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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疫情防控看我國生態治理體系的完善與發展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為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建立、發展和完善,提供了一個更為清晰的目標指向——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此次疫情不僅反映出我國在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上的不足,也給全社會敲響了完善風險防控、建立預警機制的警鐘。同時,在綠色發展的大背景下,在提振疫后經濟的關鍵時期,非常有必要把促進綠色消費納入推動經濟發展的大視野,著力增加綠色消費的供給。

關鍵詞:生態文明 治理體系 抗擊疫情

【中圖分類號】X321 【文獻標識碼】A

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從生態文明治理體系建設的角度反思新冠肺炎疫情應對過程中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具有一定偶然性和隨機性,但問題的產生和初期的倉促應對說明,我們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還存在一定的遺漏和偏差。應該著力從加強制度建設、完善體制機制、提高治理能力、促進綠色消費等方面,增強生態文明治理體系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以制度建設保障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突擊大考,既考查了緊急狀態下各級政府的動員能力、執行能力,也暴露出現行的應急管理體系、公共環境治理、重點衛生防疫物資儲備等方面的短板和不足。同時,這也給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建立、發展和完善,提供了一個清晰的目標指向——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這次疫情,從生態環境的角度來說,可以說是人與自然的矛盾尖銳到不可調和之后的總爆發。即使人們平時看似接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但在行動上往往更傾向于滿足自己的物質和金錢欲望。無節制地向自然索取,不顧一切地破壞自然界中的生態鏈,必然會破壞自然、傷害自然。僅從濫捕濫殺食用野生動物來看,從理念到行動都需要制度約束。

黨的十九大報告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新時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基本方略之一,意義重大。從理論上講,生態環境具有自我修復和凈化的能力,但如果經濟發展超出了生態自我修復能力的閾值,生態環境必然遭到破壞。因此,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要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根本遵循,在發展中謀保護,在保護中促發展。歷史已經并將繼續證明,任何罔顧自然生態規律的行為終將自食惡果。只有在遵循自然生態規律的前提下,才能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也才能實現人類的價值和愿望。我們要始終把順應自然生態規律作為根本遵循,把是否符合自然生態規律作為衡量人類行為的標尺和底線。

完善生態環境風險防控與預警機制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和初期應對失范,表明我國制度優勢尚未有效形成反應靈敏的治理效能,造成信息披露不及時和風險預警機制失靈。新冠肺炎疫情的警示意義在于,要建立生態環境風險防控與預警機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們一定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要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能力。”

風險預警在于防微杜漸,危機管理重在預防而非事后補救。災害是小概率事件,使得災害預警也成為小概率事件,平時難以受到重視,但疫情的暴發給全社會敲響了完善風險防控、建立預警機制的警鐘。風險的產生不僅來源于各種自然災害,還來源于社會發展本身產生的一系列問題。隨著各個國家工業化、城鎮化、國際化的進程不斷加快,各種傳染病傳播流行的風險也在加大。

生態環境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生態環境風險是未來可能發生的環境問題及其影響后果,具有高度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生態環境風險納入常態化管理,系統構建全過程、多層級生態環境風險防范體系。”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20年全球風險報告》指出,未來十年全球五大風險首次全部與環境相關,氣候變化是最主要的長期風險。2019年10月,上萬名科學家聯名發出警示,全球氣候已經進入緊急狀態。氣候變化正處在關鍵臨界點,從澳大利亞大火到非洲蝗災,再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不同程度上都與氣候變化有關。

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們的警示在于,很多突發事件看似偶然,其實都有源可溯、有跡可循——危機明明已經存在,人們卻視而不見,最后可能要付出巨大代價。各種風險并非相互獨立,在防控疫情和恢復經濟的過程中,決不能忽視未來應對各類風險的應對機制建設。

切實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此次新冠疫情暴發反映出我國在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上的不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生物安全問題已經成為全世界、全人類面臨的重大生存和發展威脅之一,必須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

生物安全涉及公共衛生安全、農業生物安全、生物資源安全、資源環境安全等多個領域。保障生物安全是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的重要任務。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把生物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從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2016年的寨卡病毒,2019年的鼠疫、豬流感和新型冠狀病毒……生物安全不止涉及傳染病,還包括與生物相關的自然災害(如今年始發于非洲的蝗災)、外來物種入侵、實驗室病原體泄露、生物新技術濫用等各類傳統和新生的風險,乃至生物恐怖行為和生物武器威脅,都對國家安全提出了新挑戰。

生物安全要求生態系統是和諧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捕殺、交易以及食用本該與之和諧相處的野生動物是悖逆自然規律的行為,人類必將受到自然無情的“報復”。野生動物是許多病毒的自然宿主,有數據顯示目前70%的新發傳染病,傳染源均來源于野生動物。由于理念缺位和市場監管乏力,國內依舊存在公然銷售野生動物及其制品以及以食用為目的非法捕獵、運輸、買賣等亂象。在人工養殖的名義下,一些脫貧項目將獵捕和販賣野生動物合法化。但即使是人工養殖,也存在各種生物安全風險。

事實上,為保障生物安全、維護生態系統,近些年我國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生物安全問題涉及國家的快速反應能力和機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說明公眾對關系自身健康和生存環境的生物安全問題認知不足,防范生物安全風險的意識淡薄;也反映出了我國在生物安全防范方面存在法律漏洞。在野生動物管理與保護方面,今年2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加快了保護自然的法制化進程。

保持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

新冠肺炎疫情不只是一場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也是人類發展方式的大危機,其影響的深度、廣度和方式不斷超出預期。此次抗擊疫情的一些應對措施也是前所未有的,對生態文明及其實現前景帶來新的認知。

經過這場危機和反危機的實踐,目前(截至2020年5月14日)新冠疫情以全球失去近三十萬人生命的代價,加上緊急狀態下的經濟停擺,讓全社會反思財富和幸福福祉的含義,反思社會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的目標。發展是為了提高人的福祉,政策的出發點應該把生命和健康作為最高的目標,追求生態文明目標行動導向下的現代化。隨著生產力的提高,治理環境的機會成本肯定越來越高,但收益也將越來越大。因此,治理不能只從純經濟角度考慮,一定要以提高人民福祉為根本出發點。中國即將邁過高收入國家門檻,人民對安全、健康、舒適、尊嚴和自我實現等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剛需,都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

統籌疫情防控和恢復經濟社會發展是當前的優先事項,需從完善治理體系入手,把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納入中長期生態文明建設布局。后疫情時期,許多領域必將產生深刻變革。就目前而言,盡管關乎民生一線的第三產業受到較大沖擊,但也有不少業態與產業在危機中脫穎而出,展現出蓬勃的生命力,如智能制造、無人配送、在線消費、醫療健康等新興產業展現出強大的成長潛力。反思新冠肺炎疫情的“危”與“機”,要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看待我國發展,增強信心、堅定信心。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時間節點,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使得經濟全球化鏈條中斷,改善民生和增加就業的壓力加大。一是要保持生態文明建設的定力,防止中長期生態文明建設被邊緣化。二是要特別防止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缺乏門檻,防止將“新基建”概念過度延伸,避免造成過剩產能和產生對生態環境的沖擊,避免侵蝕生態文明建設的原則和底線。三是要特別警惕用短期行為來支配全局和長遠目標。只有提高生態門檻,才能確保生態環境安全和社會公正,推動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把綠色消費納入刺激消費的政策視野

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對民眾的生命健康造成嚴重威脅,也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嚴重沖擊。消費一直是我國經濟的“壓艙石”,刺激消費是恢復經濟的著力點之一,因此,建議把綠色消費納入經濟刺激的政策視野,不要因為應對當前困難局面忽視了生態文明建設總體布局。

2019年我國人均GDP首次超過1萬美元。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中產階級的壯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將明顯增強。盡管疫情給消費增長帶來一定的壓力,但消費市場穩健發展的基本面不會改變,消費升級的趨勢不會改變,消費潛力繼續釋放的勢頭也不會改變。目前各地出臺了一些刺激性的引導政策,促進經濟走出疫情帶來的低迷。經歷了疫情考驗的人們,消費理念也會出現一定的轉變。此次疫情使得“綠色消費”備受青睞,如體育用品、健身場所、無公害食品、綠色蔬菜、放心肉、康養旅游等。通過養顏健體、營養膳食、修身養性、關愛環境等,使人們在身體、心智和精神上都能達到自然和諧的優良狀態。

在“健康中國”戰略背景下,健康產業已經成為新常態下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大健康時代已全面來臨。隨著大眾旅游時代的推進,追求健康和精神享受,也成為休閑度假旅游的主要訴求,“康養+旅游”模式迎來黃金發展時期。數據顯示,目前世界上有超過100個國家和地區開展康養旅游。2017年全球康養旅游市場收益約達6785億美元,預計2020年我國康養旅游的市場規模將達1000億元左右。

因此,在綠色發展的大背景下,在提振疫后經濟的關鍵時期,非常有必要把促進綠色消費納入推動經濟發展的大視野,著力增加綠色消費的供給。一方面通過宣傳引導消費者轉變消費觀念,另一方面要把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和服務作為主攻方向,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著力建立綠色消費長效機制,讓綠色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蔡圣楠 / 賀勝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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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賀勝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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