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基層單位的發展條件以及現實情況各不相同，其對掛職干部的需要也不同。從“理想類型”來分析，基層單位需要的掛職干部主要有五類，即“權力型”干部、“資源型”干部、“專家型”干部、“名人型”干部、“社會活動型”干部。

【關鍵詞】基層單位  掛職干部  組織部門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各級各類干部到基層掛職，是加強干部培養和鍛煉的重要方式，也是干部晉升提級的必要履歷，歷來受到各級組織部門的高度重視。但由于視角和立場的不同，相關單位以及干部本人，對于“掛職干部”這一角色存在不同的定位和認知：對于主管的組織部門來說，掛職干部要清正廉潔、公道正派、勇于擔當；對于掛職干部派出單位來說，考慮到自身單位的工作安排以及人員需要，可能并不會派出最優秀的干部進行掛職鍛煉；對于掛職干部本人來說，掛職的動機較為多樣，或者出于自身能力的提高，或者出于對基層經歷的需要，或者不得已而為之。那么，對于基層單位來說，最需要的是怎樣的掛職干部呢？

一般而論，基層單位需要的是熱愛基層、德才兼備、踏實能干，并且能夠推動基層工作發展的“好干部”。但從深層次分析，由于基層單位的發展條件以及現實情況各不相同，不同的單位對于來自各級的掛職干部會有不同的“特殊需要”。從“理想類型”上來分析，大致可以分為五類。

“權力型”干部

相對于接收掛職干部的縣級、鄉級、村級組織及其單位，派出掛職干部的中央、省級、市級組織及其單位，都是“有權”的上級組織。對于接收掛職干部的基層單位來說，往往希望來自上級的掛職干部越有“實權”越好，“實權”越大越好。具體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分析：

一是派出單位的“組織權力”，越有“實權”越好。“實權”不同的單位，意味著在組織人事、資源分配、項目審批等方面具有不同的“決定權”。單位組織的“權力”可以延伸、擴展到掛職干部個人的“權力”。二是掛職干部個人的“職位權力”。掛職干部在原單位的職位及其權力，會在無形中被帶到基層接收單位及其工作中。接收單位當然希望掛職干部在原單位越有權力越好，同一個派出單位的掛職干部，副局級、副處級以及副科級干部在原單位的權力和影響力大不相同。三是掛職干部在原單位的影響及其關系。同一個派出單位的同一級別干部，由于在原單位中與領導及其同事的關系不同，影響力也就不同，因而會產生為基層接收單位服務的不同能力。

一般說來，接收掛職干部的基層單位，其權力資源和物資資源相對匱乏，所以他們希望來自上級的掛職干部，不但在原單位有實權，且在原單位的權力越大越好。同時，掛職干部在原單位有好的人脈和關系，能夠動用更大、更多的權力以及資源，可以為其所掛職的基層單位提供更多更好的幫助和支持。這種“人之常情”的“權力預期”在中西部貧困地區是較為常見的現象。

“資源型”干部

與權力大小相關聯，不同級別、不同權力的單位，其所能掌握和調配的資源也不相同。接收掛職干部的基層單位，往往希望掛職干部及其原單位有更多的資源，能夠服務于基層單位。這與對“權力型”干部的“權力預期”一樣，其“資源預期”的邏輯是：一是希望派出單位自身有更多的組織資源，比如，對銀行系統、能源系統和鐵路系統派出單位的“資源期待”。二是希望掛職干部在原單位占有較好的職位和權力。三是希望掛職干部在原單位擁有良好而廣泛的人脈關系。

基層接收單位希望利用掛職干部的組織身份以及關系中介，將更多的資源吸引或者引入到掛職干部所在地區或者單位。比如，自1995年以來，中國工商銀行定點幫扶四川省巴中市的南江縣和通江縣，截至2018年7月，中國工商銀行先后派遣了56名掛職干部到巴中市，累積投放扶貧貸款超過40億元，無償捐助資金9000多萬元，在開展金融扶貧、產業扶貧、教育扶貧、衛生扶貧等方面，為當地的脫貧攻堅和綠色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工商銀行的一系列舉措自然與黨中央的脫貧攻堅政策要求有關，但也與眾多掛職干部在其中所起到的“上通下聯”作用有關。

在眾多中西部貧困地區，一條高速公路或者國道的修建、一個國家級地質公園的批準、一個國家級農業田園綜合體的建設，都需要大量資金和資源的引進和投入，而這是貧困地區的縣級財政所無力承擔的。這時，如果有一個掛職干部是資源單位派出的，有關基層政府就會最大化地利用這一掛職干部及其資源。

“專家型”干部

近幾年來，隨著基層現代化發展的需要和派出掛職干部范圍的擴大，越來越多的專家型知識類干部也相繼被派往全國各地。相對于“權力型”干部和“資源型”干部，“專家型”干部也許在人事任免、項目審批、資源引進、招商引資等方面比較優勢不足，但其也有自身的知識優勢和專業特長，而這也正是基層社會發展以及基層治理現代化所需要的。

從專業知識和所學特長等方面來看，專家型掛職干部可以分為幾類：一是城市規劃和園林建設方面的專家。這是縣域城鎮化發展特別需要的，特別是中西部生態功能保護區的縣域地區。隨著生態保護、綠色發展以及美麗鄉村建設，具有專業知識的掛職干部，特別受到基層單位的歡迎。比如，成都市為了提升新型城鎮化和美麗鄉村建設的品質，給全市的所有鄉鎮都配備一名“鄉村規劃師”，以滿足鄉村振興發展的現實需要。二是農、林、牧、副、漁等種植養殖類專家干部。由于接收掛職干部的地區多為中西部相對貧困地區，鄉村振興的重點在于現代高效的農林牧業及其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因此，來自于中國農業科學院、中國林業科學院以及農林院校的掛職干部，自然會受到這些基層單位的歡迎和重用。三是政府管理和基層治理類專家。在快速城鎮化的過程中，基層社會結構轉型，問題矛盾多發易發，亟需進行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機構的掛職干部，具有豐富的經濟管理、行政管理、公共政策和基層治理的知識和經驗，能夠在基層社會的利益調節、糾紛化解、社區治理等方面出謀劃策，為基層治理現代化的民主法治建設貢獻智慧。四是社會文化類專家。鄉村社會蘊含著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保存著流傳千年的歷史文物、民風民俗以及優秀文化遺產，需要具有一定專業視野和專業知識的人才加以規劃和指導。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社會人文類掛職干部，可以在這方面發揮一技之長。

在與基層社會發展的實踐互動中，專家型掛職干部不僅可以傳播現代知識、推廣現代治理理念，推動基層社會民主法治化進程，也可以在基層實踐中深化和檢驗自己的所學理論知識，做到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

“名人型”干部

由于現代傳媒和自媒體的迅速發展，“名人效應”具有強大的社會傳播效力。“名人型”干部也因此受到基層接收單位的歡迎。比如，清華大學著名經濟學家李稻葵掛職北京中關村管委會副主任、著名相聲演員牛群掛職安徽省蒙城縣副縣長、著名央視主持人王志掛職云南省麗江市副市長等，都是“名人型”干部掛職基層的典范和代表。

對于“名人型”干部，基層接收單位有不同的需要和期待。相對于“權力期待”“資源期待”“知識期待”，基層社會對于“名人”可能會有更多的“綜合性期待”：一是文化傳播效應。一個中西部的相對貧困縣市，可能在國際社會以及國內很少有人知曉，但一個“名人掛職”的宣布，可能會在極短的時間內，被媒體快速地傳播和放大。比如，作為曾經的“養牛大縣”，安徽省亳州市的蒙城縣在牛群掛職之前，可能沒有多少人知道和了解，但牛群到任蒙城，使得蒙城縣的知名度迅速提高。二是招商引資效應。“名人掛職”不但使一個地方的“社會名聲”廣為傳播，同時，“名人”也可以運用自身在國內外的知名度，運用廣泛的人脈關系和社會影響力，介紹和引進大量企業資本以及社會資本，使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方面具有較強的號召力。三是旅游廣告效應。一位“名人”掛職某一地區，能夠使這一地區的文化傳播和社會名聲廣為知曉，能夠發揮強大的旅游廣告效應。比如，四川省巴中市的南江縣位于秦巴山區的中心區域，其境內有著豐富的旅游和文化資源，具有紅四方面軍曾經根據地的“紅色文化”、米倉山古道的“蜀道文化”、李商隱“巴山夜雨漲秋池”寫作地的“詩歌文化”、觀霧山—諾水河世界地質公園的“生態旅游資源”等。南江縣當前需要的就是“綜合性”的廣告宣傳效應，而“名人型”掛職干部無疑能夠助其實現這一愿望。

“社會活動型”干部

如果沒有權力、沒有資源、沒有專業知識、沒有知名度，只要掛職干部在社會上關系廣、人脈活，也是一種優勢，此即所謂的“社會活動型”干部，也即基層常常說的“關系廣、能量大”的干部。此類掛職干部，也是基層單位所需要和歡迎的。“社會活動型”干部經過多年的“經營”和“積累”，通過同學關系、老鄉關系、戰友關系、同事關系以及業務關系等，積累和編織了廣泛的“權力關系網”：中央組織部“有人”、國家發改委“有人”、國家開發銀行“有人”、省委政研室“有人”、市里公安局“有人”……如果基層縣市得到這樣的掛職干部，同樣有利于基層政府的最大化使用：跑項目、催審批、拉資金、邀名人，等等。這樣的掛職干部能夠發揮極大的“能量整合”作用。

“社會活動型”掛職干部，其作用好似一個“整合核子”“關系中軸”，其“整合性作用”既可以整合“權力資源”，又可以整合“物資資源”，也可以整合“知識資源”，還可以整合“名人資源”，其作用和能力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無處不在”的。只要其作用發揮是在法律法規、黨紀黨規的范圍內，只要其作用是廣泛利用各級權力部門的“自由裁量權”，就能夠發揮重要作用，就能夠受到基層政府和單位的極大重視和利用，這在中西部資源相對貧乏地區尤為典型。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廣大基層掛職干部，深入偏遠地區現代化實踐第一線，為推動所在地區和單位的觀念提升、改革創新、經濟發展以及社會治理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值得肯定的。以上的分析只是學理上的“理想類型”，現實中的掛職干部，可能是幾種類型兼而有之。但不管是“權力型”干部“資源型”干部“專家型”干部，還是“名人型”干部“社會活動型”干部，只要遵守黨紀國法、勇于擔當、奮發創新，都是基層政府和單位所需要和歡迎的好干部。掛職干部應把提高自身素質與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緊密聯系起來，將掛職鍛煉作為磨練意志、提高能力的平臺，作為干事創業、建功立業的機會，勇于擔當、敢于負責、甘于奉獻，在奉獻中實現人生價值。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黨的干部是黨和國家事業的中堅力量。要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堅持事業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標準落到實處。堅持正確選人用人導向，匡正選人用人風氣，突出政治標準，提拔重用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和‘四個自信’、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全面貫徹執行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忠誠干凈擔當的干部，選優配強各級領導班子。注重培養專業能力、專業精神，增強干部隊伍適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的能力”。為了更好地發揮基層掛職干部的作用，我們要進一步加強對掛職干部的各項管理，在掛職干部的法律定位、選派任命、激勵保障、監督考核、民主評議等各項程序中，進一步完善公開、透明、民主、法治的制度體系。只有綜合利用干部資源、合力調配干部交流、推動基層社會發展和促進基層治理現代化，才能使我國基層治理走上民主法治的制度化軌道。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導，“政治發展與國家治理”創新項目首席研究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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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責編/孫渴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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