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疫情給我國經濟帶來挑戰的同時，也給生態文明建設帶來行為、意識和制度方面的改變。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等陋習，在全社會牢固樹立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不斷完善生態文明領域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可在未來可能發生的生態危機中贏得主動，加快綠色轉型升級，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關鍵詞】生態文明  和諧共生  綠色治理    【中圖分類號】D0    【文獻標識碼】A

此次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疫情，也被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人類面臨的最大危機，不僅嚴重威脅世人健康，而且給世界經濟帶來挑戰，影響著世界政治格局。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危和機總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機”。在人類歷史上，曾多次發生過由動物身上攜帶的病毒引發的流行病和瘟疫，給當時的人們帶來深重災難，但也讓人類痛定思痛，不斷提升醫藥水平、完善公共衛生體系，深刻影響了人類文明的進程。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國通過科學防控、科學施救，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各地有序復工復產，武漢全面解封，逐步恢復正軌。按照世衛組織的說法，我國疫情已經由“遏制階段”進入到“緩疫階段”，中國經驗正在幫助其他國家的抗疫行動。同時，此次疫情也暴露了我國在公共衛生、生物安全和自然生態治理領域的短板和不足。針對疫情初期社會上對禁止野生動物交易和食用的呼聲，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積極推動相關的政策議程和立法進程，將在行為、意識和制度方面帶來巨大的改變，極大地推進我國乃至世界的生態文明建設。

改掉陋習，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的綠色發展和生活方式

人類不是世間萬物的主宰。人因自然而生，與自然是一種共生關系，對自然的傷害最終也會傷及人類本身。陋習可能給行為者自己或他人以及生態環境帶來負面的后果，甚至生存的威脅。一些珍稀物種的消亡、疫情疫病的暴發，都可能是大自然給我們的警告。文明是相對于丑陋和野蠻來說的，有些陋習在當事人看來是天經地義、大快朵頤的行為，但從更大范圍、更高層面來看，則是蒙昧和落后的。合不合時宜是指對陋習的判斷標準是會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人們認知水平的提高而不斷與時俱進的，那些與主流價值觀背道而馳的行為就可能被認定為陋習。

濫食野生動物被看作是陋習并不是這次疫情才引起的。人類食用野生動物有著悠久的歷史。人類依靠自然資源而生，大自然是天然的食材庫，野生動植物是人類最早的食糧。我們的祖先“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據研究，正是得益于能夠使用工具“敲骨吸髓”使得智人的腦容量得以增長，并最終戰勝其他直立人而成為現存唯一的人屬物種。但野生動植物身上有大量的病毒、細菌和寄生物，因此“時多疾病毒傷之害”。火的使用提升了人類食物的安全性，讓人類占據了食物鏈的頂端，并不斷拓展自己的活動范圍，但這也給一些地方的森林植被和野生動物帶來威脅，甚至是滅頂之災。澳洲大陸在4.5萬年前迎來了第一群人類，兩千年后當地體重在50公斤以上的動物遭到滅絕，捕獵帶來的火災讓森林變成了荒原，只剩下最耐火的桉樹“獨步天下”。大約從一萬年前開始，人類開始學會馴化一些野生動物成為家禽家畜，為自己提供較為穩定的肉類食物，人類社會也逐步從采集、漁獵進入到了農耕、游牧的階段。但野生動物的命運并沒有得到改觀。人類的繁衍、擴張繼續侵蝕著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加上氣候變化等因素，一些物種漸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

生態文明追求的不只是環境與生態本身的“文明”，更加需要實現的實際上是社會文明和人類文明。生態文明不僅僅體現在我們所處的生態環境不斷改善，更重要的是人們的行為舉止要不斷提升到更加“文明”的高度。近現代歐洲文明的崛起，與那場奪去近半數人口生命的“黑死病”（鼠疫）不無關系。源于中亞草原旱獺（土撥鼠）并經由鼠類、蚤類傳播的烈性傳染病，改寫了歐洲政治、經濟和文化格局，最終結束了貧窮、愚昧和骯臟的中世紀，開啟了西方現代文明之旅。近現代歐洲的文明進程也是從“禮貌”尤其是就餐禮儀和宮廷禮儀的教化開始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與鼠疫的抗爭使得人們對于公共衛生事業的關注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例如傳統用手抓取的共餐制逐步被使用刀叉的分餐制所取代等。新冠肺炎疫情讓身處21世紀的我們重新檢視我們日常生活中還有哪些不文明的地方。禁食野生動物、使用公勺公筷、實行分餐制等建議再度受到重視。

從生態文明的角度來說，人類對于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陋習”遠不止于濫捕濫食野生動物，還包括濫砍亂伐森林植被、濫耕亂占濕地草原、濫排亂放工業污廢、濫施濫用農藥化肥、濫產亂丟生活垃圾等生產生活中的種種陋習。例如，與8000年前相比，地球上的原始森林覆蓋率從一半左右下降到今天的7%，而在20世紀的100年中，全世界的原始森林有約80%遭到破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度有90%以上的草原不同程度退化，長江中下游地區濕地萎縮嚴重，原有的100多個通江湖泊只剩下洞庭湖、鄱陽湖、石臼湖3個；海河、黃河、遼河水資源過度開發，利用率超過水資源可再生能力分別高達106%、82%、76%，遠超40%的生態警戒線，全球野生動物種群數量在短短40多年內消亡了60%，科學家警告地球或正處于第六次生物大滅絕前期。

建設生態文明，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革除食用野生動物的陋習不只是為了防范潛在的病毒風險，更重要的是要避免生物多樣性的進一步喪失，以期維持生態平衡，維護人與自然和諧的共同家園。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努力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但疫情也表明現實中綠色消費還遠未形成，要以全面禁食野生動物為突破口，積極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對奢侈浪費和不合理消費。目前國家已經部署開展節約型機關、綠色家庭、綠色學校、綠色社區、綠色商場等創建活動，推廣綠色建筑和綠色出行，希望通過生活方式綠色革命，倒逼生產方式綠色轉型，最終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需要全社會的參與，每一位公民都不能置身事外，都應該積極行動起來，形成全民保護野生動物，人人、事事、時時、處處崇尚生態文明的良好氛圍。

改正觀念，牢固樹立人與自然構成生命共同體的意識

人的行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態度和意識。新冠肺炎疫情在敦促我們調整和改變對待野生動物行為的同時，也在敦促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自然關系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本關系。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在人類認識、利用、改造和適應自然的過程中不斷前進，不斷向前發展。人類發展史，就是一部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那么人與自然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

從人類社會發展階段來看，人與自然關系經歷了四個階段。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初期階段，即原始文明時期，由于生產力水平較為低下，人對自然的依賴性強，受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制約明顯，對自然是一種敬畏、崇拜和順從的看法。農業文明階段，人類對自然規律有一定的把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順天應時，靠天吃飯，總體上人與自然是一種較為融洽的關系；但受科學技術水平的限制，人類沒能認識到自身的發展與擴張給生態環境帶來的壓力。18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極大地促進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生產力，但資本和市場的全球化也帶來了生態環境破壞在全世界的蔓延。科學技術的進步助長了“征服自然”和“人定勝天”的沖動，上述種種對自然生態的“陋習”正是在工業文明的旗號下變本加厲，成為了文明的反面。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是與西方近代以來形成的機械論自然觀有關。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學技術基礎上的這一自然觀堅持的是一種二元論的觀點，近代機械論自然觀認為人與自然都是機器，而且是分離的和對立的，自然界沒有價值，只有人才有價值，自然界的安排受到上帝的“目的性”支配，由此自然失去了其神圣性和神秘性，人們不再敬畏和尊重自然，而是把自然當作可以任意對待的機器。

當代社會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國際潮流，但各個國家、各個派別對人與自然的看法卻是五花八門，甚至尖銳對立。從大的方面來說，當今世界的自然觀可以簡單地分為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兩大類。人類中心主義主張人是目的，否認自然價值的存在，認為人與自然是主客體關系，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生存和發展的需要，都應當以人類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非人類中心主義也可稱為生態中心主義，是伴隨20世紀后半葉西方環保運動興起的一種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綠色思潮，主張自然具有自身的存在價值，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能離開自然而生存、發展，人與自然是平等的，應該和諧共處，共同發展。相比較來說，人類中心主義存在了幾千年，目前仍有眾多擁躉，尤其是大部分的市場主體及其代理人。非人類中心主義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在逐步成熟、壯大，并深刻地影響了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

我國是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對待人與自然關系方面，既有傳承已久的歷代生態智慧，也有與時俱進的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同時不可否認地也存在著根深蒂固的人類中心主義觀念。因此，新時代我們要牢固樹立和堅持的應該是集合了古今中外先進自然觀精華而形成的科學自然觀，它構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精髓要義。

一是敬畏自然，視自然與人類一體。馬克思主義自然觀連同社會歷史觀都是完整的和徹底的唯物主義一元論。恩格斯曾指出，“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國道家思想主張世界的本源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在《齊物論》中談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儒家也視天地人三才為一體，同時主張要敬畏天命。科學自然觀主張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這是無法抗拒的規律”。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人類善待自然，自然也會饋贈人類”，“當人類合理利用、友好保護自然時，自然的回報常常是慷慨的；當人類無序開發、粗暴掠奪自然時，自然的懲罰必然是無情的”。

二是尊重自然，視自然為人類之家。人因自然而生，人與自然是一種共生關系。人類是大自然長期孕育的產物，是自然之子。同時大自然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全部需要，就像家長一樣，不僅給孩子以生命，還要供給孩子吃穿住行，提供成長的空間。自然生態系統是一個整體，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類共有一個家園，地球是人類唯一賴以生存的家園。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在這一進程中，各國逐漸形成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無論前途是晴是雨，攜手合作、互利共贏是唯一正確選擇。這既是經濟規律使然，也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

三是順應自然，視自然為人類之師。我國古代的農耕文明注重師法自然，不奪農時。《管子》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孟子》曰：“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美國生態倫理學者羅爾斯頓也認為，我們應當像遵循指導教師那樣遵循大自然，因為自然具有某種“引導功能”：“它指導我們，使我們知道自己是誰，置身何處，我們的天職是什么；與自然相遇還能告訴我們應期待什么，應該以什么為滿足。所以，我們能夠通過反思自然學會如何生存。”

四是保護自然，視自然為人類之友。“人類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歸根結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須呵護自然，不能凌駕于自然之上。”人與自然是一種互利共生的朋友關系。古代不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追求“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的物我和諧境界。今天我們更要增強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讓生態環保思想成為社會生活中的主流文化，形成善待自然的人文情懷。

改善管理，建立健全以自然為本的綠色治理體系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檢驗，它充分體現了我們的制度優勢和整體合力，同時也暴露出制度體系中的若干短板和不足。就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這一陋習來說，幾十年來社會上的呼聲不絕于耳，《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也做了修訂，很多地方也都有一些創新性的法規政策。但從實際效果看卻差強人意：一些人不以食用野生動物為恥反以為榮，甚至成了炫耀財富和權力的象征；一些經營販賣“野生動物”或“野味”的不法商家明目張膽、肆無忌憚；更有甚者，不法分子利用法律漏洞，打著“三有”（有生態、科學和社會價值）的旗號進行野生動物非法交易勾當，且屢禁不止。究其原因，是在野生動物的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環節以及相互銜接方面存在不足和問題。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保護野生動物這個事情上，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其他領域。

生態文明建設要靠制度來保障，這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堅持的一條基本原則。黨中央高度重視，多次召開會議對堅決取締和嚴厲打擊非法野生動物市場和貿易并作出全面部署，今年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相關修法計劃也已經提上日程。一些地方人大和政府先行先試，制定更可操作、考慮更為周全的法規政策，努力補齊制度短板，全面提高依法治理能力，為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國家的生態安全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善待自然的理念要有效轉化為善管自然的制度體系，這是推進生態文明領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客觀要求。近五年來，我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生態文明法治建設不斷加強，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企業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現代環境治理體系逐步成型。筆者認為，在自然生態領域我們要倡導建立健全以自然為本的綠色治理體系。

以自然為本既是一種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理念，也是一種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制度安排。在科學自然觀中，以人為本和以自然為本是辯證統一的，沒有自然生態的平衡，就沒有人類的生存發展。以自然為本的政策方案也稱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以下簡稱“NBS”），是目前國際上提倡的一種保護、可持續管理和修復生態系統的行動方案。這一概念框架最早由2008年世界銀行發布的《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和適應性：來自世界銀行投資的NBS》報告中提出，2010年國際自然保護聯盟、世界銀行和世界自然基金會等機構聯合發布《自然方案報告：保護區促進應對氣候變化》，將NBS正式應用于生物多樣性保護。歐盟將之視為一種受到自然啟發、支撐并利用自然的解決方案，納入其“地平線2020”科研計劃，并開展更大規模、更多領域的試點工作。在2019年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上，我國攜手新西蘭提出了《基于自然的氣候解決方案政策主張》，并介紹了我國在森林碳匯、生物多樣性保護和荒漠化治理等方面的先進經驗，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贊譽。

實際上，我國在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方面已經體現了以自然為本的原則：在機構上，按照所有者和管理者分開和一件事由一個部門管理的原則，國家設立了國有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自然生態監管機構，重新組建了自然資源部、生態環境部和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在產權方面，通過改革構建歸屬清晰、權責明確、監管有效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不斷完善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制度；在資源利用方面，努力構建覆蓋全面、科學規范、管理嚴格的資源總量管理和全面節約制度；在生態系統保護方面，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優化生態安全屏障體系，構建生物多樣性保護網絡，嚴守生態保護紅線；在監督考核方面，開展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編制，推行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制度，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和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制度；等等。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堅持和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要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全面建立資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態保護和修復制度，嚴明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

疫情提醒我們在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方面還存在短板和弱項，離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還有不小的差距，需要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予以補充和加強。我們希望，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各級黨委政府和社會各界在落實政策法規的過程中，能夠堅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牢固樹立科學的自然觀，加強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補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生態”短板，早日實現“還自然以寧靜、和諧、美麗”的綠色中國夢。

（作者為北京林業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院長、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

②姜春云主編：《拯救地球生物圈：論人類文明轉型》，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年。

③[德]諾貝特·埃利亞斯著，王佩莉、袁志英譯：《文明的進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

責編/賈娜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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