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產生了劇烈沖擊，不僅嚴重影響了居民工資收入和農民工工資收入，也極大地影響了收入分配格局，進一步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居民收入增長關系到經濟的穩定和信心的恢復，因此，需積極出臺相應政策，關注居民收入增長指標，著力解決就業問題，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增加居民收入中的轉移性收入,并利用財政政策補貼來降低價格上漲對低收入人群的影響。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 居民收入增長 收入分配格局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世界經濟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世界貿易組織4月8日預測，2020年全球貿易將縮水13%至32%。4月14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程度將超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假如疫情在2020年第二季度達到峰值并在下半年消退，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3%；預計發達國家經濟將萎縮6.1%，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將萎縮1%，相較而言，對發達國家的影響尤甚。4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經濟數據宏觀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個百分點，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8.4個百分點；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16.1個百分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名義下降19個百分點。隨著復產復工的進行，宏觀指標也發生了積極變化，對這些指標暫時不必過于憂心，不過對居民收入增長的指標還是要密切關注，因為這直接關系到經濟的穩定和信心的恢復。

新冠肺炎疫情對居民收入增長的影響

疫情將對居民收入增長產生重大影響

為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各地啟動了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工廠停工，居民宅家隔離，使得生產活動基本停頓，這將對居民收入產生極大影響。數據顯示，2020年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元，比上年同期名義增長0.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下降3.9%。此外，據4月28日央行發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城鎮儲戶問卷調查顯示，本季度收入感受指數為41.6%，比上季下降11.0個百分點。其中，10.7%的居民認為收入“增加”，比上季下降6.6個百分點；61.8%的居民認為收入“基本不變”，比上季下降8.8個百分點；27.5%的居民認為收入“減少”，比上季上升15.4個百分點。2020年一季度收入信心指數為45.9%，比上季下降7.2個百分點。這說明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對收入增長造成了巨大影響，且影響還在持續。

2003年非典疫情結束后，國家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GDP的增長迅速恢復。隨著GDP增長的恢復，居民收入增長也得到恢復，但是居民收入的增長明顯低于GDP的增長。因此，需要持續關注新冠肺炎疫情后居民收入的增長趨勢。

疫情對居民工資收入影響較大，對農民工工資收入的影響更為嚴重

新冠肺炎疫情對居民收入的影響較大，其中對工資收入的影響尤為明顯。全國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增長率從2019年的8.6%下降到2020年一季度的1.2%，下降7.4個百分點，而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約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7.20%；在城鎮居民中這一比重約為61.68%，在農村居民中，這一比重約為43.03%。可見，工資性收入對居民收入增長有著較大影響。

另外，2020年一季度城鎮工資收入增長從2019年的7.5%下降到1.3%，下降6.2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工資增長從2019年的9.8%下降到-0.6%,下降10.4個百分點，下降幅度是城鎮居民的近兩倍。新冠肺炎疫情對農村居民工資的影響更加嚴重。

疫情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更加嚴重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在季節性返鄉之時,農民工群體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到的傷害最大。在一季度公布的數據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91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下降3.9%；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41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下降4.7%。新冠肺炎疫情對農村和城鎮居民收入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但從居民實際生活來看，對農村的影響要比城市相對大一些。2003年非典疫情就對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產生了影響，從2003年后的幾年之內農民收入增長一直呈現下降趨勢，而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則一直保持在比較平穩的狀態。

新冠肺炎疫情對收入增長的影響將對我國的收入分配改革造成影響

疫情將影響居民收入在GDP中的份額，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降低

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刻畫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指標，體現著我國初次分配的格局。2019年我國GDP總值接近100萬億，人均GDP超過7萬元，但GDP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份額一直徘徊在40%—55%之間，和發達國家還存在巨大差異。例如，2008年美國GDP總量是14.29萬億美元，居民可支配收入為11.02萬億美元，占比約為77.12%，但事實上美國1990—2008年民眾可支配收入占GDP的平均比重超過80%。

回顧2003年非典疫情的影響，我們發現2003年前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保持在47%左右，非典疫情后開始明顯下降，一直下降到最低2011年的40%左右。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國開始收入分配改革，提出居民收入增長與GDP增長基本同步，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慢慢上升，到2016年達到45.62%，從2016年開始一直徘徊在45%左右。因此，新冠肺炎疫情過后可能會出現居民收入增長與GDP增長不同步的現象，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可能會進一步下降。

疫情會影響收入分配格局，加劇收入分配不平等

新冠肺炎疫情對城鄉收入增長的影響會使得城鄉差距加大。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很大, 縮小這一差距是非常重要的任務。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收入分配的改革，我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在逐步縮小，但新冠肺炎疫情對城鄉收入增長的影響會改變這個趨勢。2020年一季度，城鎮居民工資收入增長1.3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工資增長-0.6個百分點，相較而言，城鎮居民人均工資收入同比仍有較大增長，而農村居民收入增長乏力，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能將進一步拉大?；仡?003年非典疫情后的影響也可以看出這點，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從2002年的3.11，上升到2003年的3.23，再到2009年城鄉收入差距達到歷史新高的3.33。近年來，我國在改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巨大成績，但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會改變這一趨勢需要關注。

新冠肺炎疫情下城鄉收入差距和不同人群工資收入差距的不斷加大，會加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我國的基尼系數從2003年的0.479上升到2008年的0.491，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非典疫情使得城鄉收入差距加大和不同人群工資收入差距擴大。這一影響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也可能會顯現。另外，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之間的不平等會加劇。如果單純是靠勞動獲得收入的人群，因受工廠停產、居家隔離等因素的影響，其收入增長會受到很大影響。但是資本則沒有這個限制，資本收入具有自我積累的性質，一年年下來，資本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會日益加劇，而且資本一代一代傳承下去，這種不平等的程度就會越來越嚴重。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將對未來的收入增長產生影響。根據收入增長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系可以看出，我國居民收入增長與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間存在顯著的倒U型曲線。根據分析，我國這個臨界點在0.465左右。目前我國收入分配的改革使得不平等程度在降低，但是2015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后，這個趨勢有所改變。我國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狀況在加劇，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更要防止可能對我國未來居民收入增長產生的不利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對收入增長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影響會直接影響我國居民消費的增長，從而影響我國內需的擴大，對我國正在進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生影響。我國處于經濟轉型期，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改變。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服務業，靠消費需求拉動經濟發展。2019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53.9%，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59.4%；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7.8%，拉動經濟增長3.5個百分點。近年來，一直支撐我國經濟平穩增長的消費水平下滑，而且下滑趨勢還沒有得到有效抑制。從2014年到2018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名義同比增長從11.9%下降到9.0%，下降2.9個百分點，到2019年下降3.9個百分點。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2020年一季度消費同比下降到-19%。隨著居民收入增長放緩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劇，居民消費的增長也將放緩，消費升級面臨更大挑戰。

應該出臺政策積極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居民收入增長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產生的影響

在2020年的增長目標中可以淡化GDP的增長目標，但是要更加關注居民收入增長指標。2020年一季度我國GDP的增長出現負增長，雖然GDP的增長可以淡化，但是居民收入的增長目標不能淡化。居民收入增長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大量矛盾的根本，考慮到停工對不同人群的工資收入影響不同，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這一類人可以通過政府補貼來解決其收入增長問題。

解決就業問題是促進居民收入增長的根本。居民收入中重要的部分來自于工資收入，而解決就業讓居民有穩定的工資收入是促進居民收入增長的重要途徑。因此，要出臺政策解決就業問題。首先，解決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鼓勵高校出臺相應政策保證畢業生順利畢業；通過各種途徑如網上招聘等來解決畢業生就業和各類企業的用人需求。第二，出臺針對性措施緩解新冠肺炎疫情對農民工群體就業的影響。2003年非典疫情使得農民工總量的增長下降了近5個百分點。有預計表明，這次疫情影響我國就業1.6個百分點；影響680萬左右農民工的跨省流動，580萬左右的省內流動。另外，疫情對農民工的影響存在地區差距：東部存在就業缺口，而中部和西部存在農民工失業。

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城鎮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各地要出臺政策盡快給農民工市民化待遇，從根本上保障農民工的利益。目前，雖然國家出臺了鼓勵參加失業保障的措施，但是約束力不夠，參保率和保障力度也不夠。據統計，2017年國內參加失業保險的人數為18784.2萬人，農民工的參與人數就更低了。同時，農民工的失業保障力度不夠。以北京市為例，2018年農民合同制工人一次性生活補助費標準為1372元，2020年雖然有所調整，但仍然很低。

增加居民收入中的轉移性收入。2020年一季度，居民收入結構中的轉移收入增長較快，有效保障了低收入群體特別是困難群體的基本生活；全國居民人均轉移凈收入1548元，增長6.8%，拉動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2個百分點。但是，要關注這種轉移性收入存在的問題。一是在疫情中轉移性收入是下降的。2020年一季度居民轉移性收入從2019年的9.9個百分點下降到6.8個百分點。二是農村和城鎮居民的轉移性收入存在巨大差異。這種差異一方面體現為轉移性收入增長的差異。2020年一季度城鎮的轉移支付收入從2019年的8.2%下降到6.4%，農村的轉移支付收入從12.9%下降到7.4%，可見農村居民的轉移性收入下降更為明顯。另一方面體現為農村和城鎮轉移性收入規模的差異。2020年一季度農村居民的轉移支付收入為994元，城鎮居民為1990元，農村還不到城鎮的50%，這種轉移性收入的安排會進一步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過去的轉移性收入是地方政府來承擔的，因為我國地區增長存在極大差異，加之疫情影響，地區差異會更大，這將不可避免地造成轉移性收入差距的進一步加大，造成新的不平等。因此，一方面要增加轉移性收入，另一方面要關注轉移性收入差異產生的不平等，盡可能由中央政府財政解決基本的轉移性收入。

政府的政策要為民生兜底，利用財政政策補貼來降低價格上漲對低收入人群的影響。在疫情和食品價格的雙重沖擊下，要關注以豬肉價格為代表的食品價格上漲對不同人群的影響，特別要關注其對低收入人群的影響。一方面這些人群在價格上漲中受到的影響更大。2020年1—3月CPI同比上漲4.9%，其中，城市CPI同比上漲4.6%，而農村CPI同比上漲5.9%，相對而言，受食品價格影響更加明顯的是農村人群。另一方面，由于食品需求彈性較小，食品價格上漲意味著家庭的食品支出增加，會擠出對非食品的消費需求。這樣一來，會進一步嚴重影響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質量。因此，政府應出臺相關政策來緩解食品價格上漲對這些人群的影響。2020年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實際下降3.9%，降幅與城鎮居民相等，但低于農村居民4.7%的降幅。因為在城鎮化過程中，部分農村收入較高的人群進入城鎮，但在城鎮仍屬于較低收入群體，他們的遷移會拉低城鎮、農村居民收入。當前受疫情影響，全國居民實際收入下降；受人口遷移影響，城鎮、農村居民各自的收入降幅更大。因此，政府要出臺相關政策對低收入人群進行補貼，從而降低價格上漲對其造成的影響；補貼政策應加強針對性，關注需求端，直接補貼低收入人群。雖然現在各地已經出臺了價格補貼政策，但是因為地區財力差異，這些補貼產生的新的差距可能會產生新的不平等，因此基本的補貼經費應盡可能由中央財政解決。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數量經濟與數理金融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本項目研究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資助（項目編號：19ZDA069）】

責編：楊 陽 / 賀勝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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