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需要科學研判大變局的內涵，從國際格局變化、國際秩序變化、國家間關系變化和數字技術革命這四個維度上，全面深刻認識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在大變局中要有始終立于主動的有為態度和因勢而謀、應勢而動的戰略自覺，在國家實力、國際秩序、對外關系和技術創新等方面發力，在大變局中立于主動。

關鍵詞:大變局 科學內涵 國際格局 全球治理 中美關系

【中圖分類號】D50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6月22日至23日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提出“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論斷。在新冠肺炎疫情引發國際關系和全球化進程出現新的調整之際，重溫這個判斷無疑具有深化預見性認識的意義。大變局必然充滿了各種挑戰，但同樣孕育了外部環境“危”和“機”相互轉化的復雜性與可能性。受疫情沖擊，如何認識大變局的外部環境變化，如何在大變局中抓住機遇有所作為，這要求我們在歷史進程中的關鍵時刻不能僅僅做到對變化的被動“適應”，而是要爭取在變局中始終立于主動。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科學內涵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科學內涵，可以從以下四個維度來把握：

第一，大變局是國際格局的變化，即主要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的重大變化。冷戰結束以來國際格局的變化趨勢，究竟是從單極格局向一超多強格局、兩級格局或多極化格局演變，學術界尚存在著不小的爭議。決定國際格局變化的基本力量是世界歷史進程的內在趨勢，因此，無論國際格局的調整變化是否定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并沒有逆轉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所體現的大國實力對比和全球化中心的轉向。中美經濟實力差距的縮小并與其它強國差距拉大的速度如此之快，在世界歷史的權力變遷過程中非常罕見。

在全球化遭遇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的阻擊下，國際分工和產業鏈也正遭遇斷裂或重組的政治壓力，地區格局的變化也越來越具有大變局的指標性意義。歐盟的凝聚力和影響力相對下降，東亞逐漸成為世界發展的重心，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和實力更為弱化。

第二，大變局蘊含國際秩序的變化。國際秩序既包含調整國際交往活動的國際規則，也包含國際規則一旦被破壞而加以維護的國際力量（主要指國際組織或相關領導性大國）。國際規則的強化或弱化，取決于國際社會成員國對國際規則的規范作用的預期，以及維護國際規則的國際力量的能力和意愿是否穩定。現行國際秩序的最大變化表現在，自詡為秩序維護者的美國開始拋棄和全面修改現行規則，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伊朗核問題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萬國郵政聯盟，并在“美國優先”原則的指導下顯示出推卸國際責任的偏好和沖動。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國際規則的弱化，國際秩序也面臨挑戰和沖擊。例如，聯合國和二十國集團（G20）等主導性國際機構難以協調全球響應，對一些重大全球性問題愛莫能助。

第三，大變局是國家間關系的變化，這尤其表現為具有全球性影響的中美關系日益劍拔弩張。特朗普上臺后先后發布了《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和《核態勢評估報告》，明確提出美國的戰略重心由反恐優先轉向大國戰略競爭。美國對中國發動了經濟史上最大規模的貿易戰，并實施對華科技與國防產業鏈“雙脫鉤”。在疫情當下，特朗普及其政府高官回避自身疫情應對不力的現實，肆意指責中國且妄言追責，將矛頭一次次指向中國。圍繞疫情所折射出的雙邊深刻矛盾有從官方層面蔓延到社會層面的風險，從而大大增加了兩國人民之間的不信任，降低了相互好感度。

第四，大變局是以數字技術革命為核心的深刻政治社會變遷。科學和技術是影響人類命運和大國關系的重要變量，前三次工業革命催生了西方國家的群體性崛起。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新技術變革，正在積聚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力量。新一輪工業革命影響的不僅是傳統的生產和分工環節，也迭代出國際政治層面的新變化，催生出各國國內治理變革和全球治理改善的新需求。然而，科技革命及其在全球產業的競爭性應用，也加劇了國家內部和國家間更加尖銳的貧富懸殊，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全感和不滿情緒。

中國如何在大變局中立于主動

大變局是各國普遍面對的客觀環境和歷史進程，中國自然不例外。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要始終立于主動，“主動”既是一種有所作為的態度，更是一種“且將新火試新茶”和因勢而謀、應勢而動的戰略自覺。從上述大變局的內涵角度而言，主動作為應著眼于以下幾方面的努力。

國際格局的變化是世界大變局的決定性方面，它決定著國際秩序的規則維護和嬗變，限制著大國關系競爭的范圍和方向，塑造了科技進步的國內和國際間財富分配機制。這要求我們在大變局中應堅定地提升國家實力。當下中美之間的實力差距發生著持續縮小的變化，但實力排序仍然是較長時間的常量。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發展并不必然導致中美關系加速惡化和現行國際秩序的崩潰，但美國對中國崛起和復興的壓制態勢甚至一定時期的敵視態度，是客觀存在的。中國堅定奉行永不稱霸、永不擴張和永不謀求勢力范圍的和平發展道路，特朗普政府依然從經濟、科技、政治和外交多方面對中國進行壓制，展現出維護霸權的焦慮心態。如果美國繼續陷入弱肉強食、零和博弈的窠臼，那么圍繞國力和安全的較量與合作將是中美之間的長期斗爭常態。

在國際秩序方面，中國既要做現有秩序的維護者，也要做新秩序的提倡者。一方面，美國的單邊主義行為使其從昔日的秩序建構者角色變成秩序的破壞者，而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則應以多邊主義的開放姿態維護現有秩序的制度結構和國際機構。另一方面，中國需更積極響應推動全球治理的機制變革，促進贏者通吃和強國政治的舊有規范向更加公正平等的方向改變。蔓延全球的疫情更加凸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義，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這一擺脫了舊有窠臼的普適性觀念，將為世界大變局的秩序演化提供價值觀基礎。

在世界大變局仍存在各種不確定性的時刻，需要謀劃對外關系框架的新思路。面對緊張的中美關系，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第74屆聯合國大會發言中表達了強烈的憂慮，他提到，值此全球大國關系過渡和異常時期，一個新的風險迫在眉睫，這個風險雖然不大，但卻真實存在，那就是在中美兩國間出現“大分裂”。這種可能出現的“大分裂”不僅是中美的“雙輸”，也會將整個國際社會再次拖入對抗的深淵。面對特朗普政府力圖推動的“脫鉤”，中國在堅守底線思維和不回避斗爭的前提下，仍然要堅持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系。在經濟民族主義抬頭、全球產業鏈縮短的前景下，中國應更重視中日韓地區合作的政治和文化潛力，打造中歐四大伙伴關系，夯實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基礎。

正在蓬勃發展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中國的重大機遇，要充分抓住數字經濟機遇來開拓高質量發展之路。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技術積累中，中國尚屬第二梯隊，但在數字化時代完全可能實現彎道超車，在5G、大數據等重點領域加強自主創新，掌握核心技術。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7月的金磚國家領導人會議上提出建設“新工業革命伙伴關系”，以提升金磚國家、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力。中國應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分享創新成果和標準，不搞“數字鴻溝”，共享技術紅利。

對于以實現民族復興為目標的中國而言，世界大變局的機遇和挑戰并存。然而疫情沖擊所帶來的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國際合作的重重困難表明，外部環境的變化將充滿各種預料外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此，我們仍要不斷深化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動態認知，以開放的心態、改革的勇氣、科學的政策迎接新的挑戰，以奮發有為的姿態在變局中立于主動。

【本文作者分別為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秘書長、教授，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經濟全球化波動的政治效應及中國的戰略應對”（課題編號：17ZDA169）的階段性成果】

責編：王茂磊 / 周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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