從更大的視野來看，疫情對國際政治、世界格局的沖擊力度不可小覷，“逆全球化”變局的苗頭已然隱現。特朗普頑固堅持“美國第一”，歐盟持續分裂和無力化，中日韓在世界主要行為體中的地位將進一步提高，在繼續推進全球化進程、多邊合作及完善全球治理方面的作用將進一步凸顯。中日韓合作“抗疫”將為三國擴大深化各領域合作提供新動能，也將為從非傳統安全領域入手推動構建區域“治理共同體”發揮新作用。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責編：賀勝蘭 / 王茂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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