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重構，發展創新經濟，是實現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從近年來的實踐看，包括新型創新區、平臺和新型研發組織在內的創新組織和創新生態系統，是創新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如何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有效促進多元創新主體的互動和協作，實現創新活動的慣例化和常規化，是國家創新治理體系建設的方向和目標。

關鍵詞:創新經濟 創新生態系統 創新治理體系 共同治理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發展創新經濟需要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

從改革開放40多年經濟發展的實踐看，圍繞新動能的培育，不斷突破和化解制約經濟發展的重大現實和瓶頸問題，進行理論和制度創新，實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重構，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邏輯主線。例如，在改革開放之初，為了突破計劃經濟體制束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黨中央先后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實施了一系列體制改革，實現了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創造了“中國奇跡”。

當前我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如何通過新舊動能的轉換，實現從制造經濟向創新經濟的轉變，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與高速增長階段的制造經濟相比，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創新經濟涉及更加復雜的經濟系統中新動能的培育和集聚，不僅需要重構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還需要更加成熟的制度體系和更富效率的治理體系。由此，如何加速新動能培育，發展創新經濟，成為當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必須思考的重要問題。

作為復雜系統，任何經濟形態的興起和發展都不是由單一因素決定的，而是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如果說技術代表生產力，組織和制度代表生產關系的話，技術、組織和制度相互適應和嵌套構成了特定經濟系統的內在結構。其中沉淀下來的有效契約、慣例和規則，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基本內容。

復雜經濟系統中的活動包括兩種類型：新知識的探索和現有知識的利用。新知識的探索是指新知識的創造及其商業化，表現為包括新產品的研發、設計和開發在內的創新活動。而現有知識的利用則是指現有知識的鞏固、強化、運用和擴散，主要表現為標準化和成熟產品的生產和制造活動。著名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基于知識利用的技術經濟社會系統屬于循環流轉體系，而創新是打破循環流轉體系和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因。

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中，知識利用長期處于主導地位，創新則屬于偶然事件。隨著工業化時代的到來，盡管創新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強大，重大科技創新甚至逐步成為經濟長周期的決定變量，但從中短期看，知識利用仍然在經濟活動中占據主導地位。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興起和發展，人類迎來了信息和知識經濟時代，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先后步入以知識創造為主導的創新經濟發展階段。

與以知識利用為主導的制造經濟相比，創新經濟是以知識創造為主導的新經濟形態。在創新經濟中，新知識的創造及其商業化是現實經濟中的慣例化和常規化活動。具體來說，現實經濟中占主導的經濟行為主體不再是生產型企業，而是創新型企業。經濟活動不再以追求規模經濟為目標，而轉向了追求持續創新和速度經濟。創新主體不僅包括企業，而且包括政府、大學、科研院所和中介組織。社會資源配置的重心是新知識的創造及其商業化。同時，以創新為主導的經濟系統主要依賴的不僅包括交通在內的一般基礎設施條件，而且包括創新生態系統和創新環境的建設。

中國經濟的崛起與第三次工業革命及其所推動的經濟全球化相伴隨。過去，我國充分抓住歷史機遇，通過市場取向的改革和開放政策，積極引進和吸收發達國家的標準化生產技術，順利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加速工業化。值得注意的是，在高速增長階段，我們在借鑒發達國家工業化成功經驗的同時，也注重從中國國情出發，探索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發展模式和治理體系。

今后，在制造經濟向創新經濟的轉型過程中，需要高度重視經濟體制和治理體系創新。正如十九屆四中全會所指出的，在新的發展階段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在這一過程中，應建立符合中國實際的、與創新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創新治理體系，加速新知識的創造及其商業化的步伐，實現經濟發展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

創新治理體系建設的內在邏輯：基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重構

即將在我國興起的創新經濟，屬于創新經濟2.0，與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出現的創新經濟1.0存在著發展階段的差異。創新經濟1.0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物。第三次工業革命使人類進入硅器時代，IT技術是這一階段的通用技術，IT產業也是驅動產業結構變革和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創新型中小企業、模塊化、分包和虛擬制造，是創新經濟1.0的關鍵創新元素。以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后福特制則構成了創新經濟1.0的制度結構。

創新經濟2.0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發生和發展的結果，標志是網絡空間的興起和快速壯大。隨著網絡空間的技術創新和發展，數據成為經濟發展的“關鍵生產要素”，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成為主導產業。

網絡空間及其與物理空間、社會空間的互動，映射了人與人、人與物和物與物的關系，實現了數據和計算的實時在線和共享，為人類經濟活動效率的提升和技術創新創造了巨大的空間。在網絡空間的幫助下，生產活動將逐步成為創新活動的附屬，資源配置的重心也從生產制造轉向包括研發和設計在內的創新活動。平臺主導的創新生態系統成為經濟活動的主導者。平臺不僅自身從事技術創新，而且通過賦能中小微企業和創業者，推動新知識的創造及其商業化。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興起和網絡空間的發展，必然要求生產關系和治理體系的變革，而生產關系和治理體系的變革也會進一步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快速發展。工業革命與治理體系之間良性互動局面的出現，不僅會促進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而且關乎著世界經濟主導權的變更。因此，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重構為邏輯主線，堅持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推進治理體系現代化，是高質量發展階段深化改革和開放的主題之一。

構建與創新經濟相適應的治理體系

培育富有活力的創新生態系統

近年來，隨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包括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在內的先進城市和地區以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為目標，積極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創新經濟發展模式。從實踐經驗看，各地都把如何培育和發展富有效率的創新生態系統作為建立創新經濟治理體系和體制機制創新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積極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治理體系的有效路徑。

因為主導者和范圍的差異，目前正在培育和發展的創新生態系統主要包括三個層次：

首先是區域創新生態系統。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的主導者是地方政府。這些主導者主要以城市為空間范圍，通過政策集聚創新資源，促進多元創新主體的相互聯系和互動，推動科技創新及其產業化，不斷提升新知識創造及其產業化的能力。

其次是產業創新生態系統。產業創新生態系統的主導者包括研發和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上下游產業鏈企業和其他價值創造者。產業創新生態系統的空間范圍不局限于某個區域，甚至是全球范圍的。產業創新生態系統的主要目標在于促進多元創新主體的協同發展，推動產品和產業結構的高端化。

第三是企業創新生態系統。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的主導者是企業，尤其是平臺企業。與產業創新生態系統一樣，企業創新生態系統同樣可以突破地域和國家限制，在全球范圍內構建。

在三個層次的創新生態系統中，平臺主導的創新生態系統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發生和發展的主要推動者。通過網絡空間的搭建，平臺主導的創新生態系統實現了數據和計算的實時在線和共享，推動著數字和智能科技的產業化、產業的數字化和智能化、城市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是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變革者。

發展創新型組織

從組織形態上看，創新經濟2.0包括三類重要的創新組織。首先是新型創新區。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和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的產業化，新型創新區已成為城市規劃和城市更新改造的新方向。新型創新區首先是大學、科研機構、創新型企業、新創企業、眾創空間和加速器的集聚區，具有創新資源高度集聚的特征。新型創新區主要是由城市中心區和次中心區更新改造而來，強調交通、住宅、辦公和商業及商務配套的鄰近性和便利性。新型創新區常常是自發產生的，但也受到了政府規劃加速發展的影響。

其次是新型研發組織。新型研發組織包括若干類別：一是大學與產業相融合，與前沿基礎創新相關的研發組織；二是依托原有國家科研院所與產業資本結合的產業化研究院；三是高端科技人才歸國創辦的研究機構；四是服務產業集群的檢測和研究機構。新型研發組織的發展，有利于政府掌握區域產業發展的前沿技術、共性技術和關鍵技術。

與制造經濟不同，創新型經濟屬于典型的網絡經濟。不同產業和組織的融合是創新活力的源泉。其中，“官產學研”新型混合組織成為新經濟組織和制度創新的前沿。新型混合組織，一方面通過推動高校和科研院所與不同產業、國內與國際間的多層次協作，形成創新體系，加速原創科技成果的市場化；另一方面，通過建設利益共享和風險共擔的創新共同體，推動制度創新。

第三是平臺組織。在新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包括互聯網交易平臺、數據平臺和創新平臺在內的平臺經濟逐漸成為資源配置的主導者。對平臺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的充分認識，是理解新經濟發展規律的關鍵。

在創新經濟2.0發展的初始階段，平臺的主要類型是交易平臺。作為零售業變革的主導者，互聯網交易平臺通過整合商家、第三方服務商和物流等上下游產業鏈，形成了電子商務經濟生態系統，使產生海量實時在線共享數據成為可能。然而，交易平臺如果無法通過大數據、云計算和數據挖掘把海量實時在線數據轉化為可共享數據和計算，將難以推動互聯網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

因此，從交易平臺向數據和算法平臺的過渡和演化，是創新經濟2.0發展的關鍵。隨著數據平臺的發展，數據和計算將成為繼土地、勞動、資本、技術和制度后新的廉價投入要素。通過數據和計算賦能，數據平臺將持續推動互聯網向實體經濟滲透，形成范圍更廣的新實體經濟生態圈。具體來說，數據平臺通過改變傳統的鏈式交易、制造和供給體系，實現設計、生產、流通、貿易和消費的全過程網絡化，不斷降低交易成本和生產成本，促進社會分工的加速細化。同時，數據平臺還將不斷重塑創新體系，使創新體系向創新生態系統演化。如通過打破傳統創新組織間的界限、降低知識重組的成本，使科技創新和創業成為經濟活動的“慣例”。

促進多元創新主體的互動和協同

實現創新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是構建多元創新主體共同參與的治理體系。與生產過程相比，創新過程表現出更強的復雜性、多樣性和難以預見性。其中的關鍵原因是創新生態系統中的創新主體日益多元化，以及多元創新主體互動方式更加多樣化。圍繞新知識的創造及其商業化，創新主體不再局限于政府、產業和科技界，還吸納了新創企業、創客、平臺企業、金融機構、中介組織和客戶等。這些多元創新主體的共同參與，是構建有效的創新治理體系的關鍵。

在創新經濟的發展中，政府不僅是創新發展的規劃者，而且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和創新資源的配置者。在創新治理體系中，政府的主要工作是促進多元創新主體，尤其是學術界和產業界的合作與協同。

在創新經濟中，企業是創新活動的主導者，以平臺企業為代表的創新型企業更是全球創新生態系統的引領者。平臺企業不僅是創新經濟的主要研發投入和產出者，而且需要通過創新擴散帶動全球價值網絡的發展。

在創新經濟中，新型研發組織正在成為重要支撐力量。新型研發組織不僅是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創新治理體系中具有突出作用。因此，要充分發揮大學和科研院所在基礎研究、人才培養和新技術研發中的作用。與此同時，作為創新活動的連接者，各種類型的創新中介組織也要在促進多元創新主體相互聯系的過程中扮演好“橋梁”和“結構洞”。

綜上所述，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的加速工業化和制造經濟的發展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上半場”，那么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發展創新經濟則將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下半場”。在創新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僅需要體制和機制創新，而且需要治理體系的發展和完善。基于第四次工業革命進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重構，構成了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邏輯主線。發展包括平臺、創新型企業、新型研發組織和新型創新區在內的新型創新組織，培育富有活力的創新生態系統，促進多元創新主體的互動和協同，是發展創新經濟和創新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創新治理體系的建設和完善，將引領我國經濟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實現從經濟大國向科技強國的邁進。

【本文作者為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中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戰略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本文受天津市科技發展戰略計劃課題“人工智能科技產業國際合作模式研究”（項目編號：18ZLZNGX00020）、“我國和世界主要國家地區人工智能科技產業創新驅動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8ZLZNGX00010）的資助】

參考文獻

[1]劉剛：《構建以“雙創”為導向的新經濟——基于國家級“雙創”示范基地的調查》，《經濟縱橫》，2017年第9期。

[2]劉剛：《理解創新經濟》，《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9月11日。

責編：羅 婷 / 蔡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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