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嘉賓】

孫    鳳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導

管    健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社會心理學系教授

孫應帥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萬國威    南開大學中國政府與政策聯合研究中心研究員

人民論壇記者：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人們的思維方式、認知方式發生了哪些改變？

管健：心理學將思維方式分為固定型思維方式和成長型思維方式，前者常常認為事物一成不變，因循守舊，習慣于消極應對；后者思維方式靈活，擁有積極的思考方式，擁抱挑戰，善于從改變中獲得進步和成長。經歷了重大疫情之后，人們會在思維方式上越來越多從固定型轉化為成長型，從創傷中獲得成長。創傷不僅僅是擔憂、恐懼、焦慮、思慮，還可以是希望、契機、拐點、成長、機遇，創傷后的成長會帶來韌性、樂觀、凝聚力、意義感。積極心理學研究發現，人們在和具有高度挑戰性的生命境遇抗爭之后，反而可能會發展出比原先更高的適應水平、更好的心理功能和更頑強的生命意識，就像身體通過鍛煉才能長出肌肉，才能變得強壯一樣，歷經疫情的創傷，人們有可能獲得一種“心理抗體”，能夠更好地為未來可能發生的不幸作出準備，使創傷后障礙變為創傷后成長。

具體而言，人們會在以下方面獲得改變。一是改變自我的認知：經歷了挫折或傷害，人們會發現自我應對困境的能力顯著提高，也更能相信未來遇到更多困難時有能力去處理。二是改變對他人關系的認識：疫情期間長時間居家相處過程中使人們切身感受到與家人關系的親密性十分重要，也意識到喪失親密的人可能是一件多么迅速的事情，從而更加珍惜與他人的關系，重新找到曾經可能被忽視的人際支持系統。三是人生哲學的改變：會對人生中的優先等級次序進行調整，對人生意義有了更新的判斷，更能從平凡意義中獲得價值，尋求人生意義感增強，也將對自然和生命充滿敬畏之心。四是增強對于國家的認同。心理學研究顯示，越是危難時刻越會激發群體內在強大力量，凝聚共識，共克時艱。戰“疫”過程普遍增強了國民強烈的國家認同感，對國家體制、國家制度、共同體命運有了更深切的認知，進一步激發了愛國主義情懷，堅定了道路自信，以及眾志成城，共克時艱的信心。

孫應帥：引發全球公共安全危機、社會治理危機、經濟發展危機的新冠肺炎疫情對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也造成了一次重大沖擊，引發人們對思維方式、認知方式一次集體反思、回歸乃至重塑。一方面，在思維觀念上經歷了由注重“外在利益”向更重“內心需求”轉變，由注重“外在評價”向更重“內心感受”轉變。疫情的沖擊使人們發現，房子、車子、票子這些外在的追求，補足了虛榮的“面子”卻失去了生活的“里子”。對于“生活”而言，“健康”是第一位的，“親情友情愛情”也是排在前面的，“錢有了人沒了”到底比“人活著錢沒了”更不值得。由此，人們得以認識到“有錢有面”不如有健康安寧的簡單生活、“多車多房”不如有親友陪伴相助的快樂生活，在物質追求之外，學習、閱讀、靜思等精神層面的追求重新引起人們的重視。伴隨國家“以人民為中心”和經濟、社會與人都要全面發展思路的轉變，由外攀向內省、由物質追求到精神追求，人們將更加趨向反思和轉變并重視這兩者之間的平衡。

另一方面，和平年代的集體觀念、英雄觀念、奉獻精神和職業操守得到重塑。在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中，廣大醫務工作者義無反顧、日夜奮戰，廣大黨員、干部沖鋒在前、頑強拼搏，廣大軍人、警員、保安聞令而動、盡職盡責，體現出人民群眾眾志成城、守望相助的團結力和凝聚力，體現了“全國一盤棋、勁往一處使”集體主義精神。由此，和平年代的集體觀念、英雄觀念得到重塑，走上戰“疫”前線的醫護人員塑造了新時代的英雄形象，留守家中的妻子或丈夫同樣展現了新時代的奉獻精神，14億中國人在各自平凡崗位上堅守、勇于擔當、默默奉獻，展現出國家、社會的強大力量。

孫鳳：疫情改變了人們對于幸福的認知，使我們重新審視人生的意義，重新審視什么是幸福的來源。眾多研究顯示，疫情發生前人們對幸福的追求更多集中在物質需求方面，特別是更多關注財富的積累，以及與他人相比在物質因素方面的優越感。新冠肺炎疫情有助于我們認識健康在幸福中的作用，疫情期間，好好活著、身體健康變成了人生的要事，錢沒了還有機會賺，東西沒了還有機會去買，可是健康沒了一切都沒了。疫情帶給人們重新發現生活真諦的能力，粗茶淡飯是幸福，平平淡淡也是幸福，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更是一種幸福。

疫情發生前人們在精神追求方面更多關注自我成功和自我實現，而疫情期間人們在情感需求方面，例如親情、感恩之情和同理心則變得更加強烈。一是對自己家人、親人，以及所有你牽掛的人和牽掛你的人的感情更加濃厚，希望他們都健康平安；二是對戰斗在一線的醫護人員、快遞員、社區工作者、公安人員和科技工作者等的感恩之情，他們被稱為“最美逆行者”，是這個時代“最可愛的人”，他們的負重前行，保障了我們歲月靜好的生活；三是感受、理解他人的處境和情感方面的同理心在增強，這是在疫情期間人們愿意自我隔離、愿意進行慈善活動和捐助財物的基礎，人們將同理心化為互助和集體行動，例如海外學子通過全球采購和捐贈醫護用品，為疫情防控貢獻著自己的力量。正是由于中國社會成員廣泛的同理心促成了抗疫期間“萬眾一心”的集體行動，這是中國抗疫取得成就的深層文化因素，也是我們最終戰勝疫情的重要保證。

萬國威：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使得各地普遍提升了應急響應預警等級，部分地區還進行了嚴格的交通管制，這在給廣大民眾的復產復工、交通出行、醫療診治、就學擇業及節假日消費等領域帶來諸多不便的同時，也使得民眾深刻感知到重大疫情災害的破壞力及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在戰“疫”過程中，國民對于中華民族合力抵御重大災害風險的凝聚力、共識性和自信心空前高漲，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防范重大風險時的制度優勢表現出強烈的認可。同時，黨建引領下的基層治理體系在疫情期間表現出了良好的制度韌性，各個社區在外來人員管理、物資配送、防疫消毒及特殊家庭監護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民眾自覺自主自愿參與社區治理與志愿服務的意愿和行動明顯增強。

人民論壇記者：新冠肺炎疫情給人們的行為方式帶來了哪些改變？如何評價這些改變？

孫應帥：疫情使人們在行為方式上，養成了一些新習慣、新禮俗。疫情使人們認識到，人在自然面前不應妄自尊大，要與自然、動物的和諧相處，要注重環境保護、不能竭澤而漁、焚林而獵、甚至肆意干擾野生動物的生存狀態。在衛生習慣上，養成勤洗手、戴口罩等生活習慣，將圍餐吃飯方式轉換為分餐制，推廣使用公筷，餐館不再主動提供一次性餐具，超市不再免費提供塑料袋，強制推行垃圾分類等，越來越被人們所接受和適應。在交際禮俗上，有人提出從西式握手禮重回中式作揖禮，不遵守防控檢疫要求出行等違規行為被追責，不戴口罩逛超市、打噴嚏不捂口鼻等行為遭到網民的一致譴責，也顯示出在集體生活中遵守公共秩序和社會良俗，將成為新社會新文明的一部分。

管健：人們對于健康的訴求和意識明顯提升，衛生習慣急速加強，合餐制將走向分餐制，食用野生動物的陋習將被改變；在自我提升方面，終身學習深入人心，碎片化時間學習提升，斜杠青年從娛樂性到剛需化，從活在當下到居安思危，工作技能不僅深度挖掘還需交叉延展，加速復合型人才成長。在社交行為方面，線上社交改變人際關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建議人們保持社交距離，人們轉戰線上，反而加劇了交往頻次和交流密度，非但不妨礙人際關系，還有助于更加密切的往來。分布于不同地區，甚至世界各地的人們通過視頻會議、網絡會談相聚線上，增加了聯系的緊密度。人們也將越來越熟悉并接納新的溝通方式，基于在線平臺的成熟化，人們將樂于并安享在線互動、遠程交流。

孫鳳：疫情期間保持社交距離對人們日常生活影響最大的是飲食習慣的改變。疫情發生前，共同進餐在社會交往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飲食服務的社會化和專業化也為社會交往提供了便利。而疫情期間，人們的飲食方式發生了顯著變化，據眾言研究院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對中國人習慣的養成率調查顯示，看新聞（62%）、自己做飯（60%）、吃蔬菜/素食（58%）、吃水果（56%）和看電視（52%）的習慣養成率排列在前五位。80后和90后這些過去習慣于在外就餐和點外賣的人群，在疫情之下養成了自己買菜做飯的習慣。其中80后自己做飯的習慣養成率為65%左右，90后中則有56%的人養成了自己做飯的習慣，這些人中表示會在疫情之后繼續自己做飯的比例為66% 。這些習慣的養成顯然對于保持身體健康有良好的促進作用。

在精神食糧的供給方面，疫情時期網絡空間形成的文化活動和文化產品對人們的文化娛樂產生了重要影響。例如網上圖書館、網上博物館、網上展覽館、網上劇場、網絡科普等的使用，均構成了疫情期間豐富多彩的文化供給；又如網絡游戲、網絡動漫、網絡音樂、網絡影視等，增強了人們娛樂方式的多樣化；一些個性化的短視頻，通過秀才藝、秀裝扮、秀技能、秀學識等，對消費者的示范和習慣的影響較大，短視頻記錄的一些碎片化和拼圖化的生活場景，聚合了疫情期間普通個體的生活瞬間，以其豐富多樣的視角合力記錄這個特殊時期的風貌。

萬國威：新冠肺炎疫情在八個方面對人們的行為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一是全球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會增加失業率或降低部分人口的收入及存款，消費主義的傾向將得到遏制，以維持基本生活需要為主的消費策略將在短期內成為更多民眾的選擇；二是疫情的沖擊可能會增強民眾對于穩定就業形態的追求，產業和行業原有的人才吸引格局將會發生逆轉，部分風險性較高的行業可能面臨人員流動性增強或人才匱乏等問題；三是公民參與意識的提升將有利于中國志愿服務精神的引導，民眾對于社區建設的關注可能會加快現代化社區的建設；四是民眾對新技術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將持有更加開放的態度，大數據在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中所扮演的角色將得到更多民眾的青睞，但網絡空間的公共治理難度隨之也會顯著增加；五是民眾對于個體及家庭健康的關注力度將會空前高漲，健康的生活方式將被更多民眾所推崇，醫療保險參保率和健康項目的投資將會快速提升；六是民眾對于城市治理能力將具有更為清醒的認識，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及流向管理能力更好的城市將成為大概率事件；七是國外應對疫情的乏力可能影響民眾境外就學就業的積極性，海外留學人員尤其是高科技領域尖端人才歸國比例將會有所增長；八是疫情重災區民眾尤其是親眼目睹家庭成員在疫情期間去世的民眾可能會存在潛在的創傷后應激障礙，特定地區需要積極做好災害重建過程中的心理疏導工作。

人民論壇記者：新冠肺炎疫情對人們當前乃至未來的生產生活方式產生了哪些影響？

孫鳳：疫情期間，全民開啟了“宅”式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與大數據、人工智能和云計算相結合所形成的“云生活”和“云文化”，對生產生活方式帶來了重要影響。特別是在就業、教育、醫療、交通、家政服務和文化等領域產生更為深遠的應用。一是就業方式產生變革，虛擬辦公成為可能，視頻會議和網上合作等有了技術支持。二是傳統商業模式不斷升級，推動電子商務和移動電子商務發展迅速，第三方支付為電子商務提供了保障。三是催生了新型的共享經濟模式，以云媒介為核心，以用戶之間的參與、互動和分享為基本特征的共享經濟模式，打通了產供銷環節，無論是從供給側還是從需求側均為經濟發展輸送了強大的動能。

孫應帥：發展新方式、新常態、新基建改變生產生活方式。從國家層面來看，全球產業化布局、逆全球化浪潮、民粹主義、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使舊有的經濟發展方式難以持續，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將促進經濟新常態深入推進。以特高壓、新能源汽車充電樁、5G基站建設、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等領域為龍頭的新基建將促使傳統產業向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方向發展，從而深刻改變國家和社會的經濟發展方式。

從企業層面來看，疫情加速和鞏固了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的發展趨勢，騰訊會議、釘釘網課等著力發展線上項目的企業在疫情期間迎來發展契機，輕資產、轉型快的企業在疫情沖擊下展現了更好的適應能力，而旅游、餐飲、影視等受沖擊嚴重的企業通過網上預約、網絡訂餐、線上首播也挽回了部分損失，一些知名企業的高管乃至老總等加入了“直播帶貨”的潮流，這也預示著未來企業的戰略轉型，只有迎合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的發展趨勢才能“適者生存”。

從個人層面來看，疫情期間不少小微企業倒閉、中小型企業乃至大企業裁員，而李佳琦、薇婭等個體靠直播致富，彰顯了實現個體價值和就業方式將更加多元。真正有能力的個體、有價值的產品，無論處在什么崗位、通過什么平臺，最終都將實現自身的價值。近期中國就業培訓技術指導中心發布擬新增10個新職業，包括互聯網營銷師、區塊鏈應用操作員、在線學習服務師、社群健康助理員等新職業，也彰顯了數字化營銷、社區物業、在家辦公等就業、工作新觀念。

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的發展趨勢將全面轉變人類社會的思維觀念和生產生活方式，而這也預示著，人類交往的世界化、一體化、全球化趨勢不可逆轉。此外，個人與集體將在平衡發展中促進“自由人聯合體”。馬克思曾說，未來代替那“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資本主義社會由于過度強調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導致金錢至上、自我至上，物欲橫流、道德滑坡、治理失能、生態危機，此次疫情暴露了其軟肋。人作為社會群體生活中的一員，不能只顧自己不顧其他人群；人作為地球生態系統中的一員，也不能只顧自己不顧其他生物。因此，在處理個人與集體、局部與整體的這個底層邏輯關系中，只有重塑個人與集體的平衡、局部與整體的協調，才能達到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既“自由”又“聯合”的理想狀態。

管健：生產生活方式方面，將有重大改變。數字化、智能化生活迅速到來，數字技術將進一步融入國家治理與社會治理，智能制造、在線生活展現出強大的成長潛力和巨大的市場需求，“物聯網+互聯網”支撐人們線上下單、線下配送；疫情對于經濟發展展現巨大機遇，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生產業，云端教育、在線醫療、數字娛樂將成為生活常態，“無接觸經濟”時代加速到來；疫情將撬動并優化基層社會治理，尤其是迅速推進借助大數據、人口智能、云計算等數字技術進行有效的基層管理；疫情也將進一步推進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人們的生態保護意識將得到進一步強化。經驗和歷史昭示我們的是，我們能從中學到什么。人類前進的腳步從不停歇，無論逆境還是順境，化危為機是必然路徑，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正是善于在危機中反思與進步。疫情讓我們學會不僅可以向陽而生，也要適應逆風而行。

萬國威：疫情期間，大數據技術在防疫救災、物資調配、兜底保障和基層治理等領域發揮出的積極作用被民眾所熟知，現代信息技術不但提升了公共服務的便捷性、精準性和即時性，也廣泛參與到民眾的日常生活、工作與學習過程中，形成了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新型互動模式。同時疫情也對經濟造成了不利沖擊：國內外市場需求低迷、農資產品物流體系短暫中斷及特色縣域服務產業的停滯使得部分民眾面臨失業或隱性失業風險，部分外向型企業、小微企業及個體工商戶面臨著資金鏈斷裂的潛在壓力，勞動力轉移困難、部分扶貧項目的暫停和基層防疫任務的艱巨也使得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難度顯著增加，兜底保障人口的日常生計及增產增收受到嚴重影響。在民眾認知與行為領域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亟需在政策上予以高度重視，如部分民眾危機感增強、特定人口心理創傷問題或因疫反貧風險等都有賴于有效且持續的公共政策部署。與此同時，部分領域仍然存在轉危為機的改善空間，例如中國社區治理能力的增強、公民參與意愿的提升和民眾對于健康事務的普遍關注等都會為中國下一步的發展提供有利契機。從本質上看，無論哪種形式的改變，背后都體現出民眾對于此次疫情危機產生的損失和教訓的深刻反思，體現出國民對于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正在逐步變高，體現出民眾自由選擇美好生活的意愿和能力正在逐步增強。這既是對中國各級黨政機關在疫情期間嚴格高效管理舉措的肯定，也是對未來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希冀。作為受疫情影響深重的國家，中國能夠短時間內有效管控疫情并重啟經濟社會發展非常不易，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對民眾生產生活、認知行為所造成的潛在影響并不會在短時間內自動消弭，仍需不斷在政策上予以評估和跟蹤。我們希望，各級黨政機關能夠在珍惜此次疫情阻擊戰所取得成果的同時，真正吸取疫情期間公共治理的經驗與教訓，并通過治理能力的提升來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人民論壇記者常妍、李一丹、韓拓、賈娜采訪整理）

責編/銀冰瑤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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