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自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發生以來第一個全球大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并將繼續給人類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影響，它不僅標示著對我們已有的社會公共連接形態的巨大擾動，還意味著這種威脅將伴隨我們的發展進程。對中國社會來說，它的社會影響和再塑造體現在疫情之后，人們的社會交往活動將出現原有的以家庭為中心的核心親密關系再凝聚，和基于在線網絡的虛擬社會互動進一步替代面對面社會互動的兩大趨勢，同時社區的重要性得到重新發現，將建立疫情常態化下的社區防控體系，以及建立與社會大流動相適應的全社會信息大監測機制。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 社會公共連接 社會流動 社會影響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根據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學的基本原理，在全球大流動大連接的當今時代，發生流行病和傳染病，甚至導致全球大流行是必然事件，而在哪里發生雖無法提前預測，但是必須為之做好準備。
截至5月13日，全球累計確診新冠肺炎418萬例，累計死亡人數28萬多人，并依然在持續上升。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將在何時、以何種方式落下帷幕尚不明朗，其具體的政治經濟社會影響將會如何呈現與發展，也有待事態進展來逐一印證。但就其深遠社會影響而言：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以其隱蔽的偽裝能力、超長潛伏期、強大的人際傳染性、難以預測的變異性和較高的致死率等，使其所攻擊的對象，不單是作為生命體的人的生理性身體，而且對人群連接所形成的社會性造成強大的沖擊和挑戰，伴隨著由人類的社會交往和社會流動所形成的社會公共連接生態而產生、發展、傳播和抑制。簡言之，只有我們的社會公共連接最大程度的暫停、凍結和隔離，才能將其悶死并結束疫情。也就是說，新冠病毒不僅僅是一場生理性的病毒，而且是社會性的病毒，唯有找到新的社會共同體構建形式，再造新型社會公共連接生態體系，才能應對疫情常態化所帶來的新社會情境。
本文所說的社會公共連接，是指構成社會共同體形式和框架的社會群體網絡關系的形成機制，不同的地理位置、社會空間、社會經濟地位、交通設施、信息技術等，疊加在人們的社會互動關系之上，進而形成不同的社會公共連接形態，這既包括結構意義上的連接，即誰與誰連接，也包括人的行為意義上的連接，即個體行為對于整個社會系統的隱含后果，從而塑造出不同類型和性質的社會共同體。較之歷史上大流行的傳染病而言，新冠病毒既非致死率最高的，也不是傳染性最強的類型，然而，它卻與當下的社會公共連接關系緊密相隨，劇烈擾動既有社會連接關系的狀態，并推動那些看似遙遠的未來的社會共同體形態加速到來。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冠肺炎疫情并不能改變社會公共連接的趨勢和結構，只是在實質上加速了其歷史進程。對中國社會來說，它的社會影響和再塑造可從如下三個層面予以分析。
社交活動將出現兩大趨勢：線下社交距離vs線上深度融合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公共連接的地理阻隔日漸被便捷的公共交通基礎設施所打破，信息傳播、教育、文化、體育、住宿、餐飲和娛樂等第三產業的發展，使人們獲得了廣闊的社會活動空間，并形成了連接東中西部、城鄉社會乃至全球社會的社會公共連接。人們社會交往和互動密度迅速提升，人群的社會連接關系從孤立的小型血緣團體逐步擴展到全球范圍的普遍人群，全球化也就是人類的社會公共連接關系從原來主要基于面對面的社會交往擴展到完全陌生人之間有序互動的一個歷史性進程。這在極大地增強了社會經濟發展活力的同時，也為病毒的快速傳播提供了理想的載體。
在巨大的疫情沖擊過后，人們會下意識產生對封閉空間中與陌生人親密接觸的不舒適感乃至防范感，以人群聚集為主要互動形式的演唱會、運動會、酒吧、電影院、戲劇院、游樂場、旅游景區和教育場所等，將不得不調整原有的運營形式和呈現形態，以在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與適度的人群密度之間尋求新的平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人們的社會交往活動將出現兩大趨勢，一是原有的以家庭為中心的核心親密關系再凝聚，成為疫情風險社會中人們確保自身安全的一個堡壘。二是基于在線網絡的虛擬社會互動進一步替代面對面的社會互動形式，激發VR等虛擬社交輔助工具和視頻會議載體等將快速發展，虛擬社交將越來越變得更加“真實”，并成為人們社會互動的首要途徑。因此，遠程醫療、遠程教育、遠程會議、遠程辦公、沉浸體驗式VR等在線社會公共連接形態將獲得加速發展的社會契機，而由此引發的非面對面社交對人群社會連接網絡結構的改變、連接性質的改變和社會歸屬感體驗的改變，也會大量出現，并亟需發展出新的社會融合機制予以消化。
中國是一個關系緊密型社會，社會運行規范正處于從傳統的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小型熟人社會共同體向以法理和契約為基礎的大型陌生人社會共同體的轉變階段。維系社會互動往往是依靠熟人社會關系疊加法理契約關系而運轉的，社會互動和社交連接形態的這種轉變，提出了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新命題：建立在在線社交基礎上的關系網絡和互動連接是否能夠替代傳統上人們依靠面對面的親密互動而造就的社會規范，是否能夠為社會發展建立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和社會結構。
社區的重要性得到重新發現，建立疫情常態化下的社區防控體系
社區是人們在工作單位之外最重要的棲息地，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從概念上說，一個社區意味著有一定的地理區域、一定數量的人口、居民之間有共同的意識和利益、有著較密切的社會交往等核心特征。這在傳統的農村社區是毫無疑問的，改革開放之前的城市基層社會也因社會流動較少而具備其中一些特性。然而，在市場化改革的推動下，社會成員固定地從屬于一定社會組織的管理體制已被打破，大量“單位人”轉為“社會人”，同時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社會流動人口增加，加上教育、管理工作存在一些薄弱環節，致使城市社會人口的管理相對滯后，產生了大量的社區治理難題。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城市基層社會廣泛開展了社區建設實驗和全面推廣，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依靠社區力量，利用社區資源，強化社區功能，解決社區問題，促進社區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協調和健康發展，不斷提高社區成員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經過20年的城鄉社區建設工作，我國普遍建立了規范的社區組織體系，建成了社區管理和服務的工作場所和制度規范，打造了對接政府社會管理下沉的社區公共服務中心，組織了一批社區工作者隊伍、社區專干和社區網格員隊伍，也聯系了一大批社區社會組織和志愿者。
這場源自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變革的社區建設，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在抗疫一線，全國400多萬名社區工作者牢記使命，沖鋒在社區防控的最前沿，在65萬個城鄉社區積極開展疫情監測、出入管理、宣傳教育、環境整治、困難群眾幫扶等工作，為遏制疫情擴散、保障群眾生活、維護社會秩序作出了重要貢獻。習近平總書記高度肯定社區防線對疫情防控的重要作用。社區是疫情防控的最前線，在這場前所未有的疫情防控斗爭中，城鄉廣大社區工作者同參與社區防控的各方面人員一道，不懼風險、團結奮戰，特別是社區廣大黨員干部以身作則、沖鋒在前，形成了聯防聯控、群防群控的強大力量，充分彰顯了打贏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的偉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前，盡管黨和政府主導的城鄉社區建設取得了重大成效，構筑了城鄉基層社會的管理和服務體系。但是，對多數居民而言，社區仍然不是他們社會公共連接的重要環節，社區組織和社區工作者只是他們在偶爾辦理特定事務時才會有關聯，社區自治組織的民主選舉參與度也并不高。對于很多群體而言，尤其是中青年職業人群來說，工作聯絡網和線上社交網的重要性都超過了自身棲息的社區。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尤其是在疫情暴發的地區，除了尚在運轉的政府部門和醫療單位之外，其他職業性、行業性的社會連接摁下了“暫停鍵”，而平時不起眼的社區突然間變成唯一的社會公共連接載體，社區的重要性凸顯出來。人們恍然發現，生活其中的社區和自身有如此重要的關聯。數千乃至數萬居民的社區管理，如信息收集報送、疫情摸排、配合密接人群隔離、發熱病人轉運、困難群體幫扶、居民情緒安撫、小區出入管控以及居民基本生活物資的采購分發等，全部落到社區組織工作者肩頭，內容繁雜、工作量大、責任無限，前期由于社區與大量居民之間缺乏有效的組織聯系和社會連接，而單位和企業組織因員工被封閉在各個小區而難以有效組織，社區則因為與大部分居民缺乏穩定的互動連接而難以有效動員居民和志愿者，無法形成高效率的組織化力量，導致出現一定程度的防控失序和混亂。而后在黨委政府和各個部門人員下沉以及強力組織動員下，以社區為基本單元的防控體系得以鞏固并發揮出巨大作用，構筑了疫情防控的堅強前線。
經此一役，社區的重要性得到重新發現。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后，各地將疫情常態化下的社區防控體系問題提到緊迫的議事日程上來，其核心就是建立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活動和組織的常設平臺和機制，引導居民將危機時刻社區共同體對于自身安全和命運的社區連接活動和記憶延續下來。
在疫情防控期間，大量社區建立了各種各樣的基于社區的網絡社群，用于溝通信息、發布需求、組織資源、對接社會、相互幫助等，構成了社區組織與居民、以及居民之間互動連接的有效機制。應結合社區重新發現的巨大需求和社區公共連接的推廣，在社區黨組織和自治組織的協調下，將這些網絡社群進一步激活，轉化為社區社會組織的活動平臺和社區志愿者的集結平臺，實現線下社區社會連接與線上社區社群活動的緊密結合。尤其是可將疫情期間全體黨員向所在社區報到的行動持續下來，鼓勵和要求黨員主動承擔起社區公共連接的核心節點職責，建立現場服務和線上服務相結合的黨員社區服務規范，引導更多居民與所在社區有效連接，表達需求、反映意見、參與活動、提供服務，將社區防疫體系打造為以社區為載體的社會公共連接樞紐，以應對現實和未來的重大公共事件和危機。
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和公共知識研究所所長Eric Klinenberg認為，疫情或改變世界上盛行的“個人主義”。正如他所說：“當這一切結束時，我們將重新調整我們的政治方向，并對公共產品，尤其是衛生和公共服務進行大量的投資。我不認為我們會變得不那么合群。相反，我們將能夠更好地看到我們的命運是如何聯系在一起的。”發現社區、建設社區，打造線上線下緊密協作的社區社會連接機制，則不失為一種有效的社會公共產品投資。
保持大流動社會的順暢運行，應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全社會信息大監測機制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已經由改革之前的靜態社會迅速轉變為一個大流動社會。有學者提出，大流動社會是指在傳統向現代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原本附著和附屬于土地、戶籍、單位等要素和框架的人口，大規模、常態化、鐘擺式流動起來的一種社會結構。我國的大流動社會既有國際上一般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所導致的基于產業形態變化而形成的大流動，即如馬克思所說的“現代工業通過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隨著生產的技術基礎發生變革。這樣，它也同樣不斷地使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投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又有中國獨特的大量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候鳥式的來回遷徙所引發的大規模社會流動，2019年我國外出農民工達1.7億人。此外，傳統的春節返鄉團聚則進一步加大了社會流動的集中度和規模。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規模從1982年的657萬人增加到2017年的2.44億人。伴隨著大流動而來的，是我國交通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交通運輸發展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我國交通基礎設施網絡規模穩居世界前列，成為名副其實的交通大國。人口的大流動背后，是工業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快速發展的生機勃勃的中國經濟發展奇跡。
大流動意味著社會公共連接呈現出社會網絡流動快、人員接觸多、移動地點多以及流動距離遠等特征，助推大流動社會中的社會網絡在不長的時間段內進入復雜網絡狀態，其社會連接和網絡復雜度伴隨著流動人口規模的逐年擴大而指數增長。遺憾的是，人口大流動也助力新冠病毒走遍大江南北，跨越五湖四海。
為有效應對大流動社會帶來的社會公共連接形式、規模的指數級增長狀態，一是要以人的城鎮化為目標，通過城鄉均等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放開戶籍等限制，逐步推動大量城鄉候鳥式流動人口在城市安家落戶，使得大流動的不穩定性社會公共連接轉變為城市社區相對穩定的社會公共連接。這也是中央政策大力推進的方向。近期頒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提出，“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動超大、特大城市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探索推動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實現戶籍準入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建立城鎮教育、就業創業、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與常住人口掛鉤機制，推動公共資源按常住人口規模配置”。二是建立與大流動社會相適應的信息大監測機制。從當前及未來發展來看，即便完成戶籍制度改革，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依然會推動整個社會的信息、物流、人流、要素流等更快地轉移和流動，以便獲得更高的效率。所以，社會大流動的情況依然將長期存在。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甚至未來不可知病毒的威脅下，要想保持大流動社會的順暢運行，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全社會信息大監測機制。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我國之所以能夠快速封堵疫情，拓展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態勢，并能夠迅速實現安全有序的復工復學復產，順利重啟經濟社會機制，也得益于我國充分利用了移動大數據和各種在線信息申報和審核系統。據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長韓夏介紹，我國擁有16億手機用戶，利用大數據等新技術手段，能夠實時、準確、全面地為疫情防控提供強有力的決策支撐。疫情發生后，工信部聯同三大運營商連續向國家和地方有關部門推送態勢分析、預警情報。例如，結合對包括武漢在內的湖北人員流出情況的大數據分析，及時對相關地區發出疫情態勢預警，起到了良好的成效。而起始于杭州的健康碼APP，采用大數據信息聯動簡化信息采集和申報程序，數據可以交叉對比，根據情況動態變化，既為大規模流動的社會人群提供便利，也有助于政府部門掌握各地區和各行業的復工復產情況，追蹤感染者和其密切接觸者，在不妨礙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推動社會秩序正常化。而國鐵集團、各大航空公司、出租車運營公司等，則利用售票和出行大數據資源，配合地方政府和衛生健康部門協查確診病例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密切接觸者，利用大數據分析貨運需求，安排錯峰返程運力，動態增減運力等，做到了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顯然，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使各級政府部門、社會管理部門和企業組織全面開展大數據化建設。未來，這種大數據監測將不會隨疫情消退，而是需要建立智能社會治理大數據的跟進和不斷提升數據安全性、監測的有效性以及數據計算能力和預警能力。從歷史來看，人類自由的擴展，往往伴隨著政府和社會管理部門信息收集和監測能力的提升，關鍵在于，如何建立有效的法治規則，平衡社會公共連接的自由度的擴大與信息監測的安全性和有效約束機制。
總之，作為自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發生以來第一個全球大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并且必將繼續給人類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影響，它不僅標示著對我們已有的社會公共連接形態的巨大擾動，還意味著這種威脅將伴隨我們的發展進程。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更新社會公共連接的模式，轉變社會互動的形態，以適應與新冠病毒（或將繼續出現的其他病毒）共存的新世界。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斷言，文明社會的核心在于，人們彼此之間要建立連接關系，這些連接關系將有助于抑制暴力，并成為舒適、和平和秩序的源泉。人們不再做孤獨者，而是變成了超級合作者。而如何在與病毒的互動中以超級合作者而不是孤立的原子主義者身份來建立“舒適、和平和秩序”，需要我們不斷地作出回答。
（作者為華南農業大學城鄉融合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項目“跨越農村現代化關鍵階段的韓國經驗——‘新村運動’成效實地調查與啟示”（項目編號：14JJD810008）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美]大衛·伊斯利、喬恩·克萊因伯格著，李曉明等譯：《網絡、群體與市場——揭示高度互聯世界的行為原理與效應機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
②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③[美]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詹姆斯·富勒著，簡學譯：《大連接：社會網絡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對人類現實行為的影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
責編/常妍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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