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是經濟發展的目的和動力。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我國不斷擴大的內需與消費市場，已然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而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貿易和生產大規模停擺，受海外訂單取消和產業鏈停產斷裂的影響，我國大量已經復工復產的企業不得不再次停工停產，許多中小企業面臨破產倒閉的生死存亡境地。在這個特殊復雜的艱難時期，為了穩定就業、穩定經濟，消費被寄予厚望。在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復雜情境下，重塑國內市場、啟動國內消費，是疫情防控與恢復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必然戰略舉措。

著力培植經濟循環的國內市場，抵沖全球疫情抑制的消費需求

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區域經濟梯度差異和巨大的消費市場潛力，使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擴大內需提振國內消費、拉動社會投資，打造國內強大的經濟循環市場，實現消費需求與生產供給互相促進、循環上升發展。

近年來，我國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顯著。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貢獻了經濟增長的57.8%，高于資本形成總額26.6%；而2018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貢獻了經濟增長的76.2%，比上年提高18.6個百分點，比資本形成總額高出43.8個百分點。可以說，消費在這幾年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拉動力量，是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和商業模式不斷創新的動力源泉。自2013年以來，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處于較高水平，而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則逐年下降（參見圖表1）。

消費儼然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產業變革和商業模式創新的主導力量。當然，從國際范圍來看，我國最終消費率明顯偏低，近十年來平均不足6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15個百分點。即使是2018年最終消費貢獻率高達76.2%，我國居民個人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僅有40%，說明我國居民消費可以釋放的潛力巨大。

在內防反彈、外防輸入以及國內外兩個市場遇冷的雙重壓力下，必須采取綜合措施和超常規手段，著力培植經濟循環的國內市場，抵沖全球疫情抑制的消費需求。

首先，必須正視國內外兩個市場遇冷的嚴峻性。復工復產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失去了大量的訂單。從海外市場來說，除了全球防疫所需的醫療物資出口外，其它行業的海外訂單寥寥無幾，給企業帶來了更大困境和不確定性。無數以出口為主的復工企業因海外疫情被迫停工停產。疫情期間，長三角、珠三角的企業都普遍遭遇停工停產，特別是紡織企業、汽車配件企業、半導體元器件代工企業等大批停產；潤滑油企業受國際油價擺動影響，損失巨大；其它處于出口產業鏈上的上下游企業也都生存艱難，出口企業亟須國內的內需市場需求來抵消這一影響。從國內市場來說，疫情期間，人們正常消費受到抑制，凍結民眾消費欲望，餐飲、娛樂、購物、旅游等行業遭遇停擺。國內外疫情疊加的破壞性是全面性的，其中直接影響就是大量企業裁員，許多企業對于應屆生的需求也降至冰點，這讓2020年的近847萬應屆畢業生就業堪憂、前景不明。

其次，必須采取綜合措施，全力扶持中小企業生存發展。按照中央部署，繼續做好科學有效防控，同時采取各種措施推進復工復產。中央與地方從財政、貨幣和稅收等多方面出臺政策，扶持中小微企業渡過難關，助其成長，為繁榮市場、拉動消費奠定基礎。當前要果斷地擴大財政赤字資金安排，支持“新基建”為主的基礎設施重大項目開工建設；幫助小微企業降低水電氣和場租等生產要素成本；允許小微企業緩繳住房公積金、減免稅費并延期繳納稅款，返還企業社會保險費；為小微企業提供信貸政策性擔保、降低融資成本。

最后，快速堅定地培植大市場，推動國內消費大循環。海外疫情的蔓延，市場的內憂外患，提醒我們必須在內需上下足功夫，提振消費，促進生產，發展經濟。當下，要把打造、打通國內經濟循環大市場提上日程。讓國內的消費與生產迅速銜接，形成生產與消費的良性互動，減少疫情帶來的經濟損失。改革開放40 余年的發展，使我們積累了強大生產能力，擁有全球工業門類的全部完整產業體系，在產業鏈上下游配套的全供應鏈生產上開始具有明顯優勢，回旋有縱深、搏擊有市場，政府部門和各經濟主體完全可以在此發力。作為擁有十四億人口的大國，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區域經濟梯度差異，這些都可以轉化為我們發展的重大勢能。現在受疫情所迫，出口貿易被動減少，我們可利用這個契機對出口生產進行國內供給的騰挪，從容地打造中國國內生產與消費的經濟閉環市場，化危為機，推動經濟增長。這絕不是我國要停止開放的步伐，恰恰是從容面對國內外兩個市場變化的需要。

必須看到，作為中等收入國家，國內消費是拉動增長的最有效動力。在當前極為復雜的經濟形勢下，必須采取積極的經濟政策和超常規手段重塑內部市場，刺激國內消費。各地按照中央擴大內需、加大投資的指導方針，推出總額近50萬億的“新基建”投資，這都是促進就業、擴大消費、支持經濟增長的戰略舉措。

利用消費券短期刺激消費，啟動經濟新的增長周期

疫情結束之后相當長時期內，出口貿易也很難再回到全球產業鏈分工合作互惠互利的全球化效率時代。面對疫情對全球供應鏈的沖擊，美國、日本政府專門撥款實施其企業搬離中國計劃，我國的出口生產與就業出現陡降，投資也相應快速回落，經濟衰退已成大概率事件。要扭轉經濟衰退態勢，啟動新的經濟增長周期，必須以超常手段釋放國內消費。

3月13日，國家發改委會同二十三個部門聯合印發《關于促進消費擴容提質加快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實施意見》，強調從“市場供給、消費升級、消費網絡、消費生態、消費能力和消費環境”六個方面，促進消費的擴容提質。為響應國家部委“促進消費擴容提質意見”，全國各地迅速展開行動。南京、寧波、杭州、江西、廣西、澳門、香港等地相繼均出臺政策，向市民及困難群體發放消費券；山東、遼寧、河北、河南、山西、內蒙等省份隨后跟進，推出更有針對性的消費券。杭州市商務局數據顯示，從3月27日首期消費券發放至4月1日下午，全市共兌付政府補貼6695萬元，直接帶動杭州消費近10個億（9.49億元）；南京是全國率先向市民發放消費券的省會大城市，3月18日至22日，南京市財政兌付近330萬元消費券，帶動消費金額613萬元，總消費額達到943萬元，消費券撬動消費大概在1：3的水平，即1元消費券帶動3塊錢總消費。這種短期刺激消費積極有效，可以迅即啟動新的經濟增長周期。

消費券搭配現金使用、存在使用的有效期限和不可變現規定，確實可以在短期內刺激消費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但從經濟學的消費理論來看，消費尤其是長期消費增長，才是拉動投資，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持久動力，長期消費的增長依賴于社會投資與民生保障。各地市民使用消費券主要采購的是牛奶、肉、蛋等副食品和一些生活日用品，這些商品本就是居民生活的剛需，缺乏價格彈性，消費券的加入，無非相當于商家對消費者的價格讓利。消費券的意外收入即使帶來了臨時銷售井噴，但這也不全是市場對這類副食品和日用品消費需求的擴大。消費券對拉動生產投資和繁榮城市經濟長期作用甚是有限。所以在發放消費券普惠當地民眾的同時，還應針對特定人群，如社會貧困群眾，更精準地給發放食品券，或更進一步為因疫情失去工作、喪失收入來源的群體發放現金，這樣的應急舉措有利于穩定就業市場，更好地啟動經濟新的增長周期。

當然，消費券的局限性并不能掩蓋其功能的發揮。消費券可以綁定一些特定產品，如可以定向支農，帶動上下游更多產品銷售與生產。消費券可以支持餐飲、旅游等重點行業復蘇，文旅消費券的作用功效應該大于普通生活消費券。旅游消費券，促成游客增多，受益的不光是旅游景區，餐飲、住宿、零售、娛樂等也會因之增加收入。

凱恩斯消費理論指出，決定消費長期增長的根本因素是收入。短期來看，民眾沒有收入依然可以存在自發性消費；但長期來看，若民眾沒有收入來源，消費即不復存在。消費券其實很難讓社會貧困群體的剛性有效需求得以持久釋放，這會影響政府刺激消費擴大內需的政策效應，進而不利于社會就業改善與長期經濟發展。

在投資和保障民生中著力提高民眾消費能力

疫情危機后，提振消費是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雖然消費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逐年增加，且消費的貢獻份額遠超投資的資本形成份額。但是，近10年來中國社會商品零售增幅顯然是呈整體下降趨勢。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9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25343億元；2010年至2019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名義增幅在18.3%至8.0%之間波動變化，整體呈現明顯下行態勢；剔除同期物價因素后，實際增幅從14.8%一路下行至5.1%（參見圖表2）。

盡管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對GDP增長的貢獻份額不斷提升，但消費的實際年增幅卻一路下行，這說明相比經濟高速發展，我國國民消費還是有較大抑制的。這也啟示我們，疫情危機后應激發消費主體需求，由以前的重生產轉為向生活傾斜，投資民生、保障民生并不斷改善民生，讓國民敢于消費。

中國的勞動工資水平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有了顯著增長，按實際價值計算，工資平均年增長率達到了8%，但工資的增長其實一直遠遠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事實上，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年增長率平均高達16%，導致我國的勞動收入份額一直在經濟增長中占比較低。中國經濟產出的增長規模持續兩倍于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帶來生產上的倍增乘數效應和消費上的倍減乘數效應，導致可支配收入日益遠不足以消化生產供給，國內經濟不能實現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的平衡。一直以來我們多于國民消費的產出供給，主要是由出口（少部分由公共支出）消化的。但現在疫情在全球范圍內蔓延，我國企業的出口額相對減少。此時，只有增加國民消費或擴大政府的公共支出，才能重新平衡中國經濟。

提高國民勞動收入份額，投資民生、保障民生，最大可能地釋放國民消費，這是當前緩解疫情沖擊，支持中小企業由出口生產轉向內銷發展的宏觀政策選擇。由于福利保障體系不夠健全完善，國民不得不依靠儲蓄來防范風險，其結果是長期抑制我國民眾的消費。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強調，“越是發生疫情，越要注意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為此，我們要加大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力度，完善教育、醫療的公共民生保障體系，加大疫情時期失業救濟的覆蓋面和救助力度，提高國民勞動工資的收入份額，讓國民消費有信心、消費有底氣。

除了注重投資民生、改善民生和提高國民消費能力，我們還要不斷挖掘新的消費市場。比如，現在大批青少年留學生回國，他們對日常生活、數碼電子產品、文化學習、旅游等消費需求均很旺盛，這部分人群的消費潛力有待挖掘。再如，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老齡化速度加快，老年人群體的消費亟待激發，特別是疫情催生的面向老年群體的衛生保健、健康產品和優質養老服務，大有市場。我們應注重生產和消費的最佳結合、高效工作與高質量生活的平衡，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真正內驅力，著力培育能拉動經濟發展并富有中國特色的消費型社會，這本身也符合健康、可持續的創新型社會發展要求。

民以食為天。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我國的糧食供應安全問題不容忽視。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情況下，糧食、肉類、蔬果和水產禽類等農副產品的剛性需求會更持久突出，這是直接關系人民生活福祉的最大民生。雖然我國是產糧大國，但是滿足十四億人口的糧食需求還需要大量進口，原因在于我們的農業生產開發不夠發達，農業和農村政策還缺乏對農民種糧、養豬積極性的激勵。我們要加大對農業的投資力度，對糧食生產和生豬養殖進行綜合施策，讓農民種糧、養豬有利可圖，注重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對此，可以定向發放支農消費券，綁定農村、農民的農副產品銷售，實現消費助農；可以面向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特定投放消費券，救助中小微企業和中低收入人群；根據企業為社會提供的就業崗位數量，對企業實行稅收減免和職工專項補助；可以用中小企業專項補助替代消費券，助推產業升級。

建立國民對中國產品和服務質量的信心，激發民眾長期消費熱情

規范市場監管，確立國內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保證，打造中國自主品牌和核心技術，逐步建立國民對中國產品和服務質量的信心，激發民眾長期消費熱情。要啟動國內市場，刺激國民消費，國內市場必須加以規范，打造優質高效和誠實守信的市場環境。中國企業要徹底摒棄以往的低價取勝策略，要以質取勝、保障產品質量，不斷推進企業產品更新換代。我們要徹底根除假冒偽劣、以次充好、虛假銷售等較長時期困擾國內市場的產品質量問題和市場誠信問題，規范市場監管，確保產品和服務質量，讓國民放心消費。這是刺激消費實現消費升級，進而拉動經濟增長的制度性動力。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與企業對啟動國內市場的消費潛力仍缺乏一定重視。中國的企業在國際市場本就不占據品牌優勢，我們又不注重國內市場開拓和產品、服務質量保障，導致我國的企業和產品在國內市場缺乏影響力，民眾對品牌與服務信心不足。必須承認，在全球制造業的四級梯隊中，我國仍處于第三梯隊，也就是主要集中于中低端制造領域。現在疫情阻礙外貿出口，迫使我國企業必須在國內市場沉下心來，努力做好國內產品、服務的品牌與質量。這有助于打造中國自主品牌和核心技術，打造自主知識產權。此舉若成功，會是中國產業、產品的集成創新。疫情逼迫我們啟動國內市場需求、擴大國內消費，也是中國企業化危為機，成就中國品牌的一個最佳窗口。正因為國內企業在短缺經濟時代走低端競爭的規模擴張之路，后來又以出口代工方式參與國際化而大量貼牌制造，導致我們的產品出口在質量標準上一直受制于人。現在疫情在全球暴發，各國嚴重缺乏口罩、防護服、呼吸機等醫療物資，中國醫療物資的出口與捐贈有效支持全球抗擊疫情。但即便如此，美國、歐盟還是傲慢地以其產品質量標準認證來制約中國醫療物資，甚至給中國防疫物資扣上沒有其產品質量標準認證的帽子，人為阻礙我們的物資捐贈，壓價我們的出口防疫物資。我們應加快推動品牌質量安全標準進一步與國際接軌，在全球產品與服務質量認證這一領域占據一席之地，不再輕易為西方制造和質量標準所牽制，就會在產業鏈上占得主動，中國制造就會更具國內外競爭力，支持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并不斷提高中國人民幸福生活的質量。

經濟衰退，增長乏力之時，政府總會加大財政投資幫助經濟增長。1998年開始的通貨緊縮時代的政府擴大投資是如此，2008年的“4萬億”投資計劃也是出于逆周期的經濟調控目的。而這一次的“新基建”推出了總額近50萬億投資，更富時代烙印。“新基建”涉及5G、人工智能、數據中心等創新領域基礎設施，高鐵、城際鐵路、軌道交通、特高壓輸變電設施，以及教育、醫療等民生消費領域投資。由于疫情影響，高鐵海外建設與5G海外布局等受阻，但我們完全可以專注加速國內投資建設，讓國內優先受益。基礎設施投資不僅是投資需求本身帶來經濟增長，還可以帶動就業，增加民眾收入，拉動國民消費升級，促進經濟增長，讓民眾享受發展成果。

(作者：王志凱，系浙江大學經濟學院財政學系主任、教授、博導，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