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冷戰結束之后,在大歐亞地區建立各國間平等合作互利共贏的國際秩序還是繼續在冷戰思維的影響下鞏固和擴大美國的單極霸權秩序,是該地區各主要國家面臨的首要挑戰。在“上海精神”的引領下建立起來的上海合作組織是對這一挑戰的有力回應,形成了與北約等冷戰型國際組織完全不同的新型國際組織。
【關鍵詞】上海合作組織 大歐亞地區 冷戰型國際組織 上海精神
【中圖分類號】D814.1 【文獻標識碼】A
由于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在冷戰后的大歐亞地區第一次出現了與北約、日美同盟等冷戰型國際組織完全不同的新型地區性綜合型國際組織
冷戰期間,大歐亞地區的國際秩序是由北約和華約兩大軍事政治集團所主宰的兩級秩序。中國、日本等地區大國雖在不同程度上對上述兩極起到了制衡作用,但這種作用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服務于兩極對抗的目的。冷戰結束后,華約的解散和蘇聯的崩潰以及俄羅斯的虛弱,一時使大歐亞地區籠罩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政治軍事集團所塑造的單極秩序的陰影之中。然而,種種事態發展已經充分證明,單極秩序不利于國際局勢的穩定和國際關系的民主化。為了使世界格局向多極化方向發展,大歐亞地區的主要國家——中國、俄羅斯——無論在聯合國還是在地區性國際舞臺上都提出了一系列積極主張,而上海合作組織的出現則是兩國主張多極化的國際秩序觀的具體體現。在上海合作組織之前,大歐亞地區主導性的國際組織是西面不斷試圖擴展勢力范圍的北約和東面不斷強化鞏固的日美同盟,這兩大冷戰性同盟是美國維持在大歐亞地區霸權和推行冷戰思維的工具。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1世紀之初剛剛亮相的上海合作組織則是后冷戰時期大歐亞地區出現的第一個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的新型地區性多邊國際組織,一出現就因其開放性、包容性、合作性、非意識形態性和非對抗性而受到地區和全球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二十年來,上海合作組織所倡導的宗旨和原則無論是在該組織內部的多邊合作方面,還是在成員國的雙邊關系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大量事實證明,在維護所在地區的穩定、促進發展、推動合作的進程中,上海合作組織已經越來越成為大歐亞地區新型國際秩序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作為大歐亞地區國際秩序的組成部分,上海合作組織提出并付諸實踐的新理念代表著后冷戰時代人類社會共同體的共同愿望
第一,主張合作而非對抗。冷戰期間所建立起來的國際組織,如北約、華約等,其目的都是為了對抗另外一個敵對的制度體系或組織。這類國際組織之間雖然偶爾也有合作舉動,但對抗是其本質,合作則是暫時的或策略性的妥協。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上海合作組織則是一個新型的國際組織。從其產生到發展的歷程可以看出,該組織建立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友好合作的基礎上解決成員國彼此之間存在的問題。因此,該組織沒有為自己樹立一個國家形態或制度形態的敵人或對手,其所關注的焦點是成員國之間共同面臨的穩定、安全與發展問題。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上海合作組織是內向型合作的國際組織而非外向擴張對抗性的國際組織。此一特征決定了該組織與傳統的對抗性國際組織有著顯著的區別。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企圖秉持冷戰思維和霸權戰略構建維持美國利益的國際秩序,對國際準則抱著合則用之、不合則棄之的蠻橫態度,這種不負責任的自利主義行徑在大歐亞地區掀起了一場接一場的顏色革命,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內部動亂,導致恐怖主義在某些地區肆虐泛濫。與上述混亂局勢形成對照的是,上海合作組織所在地區由于各國之間的通力合作和相互諒解,無論在地區范圍內還是在成員國之間,政治局勢都維持了基本的穩定。目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之間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的機制不斷完善,大歐亞地區中部正在出現一個逐步邁向穩定和繁榮的廣闊地帶。
第二,主張開放而非排他。冷戰時期的國際組織的排他性非常明顯,它們或以意識形態為界限,或以社會政治制度為藩籬,或以地區利益為準繩,構成壁壘森嚴的此疆彼界。在上述方針影響下所形成的國際組織絕對不會接納與其信念或價值觀不同的成員。上海合作組織則是一個開放性的國際組織,其宗旨和原則明確指出,該組織“奉行不結盟、不針對其他國家和組織及對外開放原則”。在這一原則指導下,上海合作組織既可以容納不同社會政治制度的國家,也可以接受利益不同的國家和不同地區的國家。這種鮮明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展現出很強的吸引力。上海合作組織成立之初,南亞、西亞的某些國家就已經表現出了加入的意愿。2017年6月9日,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成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南亞這兩個主要國家的加入成為上海合作組織發展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們既為上海合作組織在大歐亞地區發揮影響提供了更大的平臺,同時也展現了該組織在地區沖突面前積極促進國家間合作的堅定決心。
第三,主張共贏而非零和。如前所述,冷戰時期的國際組織和后冷戰時期的冷戰型國際組織的對抗性和排他性屬性使國際局勢越來越不穩定,國家間和非國家間的沖突越來越多,國際關系中的共贏局面難以出現。上海合作組織之所以是一個新型的國際組織,原因就是該組織擺脫了上述冷戰型國際組織的固有特征,主張在各成員國充分協商與合作的前提下實現各方的共同利益,并以降低或消除緊張局面、維護地區內的安全與穩定、保證各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促進各國的經濟發展和經貿合作為其總體目標。這種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建設性伙伴關系是對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開創了區域合作新模式,為地區和平與發展作出了新貢獻。
第四,主張裁軍而非擴軍。迄今為止,冷戰型的國家集團無一例外地都把擴大軍備規模和提升軍備的現代化水平作為保護自身安全和恫嚇對手的不二法門。冷戰之后,華約雖已不復存在,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集團仍然在強化軍事實力。為了給自己擴張軍備尋找理由,美國在其最近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更是將中俄視為主要安全威脅。與之不同的是,上海合作組織從其前身“五國首腦會晤”機制形成的那一天起,就把解決歷史上遺留的邊界問題、縮減邊境地區的軍隊規模、降低邊境地區的軍備水平、增強各成員國之間軍事活動的透明度等作為其工作的基本目標。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這些早期目標早已完成。五國邊境地區出現了世界現代史上從未有過的和平、合作和非軍事化的局面,邊境給各成員國帶來的已經不是對抗與危機,而是合作交流的橋梁和發展繁榮的機遇。
第五,主張相互信任而非彼此猜疑。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史以及至今仍在某些國家盤桓不去的冷戰思維和政策表明,根深蒂固的猜疑和到處彌漫的不信任情緒成為國家間、集團間關系的主要特征。不信任和猜疑的存在源于國家利益的沖突和超級大國對世界秩序的主宰企圖。因此,消除產生不信任和猜疑的根源是建立后冷戰時期新型國家間關系的前提。上合機制一開始就把建立成員國之間的相互信任,努力消除由于種種原因而存在的敵對和不信任作為推進其工作的基礎。為實現上述目標,它們之間首先以國家間條約和聯合宣言的形式闡明了發展彼此間關系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以此為基礎,逐步消除了邊界爭端以及邊界兩側的軍事對峙問題,從而為在各方之間建立信任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在處理大國與小國之間的關系問題時,上海合作組織遵循著平等、民主、互不干涉內政、尊重彼此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原則。這些原則看似老調重彈,但在后冷戰時期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卷土重來、大國霸凌行為甚囂塵上的情況下卻具有更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六,主張貿易開放而非貿易保護。近年來,世界形勢發展中出現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美國的特朗普政府逆全球化潮流而動,以蠻橫霸凌的自利行徑破壞全球自由貿易,藐視世界貿易組織的相關規則,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其他相關國家的利益構成了重大損害。對此,上海合作組織以明確的立場予以堅決反對。中國不僅以實際行動維護全球自由貿易,更以“一帶一路”倡議為契機,主張在大歐亞地區各國之間實行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力圖將大歐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帶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中國的政策和立場得到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一致支持,2018年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元首理事會宣言指出:“世界貿易組織是討論國際貿易議題、制定多邊貿易規則的重要平臺,支持共同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不斷鞏固開放、包容、透明、非歧視、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維護世貿組織規則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反對國際貿易關系的碎片化和任何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各方承諾要在上海合作組織范圍內“推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以逐步實現商品、資本、服務和技術的自由流通”。幾年來,在域內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個以上海合作組織為中軸,連接太平洋地區和大西洋地區的大歐亞合作區正在沖破道道逆流逐步浮現。
作為“上海精神”的進一步發展,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上海合作組織命運共同體”將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道成為推進大歐亞地區國際合作的新動能
在2018年于中國青島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元首理事會第十八次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上海精神”是上海合作組織各國所打造的共同家園的共同財富。在這一精神的指引下,各國要“同舟共濟,精誠合作,齊心協力構建上海合作組織命運共同體”①。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樣,“上海合作組織命運共同體”的目的是建設新型國際關系,本著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使地區內各國攜手邁向持久和平,實現普遍安全和共同繁榮,從而將“上海精神”所體現出的開放包容理念進一步發揚光大。不難看出,上海合作組織各成員國已經越來越將工作的重點移向地區發展和全球治理。青島峰會提出了新的發展觀,提倡通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途徑實現各國經濟社會協同進步,解決發展不平衡帶來的問題,縮小發展差距,促進共同繁榮。這種新的發展理念在大歐亞地區具有非常鮮明的現實針對性:上海合作組織所在地區和大歐亞其他地區的國家大多是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以綠色發展實現經濟進步、縮小國內國外貧富差距是這些國家和地區面臨的首要任務。然而,綜合經濟實力弱、技術水平低、內部市場狹小、基礎設施落后卻是大多數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共同挑戰。應對上述挑戰的最有效途徑就是各國在“上海精神”指引下的開放合作和平等互利,這便是“上海合作組織命運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髓所在。
無論是在上海合作組織所在地區還是在大歐亞的其他地區,與發展問題密切相關的便是治理問題。治理問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等多個領域,大歐亞地區國家眾多,內部情況千差萬別,美國等西方國家強加于各國的治理模式無法帶來發展與進步,因為無論是“顏色革命”還是政權更迭都是西方政治制度和文明優越論的體現,其所造成的無休止的混亂和沖突所帶來的結果是相關地區文明的倒退而不是進步。冷戰結束以來的事實表明,只有文明間的平等對話和合作才能實現和平與發展,只有通過換位思考才能增強彼此之間的理解,從而充分認識并承認彼此都屬于一個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所言,在推進地區和全球發展的過程中,“我們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不斷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推動各國攜手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這說明,全球治理是需要各國共同合作的事業。縱觀上海合作組織的歷史,平等互利共贏的合作精神滲透在該組織活動的方方面面,成為習近平主席所倡導的發展觀、安全觀、合作觀、文明觀和全球治理觀新型國際關系理念的底色。可以預期的是,隨著上海合作組織影響的不斷擴大,其所秉持的新型國際關系理念將超越冷戰思維而成為大歐亞地區乃至全球范圍國家間走向密切合作的新動能。
(作者為中國石油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注釋】
①習近平:《弘揚“上海精神” 構建命運共同體》,《人民日報》,2018年6月11日。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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