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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技改革開放40年的回顧與展望

【摘要】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科技事業不懈開拓、持續精進,取得了可喜成就,積累了堅持自主創新和創新驅動發展的寶貴經驗。依據中央對科技事業作出的全局性重大決定,把中國科技改革開放劃分為探索期、啟動期、深化期、系統推進器、躍升推進期,分別進行總結回顧。這40年來中國科技改革開放的主要經驗是確立戰略思想、堅持自主創新、促進科技與經濟結合、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展望中國科技未來發展,突破核心技術、開拓知識新疆界、推進競爭前制造業科技創新和培養新一代科技創新人才是建設科技強國的重要任務。

【關鍵詞】改革開放  科學技術  自主創新  核心技術

【中圖分類號】C01; N0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2.007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形成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關于“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并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的論述,標志著改革開放正式成為統領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項基本方針。

科技事業改革開放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科技事業40年來的不懈開拓和長足進步,積累了寶貴經驗,豐富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踐的認識。本文回顧了中國科技改革開放40年歷程,總結主要經驗,并展望未來發展。

中國科技改革開放40年歷程簡述

主要依據中央對科技事業作出的全局性重大決定,本文把中國科技改革開放劃分為五個時期,分別是:1978~1984年“恢復科研體系、服務經濟建設”的探索期;1985~1994年“改革科技體制、推進科技與經濟結合”的啟動期;1995~2005年“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深化期;2006~2015年“堅持自主創新、增強科技能力”的系統推進期;2016年至今“加快科技創新、參與全球競爭”的躍升推進期。

1978~1984年探索期。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后,科技界率先開展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恢復科研秩序進展順利。在調整經濟結構和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大背景下,科技主管部門相繼創設國家科技攻關計劃、重大技術裝備研制計劃、技術開發計劃、重點新技術推廣項目計劃,探索以綜合性的國家計劃模式為經濟建設服務,推動企業、科研院所、高校、國防科研系統開展民用技術研發活動,消化吸收企業引進的國外先進技術。在財政仍不寬裕的情況下,投入較大資金,設立國家重大科學工程建設項目計劃和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計劃,提升基礎研究能力、培養優秀人才、增強前沿知識儲備。作為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的先行者,中國科技界和西方發達國家的交流合作規模迅速增長,對世界科技迅猛發展態勢有了更深層次和更大范圍的直接感知。1978年底新中國首批赴美留學人員成行,1980年確定“保證質量,力爭多派”的留學方針,超前培養高級人才,為后來科研水平持續提升和融入全球創新體系發揮了積極作用。[1]

1985~1994年啟動期。1985年3月,《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全國主要科技力量要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為經濟建設服務。主要措施是改革科技撥款制度和擴大科研機構自主權,把原來計劃經濟體系下封閉運行的科研機構推向為國民經濟服務的主戰場。國家頒布《專利法》《技術合同法》,發展技術市場,促進技術交易;興辦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扶持科技型企業發展,推動科技與經濟的緊密結合;實施火炬計劃、星火計劃、重點新產品計劃、科技成果重點推廣計劃、工程研究中心計劃等,以技術推動、需求拉動的“良性互動”方式,著力提升科技促進經濟發展的能力和水平。撥款制度改革在短時間里造成研究所經費緊張、骨干隊伍不穩定等問題。基礎研究、戰略高技術和行業共性技術等領域與國民經濟直接關聯不多,事關長遠發展,需要穩定支持。1986年2月設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1986年3月實施高技術研究與發展計劃,一定程度上逐步緩解了對基礎研究和戰略高技術研發的沖擊。

1995~2005年深化期。1995年5月,全國科學技術大會提出國家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從增強國家綜合國力的高度,明確科技進步的戰略內涵、加速任務部署,構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和科技自身發展規律的新型科技體制。[2]1998年,中央批準中國科學院開展知識創新工程,探索建立以政策引導、資源調控、項目組織和院所重組等措施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的體制機制。同年國家實施21世紀教育振興計劃(985工程),以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為目標,推進高校創新體系建設,加強科學研究、人才培養與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有機融合。1999年,國家對原10個國家部委局所屬242個科研機構進行企業化轉制,要求從根本上解決科技與經濟結合的問題;對隸屬于農業、衛生、資源環境等中央部門的社會公益類科研機構進行分類改革,強化財政科技投入的國家目標導向。在中央部門科研機構改革的帶動下,地方開發類和公益類機構進行了以優化結構、分流人員為重點的體制改革。為促進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興技術及其產業化發展,國家設立科技中小型企業創業基金,建立風險投資機制,實施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優惠政策,強化人才、技術、資金、市場等創新要素交互作用的創新網絡體系,為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和融入全球價值鏈經濟提供了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體的發展動力。

2006~2015年系統推進期。2006年1月,《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正式實施,明確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改革開放新方向。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顯著增強,全國研發投入大幅增加,科技創新成果爆發性增長。國家統籌科技資源,調整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完善科技計劃管理辦法。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實施科技重大專項,以科技創新支撐引領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和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加大對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研究的支持力度,增強創新驅動發展的知識基礎和人才儲備。實施國家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吸引全球戰略科學家和領軍人才來華創新創業;實施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培養造就大批杰出人才、領軍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在促進科技與經濟更加緊密的結合方面推出一系列新舉措,如實施企業研究開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和設立支持創新型、成長型企業的中國創業板,高技術產業發展勢頭強勁,企業研發能力顯著增強。中國科學院實施“率先行動計劃”,調整優化科研布局,強化重大原創成果、重大戰略性技術與產品、重大示范轉化工程的產出導向。

2016年至今的躍升推進期。2016年5月,全國科技創新大會提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奮斗目標。《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立足全局,面向全球,明確未來30年創新驅動發展的目標、方向和重點任務,要求在經濟競爭力提升的核心關鍵、社會發展的緊迫需求、國家安全的重大挑戰三個方面形成持續創新的系統能力,為國家繁榮發展提供戰略儲備、拓展戰略空間。國家決定建設上海張江、安徽合肥、北京懷柔三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高起點強化科學創新能力;計劃在重大創新領域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打造攻堅克難、引領發展的戰略科技力量;計劃實施一批重大科技項目和工程,著力攻破關鍵核心技術,搶占事關長遠和全局的科技戰略制高點。決定加快建立科技咨詢支撐行政決策的科技決策機制,適應新時代自主創新的技術路線多樣化、市場需求不確定和研發決策復雜化等特點。重組科技部,政府職能從研發管理向創新服務轉變[3],推動“科技與經濟融合更加順暢”。隨著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各項任務的逐步推進,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不強、科技投入的產出效益不高和科研人員原創性科技創新積極性激發不充分等問題有望得到切實解決。

中國科技改革開放40年的主要經驗

中國科技改革開放40年是探索、創新、完善和再出發的不平凡歷程,廣大科學工作者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堅持愛國奉獻的優良傳統,秉承求真致用的科學精神,積極探索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為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積累了寶貴經驗。

確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的戰略思想。中國科技改革開放40年不斷取得新成就、作出新貢獻,離不開黨對科學技術作用與地位的深刻認識。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1988年進一步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江澤民同志在2001年慶祝建黨八十周年大會講話中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且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胡錦濤同志在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建設創新型國家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是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審時度勢,高屋建瓴,圍繞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發揮科技創新在全面創新中的引領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新要求。[4]他在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為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指明了前進方向。

堅持自主創新的基本方略。改革開放早期,黨和國家作出關于戰爭危險、時代主題的新判斷,認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流,在較長時間內不會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以1978年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和中美建交公報為標志,我國營造了引進發達國家技術、設備、資金和管理經驗的良好國際環境,西方發達國家逐漸放寬對華技術許可出口和轉讓范圍。即使這樣,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中清醒地提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靠自己艱苦奮斗。這是絕對不能動搖的”。1989年后,美國和巴黎統籌委員會成員國一起,中止了對華技術出口限制的放寬政策[5],美國、歐盟和日本對華高技術產品和設備出口限制延續至今。面對這種發展環境,中央從國家發展的戰略全局出發,高度重視前沿技術和新興技術發展,持續加大科技投入。中國與世界先進技術的差距不僅沒有擴大,反而逐步縮小,在越來越多的領域進入“并跑”乃至“領跑”的狀態。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兩院院士大會講話中指出:“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只有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當前紛繁復雜、急劇變化的國際形勢進一步彰顯堅持自主創新的戰略全局意義。

持續探索科技與經濟結合的有效途徑。科技與經濟結合是中國科技體制改革針對的一個基本問題[6]。從1985~1994年啟動期“促進科技與經濟的結合”、1995~2005年深化期“促進科技和經濟的有機結合”、2006~2015年系統推進期“促進科技與經濟更加緊密的結合”,到2016年至今“科技與經濟融合更加順暢”,認識不斷深化,措施更加有效,成效日益凸顯。在改革開放探索期,科技界和企業之間主要進行技術交易,實現成果轉化,知識溢出水平較低,互動學習動機不強。進入啟動期后,企業技術能力不斷增強,科研人員投身創新創業,企業與科研機構、高校、金融機構、地方政府等建立起更為緊密的聯系。進入系統推進期后,企業逐漸成為技術創新活動的核心主體和創新網絡的中堅節點,我國科技與經濟結合突破了行業、區域、所有制等障礙,全國范圍乃至全球范圍的多邊交互聯系不斷增強。中國是多邊貿易體制的堅定維護者,堅持保護知識產權,促進知識應用,中國將逐步發展成為世界創新網絡系統的中堅力量,科技與經濟結合的結構形態有望轉型升級。

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改革開放實踐中開辟和拓展出來的康莊大道。科技事業在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條件下,遴選事關全局的科技“大事”,集中優勢力量,配置優質資源,激發創新活力,取得了載人航天、北斗導航、深海探測、國產航母、復興號高速列車、第三代核電“華龍一號”、特高壓輸變電等一大批標志性成果,為增強國家綜合實力作出了重要貢獻。針對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的重大需求,組織科技重大攻關,實施科技重大專項,計劃開展科技重大項目和工程,充分體現了國家統籌科技資源、貫徹戰略意志的強大能力。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持續完善和政府職能從研發管理向創新服務轉變,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方式方法和“大事”范圍將發生變化。中國將以更大的決心、更合理的機制、更包容的姿態,探索形成政府、企業、科研機構和高校齊心協力、攻堅克難的新機制。

新時代中國科技改革開放的展望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形成初步的生產能力和技術能力,再結合市場需求和技術演進開展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最后依靠技術學習和自主創新不斷逼近國際技術前沿。改革開放所形成的開放型制度與政策優勢、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巨大市場需求規模、顯著提升的科技創新能力,為中國建設世界科技強國提供了有利條件。[7]展望未來發展,科技事業將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和建設現代化強國作出新貢獻。

以突破核心技術為重點,持續增強國家發展能力。核心技術是支撐產品開發活動的關鍵技術,主要由關鍵制造技術、核心元件技術和產品架構技術組成[8]。核心技術能力需要長期研發投入、持續積累才能形成,一旦形成就能夠更有效地管理復雜性和多樣化的技術路線,更好地捕捉新機遇,贏得競爭主動權。許多重要核心技術發展歷程表明,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開發研究有機融合的創新生態系統是核心技術重大突破和廣泛應用的必要條件。要依靠產學研合作與價值共創、科學與技術知識的匯聚與融合、國防與民用的產品開發需求拉動,把突破核心技術作為中國科技改革首要任務,譜寫了突破核心技術、支撐新產品開發、搶占國內外市場競爭先機的壯麗畫卷。要聚焦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光電芯片、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信息技術、生物醫藥等重大科學前沿問題,兼顧當前需求與長遠發展,突破我國“卡脖子”技術的應用基礎理論重點難點,超前布局可能引發核心技術發展范式變革的基礎研究,促進學科交叉融合,為核心技術持續發展與深度應用提供強大科學儲備。

以拓展知識新疆界為目標,加強基礎研究。拓展知識新疆界是基礎研究的本質屬性,是獲得技術創新機遇、培養高水平創新人才的必然要求,也有助于締造融合各類創新資源的創新網絡,推動科技與經濟的零起點融合。基礎研究的深度和原始創新能力為探索新規律、創造新理論和突破技術前沿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從發達國家實現崛起的歷史經驗看,實現路徑受基本國情和政治制度影響各不相同,但積極利用科技新成就、傾力拓展知識新疆界是他們的共同特點。1826年,德國化學家李比希設立吉森實驗室,循序漸進地破解了合成染料的化學問題,揭開了德國化學工業革命的序幕;以阿司匹林為代表的藥物合成、以合成氨為代表的化肥生產、以合成纖維為代表的材料研制等基于科學的產業,為德國趕超強國提供了強大的創新發展動力。19世紀后半葉,美國以極大的熱情迎接電氣革命的到來,科學研究和技術發明以更大規模和更有組織的方式廣泛開展,研究成果得到迅速應用,勞動生產率顯著提高。19世紀末,美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首位,躋身強國行列并延續至今。

以競爭前(pre-competitive)制造業技術創新為重點,推動新時代中國科技改革開放。制造業是技術創新的主戰場,是創新最集中最活躍的領域。我國制造業技術創新經過模仿創新、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等階段,創新要素在總量上逐步接近世界前列,在水平上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正在逐步縮小,正在由跟隨式創新向引領式創新轉型。當前,中國制造業的優勢主要體現在模塊化架構產品(如家電、電子消費品等)和部分大型復雜裝備(如高鐵、通信設備等),在一體化產品設備(如轎車、飛機、化工等)和有前沿科技支撐的核心零部件(如芯片、傳感器等)方面相對缺少優勢。[9]統籌未來新技術趨勢、國際競爭環境和中國發展需求,推動制造業領域的競爭前科技創新,既符合國際通行做法,又可以應對中國制造業長期發展面臨的新環境和新問題。要構建面向重要技術基礎的競爭前技術創新友好環境,推動跨領域跨行業協同創新,突破一批重點領域關鍵共性技術,促進制造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要以新模式、新機制、市場化、產業技術聯盟等方式,面向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制造、增材制造、新材料、生物醫藥等前沿領域組建制造業創新中心,保護知識產權,形成分布式、網絡化研究體系,填補長期以來我國關鍵共性技術研究的缺位,從國家層面為企業提供技術研發外部性支撐。

打造新興技術產業集聚發展示范區。傳統產業有自身發展動力,新興技術蘊含發展希望。結合各地區基礎和優勢,支持地方圍繞新興、前沿技術產業鏈和創新鏈,創造性地建設示范區,集聚全球高端要素、高端企業、高端人才,打造新興技術產業集群和創新高地。在科技基礎較好、發展潛力較大的地區,探索體制機制、政策法規、人才培育等方面的重大改革,推動成果轉化、重大產品集成創新和示范應用。依托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和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等創新載體,加強科技、人才、金融、政策等要素的優化配置和組合,加快培育建設新興技術產業創新集群。依托高校、科研院所集中地區,搭建專業化創新平臺等新型創業服務機構,進一步建設和完善眾創空間。

建設共享水平高的先進創新平臺。要形成面向產學研用創新環節的支撐系統、共享平臺和服務環境,引導研發機構與企業形成公平有序良性競爭,激勵核心技術創新,培育優勢團隊。各類平臺要按照軍民深度融合的要求和相關規定,推進軍民共享共用。國家已決定建設上海張江、安徽合肥、北京懷柔三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高起點強化科學創新能力。要充分利用綜合性科學中心在設計與建造、運營與維護、產出與應用等環節,以不同方式推進產品創新、服務創新、知識溢出和間接創新的歷史機遇。

加快培養新一代科技創新人才。我國現行科技人才培養模式和內容安排仍存在很大弊端,不能適應新時代科技創新的需要。[10]要堅持培養和引進相結合、以培養為主的原則,更新完善當代科技教育體系,以創新思維引領新一代科技創新人才。在引進全球頂尖人才和青年人才的同時,堅持自力更生,聚焦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光電芯片、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等重點學科,集成全球科技資源,著力培養貫通科技新理論、方法、技術、產品與應用的縱向復合型人才。

結語

40年來中國科技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積累了寶貴經驗,為經濟社會發展、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提供了科技支撐和知識基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戰略思想將繼續為我國堅持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堅定信心和有力保障。近期要以突破核心技術、加強基礎研究、推進競爭前制造業科技創新、加快培養新一代科技創新人才為重點,激發科技人員和科研機構的積極性,形成建設世界強國的強大動力,譜寫中國科技改革開放的新篇章。

注釋

[1]萬鋼主編:《中國科技改革開放30年》,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84頁。

[2]朱麗蘭:《科教興國:中國邁向21世紀的重大戰略決策》,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第20頁。

[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頁。

[4]《習近平關于科技創新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出版說明”頁。

[5]張漢林、蔡春林:《試論美國對華出口管制政策及前景》,《美國研究》,1991年第2期,第21~36頁。

[6]方新:《中國科技體制改革——三十年的變與不變》,《科學學研究》,2012年第10期,第1441~1443頁。

[7]洪銀興:《創新驅動攀升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經濟學家》,2017年第12期,第6~9頁。

[8]張素平、許慶瑞、張軍:《能力演進中核心技術與互補資產協同機理研究》,《科研管理》,2014年第11期,第51~59頁。

[9]黃群慧、賀俊:《中國制造業的核心能力、功能定位與發展戰略》,《中國工業經濟》,2015年第6期,第5~17頁。

[10]袁梅:《中國科學院學部咨詢評議項目——“我國高等化學教育問題及對策”第3次會議召開》,《大學化學》,2014年第2期,第83~87頁。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China's 40 Year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form and Opening up

Duan Yibing

Abstract: In the l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undertakings have kept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They have achieved gratifying achievements and garnered valuable experience in adhering to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overall major decision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divided into the exploration period, start-up period, deepening period, and leap-forward progress period, and they are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 The main experience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form and opening up over the past 40 years is to establish strategic thinking, adhere to independent innovation,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conomy, and make full use of China's advantage of concentrating resources to accomplish large undertakings; looking to the future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mportant tasks for getting China to be powerful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lude making breakthroughs in the core technologies, opening up new boundaries of knowledge,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cultivating a new generation of talent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ore technology

段異兵,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科技發展戰略、技術政策與管理、科技法。主要著作有《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應對預算消減的資助與管理戰略選擇》(論文)等。

責 編/馬冰瑩

[責任編輯:馬冰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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