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對中國的抗疫援助贏得了中國政府和民眾的肯定和敬意。日本民族性格中共情助人的一面為日本公共外交助力，幫助日本改善了在中國民眾心目中的形象。中國也在日本面臨嚴重疫情之時全力支持日本抗疫，以投桃報李、助人所需的實際行動贏得了日本民眾的情感認同。作為公共外交資源的危機救援行動，可以同人文交流等其他公共外交舉措一道發揮作用。以此為契機增強兩國民眾對對方文化的接觸程度，將使危機援助的公共外交潛力得以進一步發揮，為中日關系的良性發展打造更加堅實的民間基礎。
【關鍵詞】日本民族性格 抗疫援助 公共外交 中日關系 【中圖分類號】D822 【文獻標識碼】A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日本政府和民間力量上下一體，物質援助和祝福祈愿并舉，全力支持中國抗擊疫情。抗疫援助的背后，是一個可以用矛盾性或兩面性來描述其民族性格的日本：具有兩面民族性格的日本人既有戰爭中冷血無情的一面，也有日常生活和民間交往中溫情脈脈的一面；既是利益至上的“經濟動物”，也會表現出超越利己主義的助人情感。
日本對中國的抗疫援助贏得了中國政府和民眾的肯定和敬意。日本民族性格中共情助人的一面為日本公共外交助力，幫助日本改善了在中國民眾心目中的形象。中國也在日本面臨嚴重疫情之時全力支持日本抗疫，以投桃報李、助人所需的實際行動贏得了日本民眾的情感認同。
共情助人與無情利己，日本民族性格具有兩面性
在《菊與刀》這部日本民族性格研究的經典之作中，作者魯思·本尼迪克特這樣描述日本人的性格：“菊與刀兩者共同構成了一幅繪畫。日本人的性情與行為方式是極其矛盾的，他們既生性好斗又異常溫和；既推崇武力又崇尚美感；既桀驁自尊又謙遜有禮；既冥頑不化又柔弱善變；既性情溫順又不輕易任人擺布；既忠誠不阿又極易叛變；既勇敢又懦弱，既保守又樂于接受新生事物。日本人十分介意外界對自己行為的評價，但當他們的劣跡不被察覺時，又往往會被罪惡所征服。他們的軍隊訓練嚴格，但又具有很強的反抗性。”
我國著名學者周作人在20世紀40年代也注意到日本人的這一性格特點，他寫道：“近幾年來我心中老是懷著一個大的疑情，即是關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現象的，至今還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為什么在對中國的行動顯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藝美術都可作證，行動上卻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潔凈，到處澡堂為別國所無，但行動上又那么臟，有時候卑劣得叫人惡心。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說是奇跡。”
在日本人身上，可以發現擴大與縮小、模仿與創新、勤奮與享樂、傲慢與謙卑、開放與封閉、傳統與現代等特質并存。這些都體現了日本人性格的矛盾性和兩面性。日本人具有求實利、將利欲置于義理之前的利己主義性格特點。日本人的經濟優先主義和利潤主義是日本成為經濟大國的原動力。除了利己主義和經濟優先主義的一面，日本民族性格也有出于對他者的共情而真誠助人的一面。
事實上，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后，日本就展現出民族性格中共情助人的一面。日本救援隊是第一支趕到汶川地震災區的外國救援隊。他們攜帶便攜式鋼筋混凝土切割器、輕便破障機、特種生命探測儀等設備迅速開展救援工作。當日本救援隊竭盡全力找到埋在倒塌的青川縣中醫院廢墟里的一對母女，發現她們已經遇難時，好幾位隊員淚灑現場。在汶川地震災后重建中，日本國際協力機構與中國國家地震局、四川省政府和災區地方政府，共同實施了四川省地震災后森林植被恢復、建筑抗震技術人員培訓、四川大地震災后重建心理援助人才培養、中日合作地震應急救援能力強化計劃、四川減災教育與能力建設示范五大項目。同時，日本國土交通省和中共中央組織部合作，先后組織了兩批共600名干部赴日本學習災后重建的經驗。
在此次對中國的抗疫援助中，日本再次展現出其民族性格中共情助人的一面。1月23日即武漢封城當天，在國會眾議院全體會議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表示要加強防范新型冠狀病毒，并表示全力支持中國抗擊疫情，加強與中國政府的合作。日本執政黨自民黨決定，該黨國會議員從月工資中捐出5000日元，總計約200萬日元，幫助中國抗擊疫情。伊藤洋華堂、前田建設、愛沃特、無印良品等日本企業向中國提供了大量防護物資。日本部分大學、研究機構及企業還主動向中方推薦有關戰“疫”科研應用技術。日本各大機場和旅游城市的口罩柜臺，紛紛貼出了“中國加油”“武漢加油”的標語。日本青年發展協會在寄出的口罩和體溫計包裝箱上用漢字寫上了一句古詩：“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享譽世界的松山芭蕾舞團，專門錄制了演唱中國國歌為遠方中國觀眾加油的視頻。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月18日，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累計捐贈口罩285.6萬余個、防護服38.56萬余套、手套15.65萬余副、護目鏡8.27萬余個。日本民間累計捐贈口罩321.2萬余個、大型CT及X光機檢測設備3臺、手套37.9萬余副、防護服9.9萬余套、累計捐款約合4396萬人民幣。
日本對華抗疫援助公共外交效果顯著，中國民間贊譽滿滿
二戰結束后，日本在公共外交方面投入了大量資源。借助人員和文化交流、對外宣傳、國際日語教育、對外經濟和文化援助等手段，戰后日本公共外交促進了日本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提升了日本文化和日本模式的國際影響力。日本政府在公共外交中扮演主導角色，“財團法人國際文化振興會”“國際學友會”等各類非政府組織和民間機構配合實施。在對華公共外交方面，日本主要通過文化藝術交流等方式發展民間友好關系，并試圖扭轉二戰遺留下來的日本人形象。
然而，由于日本國內政治右傾化、日本右翼政客在歷史問題和海洋權益爭端問題上的頑固立場，傳統路徑下的日本公共外交并沒有使大部分中國民眾產生對日本的親近感。根據中國外文局和日本言論“NPO”2019年所作的民意調查，中國民眾對日本形象的認知持續改善，45.9%的受訪者表示對日本持有好感，達到這項調查自2005年啟動以來的最高值。
日本政府和民間力量在危機時期對中國施以援手，客觀上產生了兩國民眾相互理解、相互信賴的效果。汶川大地震后，一位因地震受重傷的孕婦，在得知日本醫療隊即將結束救援工作回國時，通過翻譯對救護她的日本婦產科醫生說：“等我腹中的孩子生下來以后，我要讓他學日語。十年后，希望孩子能再見到您。到那時，相信他就可以對救命恩人用日語說‘謝謝’。”這位中國孕婦說出的這些言語，表達了她對日本救援人員的幫助銘記在心的真實情感，表明日本在汶川大地震中的救援行動贏得了中國民眾的感恩之心。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日本官方和民間力量對中國的物質支援和精神支持，贏得了中國政府和民眾的感激之情。作為對日本對中國抗疫援助的回應，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很快就出現了大量洋溢著對日本政府和民眾感激之情的文字。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借用《詩經》中的一句“投我之木桃，報之以瓊瑤”，表達了中國回報日本善意的意愿。可以說，日本對中國的抗疫援助，讓人感受到中日和平友好的民間基礎。
中國回饋激發日本民族性格共情一面，有力把握了重拾中日友好的契機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大力推進公共外交。在對日外交工作中，公共外交占有重要位置。通過開設孔子學院、推動人文交流等方式，中國有針對性地開展了一系列對日公共外交。
然而，中國對日公共外交不可避免地面臨釣魚島等海洋權益爭端、中日力量對比變化帶來的挑戰。一方面，相當一部分日本民眾認定中國是釣魚島等海洋權益爭端中的“過錯方”；另一方面，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且兩國經濟總量的差距越拉越大，導致部分日本民眾產生了失落和不平衡心理。這些挑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國對日公共外交的效果。此外，日本國內媒體對中國問題和中日關系的失實報道也使得日本民眾難以在正面信息的引導下增強對中國的親近感。近年來，中國政府加大了對日公共外交的力度，例如舉辦一年一度的北京-東京論壇、2010年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新聞處改名為新聞與公共外交處、2011年起中國駐日使館每月定期舉行記者招待會，2019年啟動了“中日青少年交流促進年”等。
同樣根據中國外文局和日本言論“NPO”2019年所作的民意調查，日本民眾對中國形象的認知略有改善，但仍有84.7%的受訪者表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日本媒體對中國問題和中日關系帶有片面性和誤導性的報道在很大程度上導致大量日本民眾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盡管中日關系已跨過2010年“撞船事件”發生以來的嚴重困難局面，朝著避免沖突、互利共贏的方向發展。要推動中日關系進一步改善，就需要改善日本民眾對中國形象的認知、提升日本民眾的對華好感度。有學者指出，要取得更好的對日公共外交效果，需要奉行全局性戰略，秉持戰略耐心；加強人員往來，注重精英戰略；客觀地做好解釋和宣傳；大力開展第二軌道交流，積極開辟戰略對話渠道等。還有學者強調，日本華人華僑在對日公共外交中的重要作用。日本華人華僑可以推動中日民間交流、促進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傳播、提供更加客觀公正的有關中國的媒體信息，是一支中國對日公共外交可以倚重的力量。
除了這些公共外交舉措和資源外，抗疫救援與合作也可以為中國對日公共外交提供助力。面對疫情全球蔓延的嚴峻形勢，各國難以獨善其身，日本國內也出現嚴重疫情。長期以來，日本給外界留下了防災救災體系健全的印象。但事實上，日本的災害防控集中在地震等自然災害領域。盡管日本已建立起旨在預防和應對公共健康危機的“健康危機管理”體系，但在類似新冠肺炎這樣的大規模傳染病疫情防控方面，日本并沒有先進的應對預案。日本全國目前只有1800張傳染病專用病床。無法收治所有疑似和輕癥患者，并且口罩等醫療物資也不足以滿足抗疫需求。
同時，中國的防疫工作已經取得了重大戰略成果，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的肯定。《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聯合考察報告》指出，中國采取了歷史上最勇敢、最靈活、最積極的防控措施。正如世界衛生組織赴中國考察專家組負責人布魯斯·艾爾沃德所說：“有中國的經驗，其他國家不必‘從零開始’。”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中國采取的堅決有力的防控措施，展現的出色的領導能力、應對能力、組織動員能力、貫徹執行能力，為世界防疫樹立了典范。日本可以從中國的抗疫舉措和行動中吸取有益經驗。中日雙方還可以通過制定合作計劃、建立對話機制和啟動合作項目，在衛生領域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關系，并積極探討在多邊框架下加強國際公共衛生合作。日本輿論普遍認可吸取中國的有益經驗并加強與中國的抗疫合作。3月12日，日本共同社報道稱，正在竭盡全力防止國內疫情擴大的日本政府正考慮與國際社會合作。而《東京新聞》3月9日發表的社論指出，為對抗傳染病威脅，東亞三國的協作有必要進一步加強，文章指出：“疫情面前，日本政府與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判斷主要有兩點：一是認為中國已是世界性大國，日本必須謹慎處理與中國的關系；二是日本現在對中國防疫舉措的卡法和中國的自我評價比較接近。這種評價是積極的，認為中國防疫是成功的，經驗值得借鑒。”
中國在日本面臨嚴重疫情之時，同樣在第一時間全力向日本提供支持和幫助。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明確表示：“疫情發生以來，日本政府和人民第一時間向中方伸出援手，向中方提供了寶貴的支持和幫助，中方銘記和珍惜這份友情。當前日本國內疫情也牽動中國人民的心，我們感同身受”，“‘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盡管當前中國國內疫情形勢依然嚴峻，防疫物資還不是那么充裕，但我們愿在努力抗擊本國疫情的同時，進一步同日方分享信息和經驗，并根據日方需要，繼續向日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幫助。”
在日本進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關鍵期的2月下旬，中方向日方分批捐贈病毒檢測試劑盒，3000套防護服和10萬只口罩，當停靠在日本的“鉆石公主”號郵輪上暴發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國向日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捐贈了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馬云通過馬云基金會和阿里巴巴基金會向日本捐贈了100萬只口罩。目前，中國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新冠肺炎患者陸續康復出院，各地防控等級逐步下調，復工復產有序進行，口罩、檢測工具、清潔劑、消毒劑、個人防護設備、呼吸機等抗疫物資生產能力大幅提升。中國將有能力為日本提供更多抗疫物資援助。
此外，中方還積極推動中日兩國加強信息、政策溝通和技術交流，就病毒發病機制、病原檢測、特效藥和疫苗研發等開展合作。同時，中國政府積極推動雙方衛生主管部門及傳染病防治機構建立專門溝通合作渠道。在中國倡議下，3月20日，中日韓三國外交部長舉行視頻會議，就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尋求合作。
中國對日本的抗疫救援行動不涉及中日兩國關系中的敏感問題，日本媒體也不會因政治偏向而做出帶有偏見的報道，因此不會受到傳統公共外交路徑面臨的限制。這些實實在在的支持和幫助在日本社會引發了積極反響，取得了良好的公共外交效果。向日方捐贈試劑的消息在中國駐日大使館社交媒體上一經發出后，短時間內瀏覽量就超過60萬，點贊近1萬。日本網友紛紛留言表示，感謝中方給予的無私幫助。
日本民族性格中，看似矛盾的利己主義和共情助人并存。在共情助人性格的驅動下，日本政府和民間力量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全力向中國提供物質援助和精神支持。日本對中國的抗疫援助贏得了中國政府和民眾的積極回應和高度贊賞，產生了良好的公共外交效果。在日本國內出現嚴重疫情之際，中國同樣以實實在在的抗疫救援行動贏得了日本民眾的情感認同，改善了日本民眾對中國形象的認知，取得了超越傳統對日公共外交路徑的良好效果。
作為公共外交資源的危機救援行動，可以同人文交流等其他公共外交舉措一道發揮作用。相關心理學研究表明，對他國文化的接觸程度可以調節共情與助人意愿之間的關系，一國民眾接觸他國文化越頻繁，幫助他國受災民眾的可能性就越大。中日雙方更加密切的人文交流，可以增強兩國民眾對對方文化的接觸程度，從而進一步提升兩國民眾幫助對方民眾的意愿。這將使危機援助的公共外交潛力得以進一步發揮，為中日關系的良性發展打造更加堅實的民間基礎。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美]魯思·本尼迪克特著，南星越譯：《菊與刀》，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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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祝大鳴：《雙面日本人》，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
⑤徐靜波：《日本的底力》，北京：華文出版社，2019年。
⑥《中日守望相助攜手戰“疫”——訪我駐日本大使孔鉉佑》，人民網，2020年2月24日。
⑦《中國人民“正在為全人類作貢獻”——抗擊疫情海外觀點綜述》，新華網，2020年3月5日。
⑧《世衛專家：有中國的經驗，其他國家不必“從零開始”》，中國新聞網，2020年3月10日。
⑨《抗擊疫情彰顯中國力量》，新華網，2020年3月8日。
⑩王仲昫：《日韓矛盾因“疫”雪上加霜》，《新民周刊》，2020年第10期。
責編/韓拓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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