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奉臻 黑龍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哈爾濱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從表面上看，抗擊疫情是圍繞新冠病毒所進行的防控“阻擊戰”，但實際上，從抗擊疫情伊始，一場以疫情防控為牽引的“總體戰”和“人民戰爭”就已經悄無聲息地打響了。從內涵和形式、內容與進程、警示及啟發等角度，揭示抗擊新冠疫情所蘊含的三重之“特”，反思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所暴露的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一些短板與不足，挖掘新時代社會變革的新課題，是構建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內涵與形式之“特”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迎接這次大考，究竟該如何做，考驗著中國共產黨人，考驗著中國人民。目前，全國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再次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和全面深化改革所累積的底氣與信心，沒有經濟發展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所奠基的雄厚物質基礎，沒有在依法治國、精神文明、社會事業、生態環境、體制機制等方面取得的文明成就，中國都很難通過這次大考。2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市調研指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時強調，“以更堅定的信心、更頑強的意志、更果斷的措施，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決把疫情擴散蔓延勢頭遏制住，堅決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三個“戰”字，體現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所具有的當下性、具體性、廣泛性和全局性等實踐特點。事實上，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本身，就是黨在疫情防控這一具體領域領導人民進行的一場涉及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變革。

時危見臣節，時窮節乃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也是社會生活的“放大鏡”。這場戰爭既過濾出用血肉換來安全、用無畏信念鑄就希望的英雄逆行者的人性光輝，又放大了當下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及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種種弱點，為新時代社會變革提出新的課題，是新時代社會變革的催化劑和加速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既檢驗了我們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讓我們吸取教訓、總結經驗，又找到社會變革的新切入點和新生長點。　

內容與進程之“特”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從醫療衛生領域開始，輻射至社會的不同方位和不同角度。在抗擊新冠疫情過程中，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問題不僅陸續呈現，而且呈交織和疊加態勢，既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治理體系上，又體現在黨的建設、依法治國、精神文明、社會事業、生態環境、體制機制等層面。疫情發生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迅速作出部署，堅持全國一盤棋，運用創新思維、法治思維、歷史思維、底線思維、辯證思維和戰略思維，在短時間內創造出疫情防控的“中國模式”，為推動社會變革提供了審視和考量的新視角。

疫情防控的“中國模式”的運行理念，是“人民至上”的立場。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黨的初心和使命始終未變，而且還具化為“以人民為中心”的戰疫理念。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囑托：“把保護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所有的抗疫政策和舉措，都以這樣的認識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人民為中心”貫穿疫情防控之全過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接受人民檢驗的人民戰爭，是一場為了人民的人民戰爭，也是一場依靠人民的人民戰爭。

疫情防控的“中國模式”的運行保障，是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以及在黨的集中領導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習近平總書記曾把“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視為中國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歷史上，正是因為集中力量辦大事，中國共產黨才能克服無數艱難險阻，在歷經天荊地棘之后而浴火重生。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正是因為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壓艙石”，才能實現大動員、大調度、大集中、大協同、大整合、大運作，使中國在短時間內走出疫情防控的至暗時刻，呈現出動員廣、速度快、效率高、力度強的態勢。

疫情防控的“中國模式”的運行機制，是在黨中央統一部署下形成的“五位一體”的防控體系。“五位”指黨委統一領導、政府具體負責、醫護全力救治、社會廣泛協同、公眾深度參與。黨委、政府、醫護、社會、公眾等部門和群體各司其職，共同發力，形成一體合力和群集效應。民齊者強，上下同欲者勝。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中國科學家的敬業精神和仁愛胸懷、中國醫護人員的奉獻精神和無畏氣魄、中國民眾的大局意識和參與意識、中國社會的凝聚能力和整合能力等，顯示了我國的巨大發展動能。

疫情防控“中國模式”的運行趨勢，是“抗疫大戰”與“經濟大戰”和“社會大戰”并行推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適應的經濟社會運行秩序。”建立經濟社會運行新秩序，既是中國經濟社會再出發的起點，又是特定歷史時期內的新使命。目前，全國各地已經啟動建立經濟社會運行新秩序的步伐，諸如：有序推進企事業單位和各類學校的復工、復產及復學；精準施行惠企和利民政策，努力打通建立新秩序的堵點、補上建立新秩序的漏點，幫助企事業和各類學校解決復工、復產和復學后所遇到的各種難題，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防控所造成的損失，最大限度地穩定人心、市場和社會；在黨的建設、依法治國、精神文明、社會事業、生態環境、體制機制、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等層面，繼續啃“難啃的硬骨頭”，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向縱深發展。

總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不是孤立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也是一面鏡子與一次大考。抗擊疫情不僅是與新冠病毒作斗爭，更要與國家治理能力的短板及不足作斗爭，與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作斗爭，與人們習以為常的不良行為方式作斗爭。實踐表明，病毒“阻擊戰”成功與否，歸根結底還有賴于內含著社會全覆蓋和全方位變革的“總體戰”和“人民戰爭”。

警示與啟發之“特”

恩格斯說：“一個聰明的民族，從災難和錯誤中學到的東西會比平時多得多。”雖然疫情是災難，但災難的背后也蘊藏著巨大的發展動力、發展空間和發展機遇。災難不僅是警示、是教材，更是進步的階梯。新冠肺炎疫情既給人類帶來恐懼、困擾和苦難，又給人類提供了一次全面自我糾錯的機會。因此，理性反思疫情與總結抗疫經驗同樣重要。

馬克思說：“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事實上，自疫情暴發之日起，人們就已經開始不停地反思、討論和追問：疫情終將走向何方，人類到底應該如何生活，社會應該如何發展、國家應該如何進步。將這些問題加以分解，呈現出兩條清晰的線索：一是如何清理生物病毒，也即就疫情本身而言，如何繼續防控，直至徹底勝利；二是如何清理社會病毒，即從社會角度看，如何正視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所暴露的治理能力的短板與不足，如何抓住疫情所帶來的機遇與轉機。

此次疫情防控中所暴露的短板和不足的具體化形式不止一端，觸及國家治理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擇其要者，其主要表征及生發根源是：領導干部本領恐慌、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依舊存在、體制機制不完善等。

補充短板、克服不足，使“不平衡”發展至“平衡”，使“不充分”嬗變至“充分”，需要繼續強化和運用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及運用的創新思維、法治思維、歷史思維、底線思維、辯證思維和戰略思維。這些思維方式，既體現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也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和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行動指南。

運用創新思維，就是要致力于解決“從無到有”的“開始走”的問題、“由舊至新”的“接著走”的問題。解決這兩個問題，需要立足于兩個領域：一是立足于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本身進行創新，為疫情防控提供科技支撐。綜合多學科力量，加快疫情防控科研攻關；加強疫情防控與公共衛生科研攻關體系與能力建設，等等。二是進行與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相配套的創新，為疫情防控提供社會支撐。完善平戰結合的疫病防控和公共衛生科研攻關體系；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相結合的疫苗研發和產業化體系，等等；除此之外，領導干部要學習和掌握自己分管領域的專業知識；開展精神文明和愛國衛生運動，摒棄食用野生動物陋習，倡行綠色環保的生活方式。還應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進行分層次和分領域的具體研究，明確哪些需要“從無到有”的“開始走”的創新，哪些需要“由舊至新”的“接著走”的完善，哪些需要進行創造性的重塑。

運用法治思維，就是將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相結合，既以完善和加強法治推進疫情防控，又以完善和加強法治推進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改革。法治憑圭臬，安邦靠準繩。運用法治思維，不僅要提升法律意識和法治素養，遇到事情找法、處理危機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解決問題依法，還應及時修訂和完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等，增強時效性與操作性；及時制定與國家疫情防控法律相配套的地方法規，增強針對性和具體性；及時制定與國家疫情防控法規相配套的具體政策，增強規范性及對應性，讓干部群眾有法可“找”、有法可“用”、有法可“靠”、有法可“依”。

運用辯證思維，就是統籌兼顧，避免就“抗疫”談“抗疫”，而是從“總體戰”角度出發，緊緊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全面地、系統地、普遍聯系地而不是片面地、零散地、孤立地分析和解決問題。微觀上，將“抗疫”與“防疫”相結合，將危機治理和源頭治理相結合。宏觀上，將“抗疫” 與“備戰”相結合，以備戰姿態去對待公共衛生和醫療健康事業；將“抗疫”與“抗衰”相結合，最大限度地緩解疫情給中國經濟造成的壓力；將“抗疫”與“抗貧”相結合，努力完成既定的脫貧攻堅任務；將“抗疫”與“抗抑”相結合，處理好“治心”與“治身”的關系，注意對逆行者和醫務人員進行人文關懷與心理疏導，關注群眾由于禁足、隔離、染疫、病亡、就業等激烈沖擊所帶來的心理健康問題。

運用底線思維，就是要反對盲目樂觀論。雖然中國的疫情防控已經度過嚴冬期，各地開始有序復工、復產和復學，但反彈風險依然存在，輸入性風險也在不斷增加，無癥狀感染者依舊是潛在隱憂，并且疫情防控的“中國模式”是人力、物力和財力空前高度集中的非常態化模式，具有一定的可持續性。宜未雨而綢繆、勿臨渴而掘井。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平戰結合，“為有可能出現的常態化防控工作做好周全準備”。我們只有以敕始毖終的謹慎和見微知著的洞察，才有可能應對由于各種不確定性因素所造成的風險。

運用歷史思維，就是要反對盲目悲觀論。運用歷史思維，就是要明確人類文明演進的過程，就是不斷戰勝災難的過程；中華民族是百折不撓的民族，雖歷經磨難，但不僅沒有被壓垮，反而在磨難中奮起和成長；中國共產黨生于內憂外患，在攻堅克難中激流勇進。有鑒于此，習近平總書記審時度勢、綜合研判，強調：“我們有能力、有信心、有把握，既要徹底戰勝疫情，還要完成既定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

運用戰略思維，就是要在“常態化防控”的框架內，設計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路徑。應加強培養信念、政治、能力、責任、作風等過硬的黨員干部。實踐上，加強前瞻布局和源頭治理，既要完善疫情防控的預測和預警機制、救濟和救助機制，又要完善社會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協商溝通機制，形成科學規范、系統完備、運行有效的可持續性的國家治理體系，既避免疫情防控的蝴蝶效應，又避免社會運行的蝴蝶效應。

實踐表明，災難總是以社會的進步為補償。抗擊疫情和反思疫情都是文明推進的必要環節。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反思疫情是為了使人類的美好生活不再被疫病所困擾，更是為了加快補齊治理體系的短板和弱項，不斷破解發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為構建美好生活創造條件。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習近平關于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的重要論述研究”（項目編號：19BKS061）的階段性成果】

原責編/李一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