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對經濟治理的全球體系與區域體系帶來了沖擊與挑戰，也進一步暴露了舊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結構性赤字，造成大國競爭因素繼續增加等問題。面對這種情況，我國需要從加強自身經濟實力、促進國際經濟治理變革兩方面入手，實事求是地處理主要國際經濟關系，加強國際合作，完善國內和跨境產業鏈，積累國際規則探索經驗。

關鍵詞:經濟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體系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治理的沖擊

2020年初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不僅嚴重威脅著世界各國人民的生命健康，也對全球經濟產生了強烈沖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4月發布季度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萎縮3%。世界銀行6月發布半年度《全球經濟展望》則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萎縮5.2%，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全球疫情導致的經濟衰退之下，全球經濟治理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了經濟治理的全球體系。戰后全球經濟治理的主導者美國進一步高舉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的“美國優先”的旗幟，推卸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經濟治理的責任，放棄其全球治理體系的擔保人角色，不僅不支持抗擊疫情的主要國際機構—世界衛生組織，還中止資助甚至悍然退出，以經濟手段阻礙全球治理。七國集團內部齟齬不斷，本年度的七國集團峰會時間也遲遲不能確定。發端于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二十國集團的組織行動也顯遲緩，直到3月26日，G20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才在中國、法國等國家的積極倡議下召開。在貿易領域，世貿組織的功能在其上訴機構人選遭遇美國惡意阻撓后被削弱，改革的進程也遭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阻滯。在投資和金融領域，美國反對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阻撓IMF動用自身資源協助抗疫。簡而言之，疫情下全球經濟政策協調不力、國際經濟組織作用微弱，是全球經濟治理的突出問題。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挑戰了經濟治理的區域體系。以歐盟為例，疫情暴發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歐盟各成員國基本上是“各人自掃門前雪”，鮮有盟內互助協同。總額7500億歐元，由5000億歐元援助和2500億歐元貸款組成的復蘇計劃直到5月底才正式公布，目前還未得到所有成員國首肯。東盟、非盟等區域合作組織作用更加微弱。疫情沖擊下，國際經濟治理依舊以國家治理為基礎，各國不僅實施嚴格的邊境人員和貿易管控，還各自出臺經濟救助、復蘇措施，往往以大規模刺激政策為主軸，而甚少與可能受到這些政策負面影響的國家進行協調。“收益自取，風險共擔”的區域經濟治理問題進一步突出。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還進一步暴露了舊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結構性赤字。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擴大了全球經濟治理的民主赤字。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2008年首次在經濟總量上超過了發達國家，2016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80%，但卻在國際經濟治理中缺乏與之匹配的發言權。在疫情的猛烈沖擊下，亞洲、非洲、拉美的發展中國家極少甚至幾乎沒有獲得來自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援助，反而要承擔發達經濟體采取抗疫措施后產生的負面效應。廣大發展中和不發達國家缺乏統一的發聲和制衡機制，無法對發達經濟體本國優先甚至是轉嫁成本的做法作出有效回應。部分國家對于國際經濟治理的載體（如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采取“合則用，不合則退”實用主義態度。另一方面，疫情擴大了全球經濟治理的治理赤字，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趨于黯淡和失效的背景下，全球面對的經濟形勢仍在隨疫情發展持續惡化，在能源等關鍵領域上國際經濟治理依舊缺位，國家層面的債務風險仍然存在，疫情之后全球化可能遭遇產業鏈調整甚至一定程度“逆全球化”等潛在問題，未來國際經濟治理的問題有增無減。

第四，全球經濟治理中大國競爭因素繼續增加，存在著值得警惕的“去中國化”呼聲。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社會在促進全球經濟治理等方面達成了一定程度的跨國共識，促成了G20峰會的誕生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投票權改革等全球經濟治理的進步。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綜合國力穩步提升，美國對于中國的競爭態度日益凸顯，中美關系趨于惡化。此次疫情中，美國政府屢次“甩鍋”中國，借機炒作“脫鉤”“回流”等話題。歐洲多國、日本也有類似的減小對中國依賴的呼聲。疫后可能將針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調整，在全球經濟治理方面挑起新的話題攻擊中國。在制度層面，美國政府也試圖將澳大利亞、韓國、印度、俄羅斯納入七國集團，擴大為G11，降低中國對世界經濟治理的影響。

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治理的問題核心在于舊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與本輪全球化的不匹配。一方面，全球化下自由化、市場化的擴張對世界經濟治理帶來了跨國的和國內的分配不均、風險擴散等問題，進而導致了財政壓力上漲、民粹主義抬頭等治理難題，迫切需要全球性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面對亟需改變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各國對于經濟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政治態度存在著巨大差別。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主張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應當適應全球化的發展。而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則放大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將本國發展中遇到的內部問題歸咎于全球化，表現出逆全球化的、傾向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偏好。兩種不同立場博弈的結果，是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效率低下，以及經濟治理在各地區、各領域的碎片化。新冠肺炎疫情作為全球性的非傳統安全沖擊，直接作用于全球、各區域、各國的治理體系，進一步放大了全球治理中的協調不力、各自為政、結構赤字、大國博弈等問題。

全球經濟治理變局下中國的對策建議

面對疫后復雜多變的世界經濟局勢和亟待改革的國際經濟治理格局，我國應當從加強自身經濟實力、促進國際經濟治理變革兩方面入手。

實事求是處理主要國際經濟關系，加強國際合作。面對疫情后來勢洶洶的“逆全球化”浪潮，我國要針對其在歐美國家不同的目標和表現采取不同的應對方式。特別是對于歐洲國家要積極爭取，可以在我國擴大開放的進程中優先對歐洲放開，進一步擴大對歐洲的進口，夯實中歐關系的經濟基礎。在中歐有關投資開放的談判中尋找彼此可以接受的博弈平衡點，致力于互惠互利，盡早達成雙邊投資協議。對“一帶一路”沿線對我國持歡迎態度的國家，我們要增加貿易與投資往來，發揮各自優勢，取長補短，彌補國際經濟治理在許多沿線國家的缺失。對于美國，要繼續擴大與美國企業、商協會，以及民眾的交流，不受美國一些政客的干擾。

完善國內產業鏈，加強自身應對“逆全球化”的能力。加快補足我國國內產業鏈耦合性不強的短板。我國很多中小企業都從事代加工環節，而且處于“單打獨斗”狀態，與上下游廠商之間并沒有建立緊密的聯系。小企業與同產業領域的大企業融通、創新協同不夠，沒有形成配套協作的供應鏈關系。要推動國內產業鏈重構，建設產業生態鏈，引導企業專注于長期的創新合作伙伴，并逐步改進企業的合作和采購管理體系，創造雙贏和多贏的合作關系，進而實現小企業與大企業的價值共創。加強我國長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的經濟互動與循環，發揮國內經濟的巨大韌性和超大規模市場的調節作用，培育國內自主可控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加強全產業鏈招商力度，在跨國公司新一輪全球布局中搶占先機，促成國際國內兩大循環的對接聯通。

加快國內自貿區的先行先試步伐，積累國際規則探索經驗。我國國內的自由貿易試驗區要成為我國適應國際貿易與投資新規則的試驗區，要引導中國企業通過在試驗區內設立分支機構、子公司等方式，與“逆全球化”下國際貿易與投資新規則實現對標和接軌。應當抓緊時機，開展有關環保、勞工等高標準規則的制定或應對高標準規則的探索，為我國爭取規則制定的國際話語權提供實踐經驗，服務我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大局。

建設境外經濟合作區，培育壯大跨境產業鏈。進一步推動我國優勢制造業“走出去”，到東南亞、中亞、非洲等國家和地區建設生產線。延伸拓展境外產業鏈，加快構建集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營銷推廣、物流配送、售后服務等于一體的跨境產業鏈體系，推動國際優質資源要素的優化整合。探索升級境外合作園區“重資產投資運營”和“輕資產管理輸出”發展模式，主動對接各國發展規劃，加快規劃建設一批“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園區、境外經貿合作區，繼續利用好全球化的積極作用，推動國際經濟治理。

【本文作者為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徐清、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紀昊楠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編：周素麗 / 臧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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