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行政區劃研究中心主任  孫斌棟

【摘要】空間規劃作為對未來城鄉發展進行預測和安排的公共政策，需要把握城鄉發展規律，而規律獲取則離不開科學的研究。為了加強規劃的科學性，未來需要重點處理好八個方面的關系：處理好人民福祉與地方政府利益的關系，制度化約束政府價值取向；處理好規劃與市場關系，提高規劃彈性是規劃合法性的關鍵；均衡不同價值觀取向，協調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發展；洞悉集聚經濟和集聚不經濟的作用機理，處理好集聚與分散關系；把握信息化對空間的影響和機制，處理好信息化與城市化關系；辯證看待中外空間規劃理論關系，提煉中國城市空間結構規律；充分利用歷史與未來關系，做好規劃預測；規劃實踐與規劃研究相互銜接，重視規劃研究的學術規范性。

【關鍵詞】空間規劃  空間規律  科學性  城市化

【中圖分類號】TU984.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4.009

科學性是規劃的本質要求 

現代空間規劃不再僅僅是擴大的建筑形態設計，而是對未來城鄉發展作出空間上的安排。這里的兩個關鍵詞是未來和空間。對未來的安排必定涉及預測，預測的依據是客觀規律，而客觀規律是需要進行科學研究才能獲取的知識。空間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載體，空間有自身的秩序，同樣，空間秩序也只有通過科學研究才能獲取。因而，從空間規劃屬性的這兩個核心關鍵詞來講，科學性是空間規劃的本質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城市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有其自身規律。必須認識、尊重、順應城市發展規律，端正城市發展指導思想，切實做好城市工作”，[1]“考察一個城市首先看規劃，規劃科學是最大的效益，規劃失誤是最大的浪費，規劃折騰是最大的忌諱”。[2]對城市發展規律的強調就是對科學性的要求，只有科學的規劃，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

規劃實踐呼喚科學性。在規劃編制和管理過程中，拍腦袋決策現象不多了，但憑著熱情和經驗來作判斷的情況并不少見，不求甚解、科學依據缺失的問題依然突出。相比于“規劃科學是最大的效益，規劃失誤是最大的浪費，規劃折騰是最大的忌諱”這一定位來講，科學性不足帶來的問題無論怎么強調都不為過。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研究經濟結構性改革和城市工作時指出，要改革完善城市規劃，改革規劃管理體制。可以說，增強規劃的科學性就是改革完善空間規劃的最大任務。

規劃的科學屬性要求規劃必須遵照科學規律，實事求是；不但需要理想和激情，更需要理性和理智。當前規劃科學性缺失問題，一方面，體現在規劃編制過程中受到了規劃實施主體地方政府的干擾；另一方面，是規劃原理和規劃技術自身的科學性亟待提高。總結一下，處理好以下八個方面的關系對于提高規劃科學性至關重要。 

人民福祉與地方政府利益關系：政府價值取向的制度化約束

 規劃作為公共政策是服務于人民利益最大化的。但按照這一要求，一些規劃方案看起來明顯科學性不夠，甚至違背了基本的科學規律，很多情況下是受到了規劃編制委托方地方政府的影響，這與政府的價值取向有關。政府本來屬性是代表廣大居民利益，其行為出發點是人民福祉最大化。但現實中，這一點并不能完全實現。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曾經提出諾斯悖論，從學術角度對此加以解釋。他認為，地方政府行為經常與大眾利益訴求不完全一致，這是因為政府也有自身價值取向。我國地方政府績效考核制就是一個例子。中央政府在改革開放后把一些經濟發展決策權放給地方政府，從而調動了廣泛的經濟發展積極性和主動性，這是積極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在經濟績效占主要考核權重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在經濟績效追求過程中有可能會偏離人民福祉最大化的方向，區域間經濟不合作、環境污染和社會問題的出現都與此有關。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黨中央一直強調，發展一定要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獲取最大福祉為出發點。

從政府對規劃的影響引發出對規劃性質的思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規劃（方案）可以看作是一個（公共）產品，存在供給方和需求方。供給方是規劃編制技術隊伍，最終需求方是人民群眾，需求方代理人是政府。從某種意義上說，政府是實踐操作中規劃（產品）的需求方和決定方。產品質量固然與供給方水準有關，但也與需求方密切相關。在當前規劃市場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亦即規劃產品買方市場情況下，需求方具有決定權，是規劃產品水平的主要決定力量。因而，目前國內規劃水準提升，最迫切的還是提高需求方水準，政府包括規劃管理部門的科學操守、視野、水準是第一位的。如果僅憑規劃編制人員一廂情愿的理想和改革規劃的激情，得不到規劃需求方即規劃管理機構認可，是無濟于事的。多年以前，一位非常敬業的教授在給一個城市作總體規劃之余還嘗試作了遠景展望規劃，希望能從更長遠的視角來為城市發展提供空間框架，在當時可以看作是規劃的一個創新，但卻因為不符合編制規范而不被認可。規劃師的熱情被潑了一盆冷水。如果規劃需求方要求不高，可能會出現規劃供給方為了降低成本而導致規劃水準進一步縮水的情況。

讓政府價值取向圍繞人民群眾福祉最大化這一中心，不能僅僅靠簡單說教，更需要制度規范，應該在地方政府績效考核中增加相應部分，體現出對政府規劃決策的約束和激勵。采用什么指標進行考核，需要專門、深入的研究，但目前看來這一事關規劃方向的頭等大事卻沒有得到充分關注。同時，需要公眾監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下，合適的公眾參與是重要的。以往對公眾參與呼吁很多，但多數是介紹國外經驗，闡述公眾參與的意義和道理，設計符合國情的公眾參與制度研究卻是不多見的。 

規劃與市場關系：規劃彈性是規劃合法性關鍵 

科學規劃首先要清楚自己能干什么，明確起作用的邊界，超越邊界的行為不會起作用，是不科學的。規劃作為公共政策，是對市場失靈的糾正。不同國家的市場化程度不同，因而政府和市場關系不同，政府作用范圍不同，規劃邊界自然也就不同。超過邊界的規劃不僅無能為力，甚至會幫倒忙，對社會經濟發展造成阻礙。比如，規劃中地方政府經常要求能夠對未來產業選擇作出詳細判斷，這其實是勉為其難的。多數情況下，對未來產業門類給出的判斷越詳細越不科學，因為市場經濟發展瞬息萬變，產業發展預測遠不夠成熟，最多是原則性、方向性建議，更靠譜的策略是優化本地投資環境，為經濟增長點的孕育做基礎性工作。目前正在構建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一個首要任務是要研究清楚國土空間規劃能做什么，在哪些領域可以發揮作用。

規劃是以科學預測為前提的，因而預測能力范圍也就是規劃職責范圍。在市場經濟主體分散決策體制下，準確的預測是很難的，時空尺度越大，即長時期、大范圍空間的預測越困難。一些成熟的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如德國，往往是對于近期、小尺度建設活動進行規劃安排。因而，對小尺度、近期的空間發展，規劃可以規定的細一點，對大尺度和長期的規劃預測更多是方向上指引。

達到最佳目標的規劃方案往往不止一個，實踐中選擇了哪一種，取決于后期發展變化和需求。我們能做的是保證各種合理方案可能性的存在，即規劃要具有足夠彈性，在保證不違背規劃原則和遵守規劃目標的前提下，要適應市場多變需要，這才是規劃應該具備的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說，規劃具備足夠彈性是規劃合法性的核心。當前對規劃彈性研究的重視遠遠不夠，更多的體現為一種標簽意義和簡單的用地兼容性規定，未來研究潛力巨大。規劃實踐中，任何一個城市的規劃都不應該是一種方案，而應是方案群，具有各自適用條件。在規劃實施過程中，規劃管理部門需要根據不斷變化的市場情況進行動態把控和優化調整，保證城市發展方向不偏離綜合收益最大化方向。這個要求非常高，規劃管理部門只有深刻洞悉規劃方案才能勝任，這對于當前我國規劃管理部門是一個巨大挑戰。當然，彈性不等于無原則的多變。有些用地功能安排具有一定排他性，一旦開始規劃建設，其周邊用地功能也基本隨之確定了。其次，一些規劃前提在一定時期內是既定的，無法改變，比如，環境承載力，這些約束在規劃前就要明確固定下來。 

不同價值觀關系：生產、生活、生態空間協調發展 

堅持人民城市為人民的思想，就要考慮人民群眾全面發展的需要，權衡好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的關系，做到經濟、社會、環境的綜合效益最大化。改革開放伊始，經濟建設任務是重中之重。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環境保護和生態維護挑戰越來越大，已經影響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黨中央重視下，生態文明建設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國土空間規劃制定將為生態空間保護奠定基本保障。

從制度層面來講，目前重視不夠的是社會效益和生活空間的優化。盡管有不少學者呼吁重視社會問題，但社會公平、身心健康、安全管理這些價值觀仍然被忽視，目前更多的是一種宣傳標簽，相關的研究儲備不足，也沒有實質性地落實在規劃實踐中。在社會公平方面，不同城市間的資源配置，城市行政級別起了主要作用，一些基本公共設施的公平布局考慮得較少。在同一個城市內部也是如此，中小學義務教育資源的公平配置是被詬病最多的問題，學區房現象的出現使得優質義務教育資源配置淪落為居民收入競爭問題。在居民身心健康方面，現代空間規劃誕生的最初動力之一就是英國的公共衛生運動，但今天的空間規劃對現代社會居民面臨的新的健康問題考慮的明顯不夠。空間組織和土地安排作為規劃的核心內容，被證明會顯著影響人們的行為和心理，進而影響身心健康。但對空間與健康的關系，尤其是基于我國國情的規律，我們知道的少之又少，未來研究空間十分巨大。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暴露出，我們規劃對于傳染性疾病的防控意識是缺乏的，推而廣之對城市安全和應急管理在空間上都關注不夠。 

集聚與分散關系：洞悉集聚經濟和集聚不經濟的作用機理 

集聚與分散是最基本的空間特征，也是空間規劃應該洞悉的最基本的規律。北美發達國家低密度蔓延的郊區化方式，破壞了資源和環境，不利于社區關系建設，被多數規劃學者詬病，但由于北美國家自身資源多、人口少，目前階段還能承受。但對于人多地少國度來說，集聚發展是普遍共識。集聚具體可以分為單中心集聚和多中心集聚兩種形態。單中心集聚的好處在于集聚經濟最大化，但過度集聚會適得其反，導致擁堵、污染、高地價甚至疾病易傳染等集聚不經濟現象出現。這也是為什么作為自由市場經濟最充分的美國，也沒有將所有人都集中到一個大城市去，甚至會為了回避集聚帶來負效應而走向郊區化。而多中心集聚不僅具有一定的集聚經濟效應，還可以緩解集聚不經濟，所以理論上應該存在一個空間集聚與分散的最優狀態。

多數主流經濟學家強調集聚經濟，對集聚經濟研究比較充分，但卻忽視了集聚不經濟，或者是由于集聚不經濟異常復雜性而探討得遠遠不夠充分。規劃學者則出于解決問題的美好愿望，在歷史上理想主義般地相繼提出花園城市、衛星城、新城等多中心理念，波及歐洲、亞洲等主要國家和地區，影響至今。我國不少特大、超大城市也為了緩解市中心擁擠，在規劃中提出了多中心思路。但從古今中外實踐來看，多中心效果參差不齊。多中心是否合理成為一個需要澄清的問題，但相關實證研究還很匱乏，相關理論探討也不夠深入。

筆者的科研團隊從不同空間尺度對多中心空間結構的經濟、社會、生態、交通績效做了一系列實證檢驗，得出了對空間規劃實踐具有參考價值的結論。在我國城市市區或者準都市區尺度，多中心的就業分布較單中心具有更好的經濟績效、通勤效率和更低的熱島效應。[3][4]在我國市域尺度，人口分布的單中心結構會帶來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更低的收入差距，[5][6]但多中心分布對于降低碳排放最有利。在我國城市群尺度，多中心的城市規模分布具有更好的經濟績效。[7]在國家尺度，以全球100多個主要國家為樣本的計量分析顯示，符合zipf法則的城市規模分布的經濟績效最佳。 

信息化與城市化關系：把握信息化對空間的影響和機制

 以ICT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作為近幾十年最大的科技創新正在深刻改變著人類社會。由于信息技術使得信息傳播突破了空間限制，因而對空間結構的影響勢必是深遠的。這種影響到底是怎樣的，相關研究很多，但主要是理論層面的討論，多數停留在分散還是集聚的爭論上，實證證據遠遠不夠，對于規劃實踐的指導作用非常有限，這與信息化對人類社會影響的深遠程度是不匹配的。如果不能洞悉信息化對空間結構的影響，不能做到未雨綢繆，規劃科學性就無法保證，空間規劃實踐也勢必是被動的。

根據以往文獻觀點，信息化對空間的影響結果可以歸納為分散作用、集聚作用和雙向作用共存三種，[8][9][10]但其中運行機制非常復雜。首先，信息化對空間的影響具有空間依賴性。信息技術使得信息傳播克服了距離，因而對不同的空間尺度亦即不同距離，信息技術影響機理也是不同的。其次，信息技術對空間影響具有時間和發展階段敏感性，通常認為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具有門檻效應或網絡效應，即互聯網滲透率越高，其作用越大。再次，信息技術對空間影響具有產業異質性。相比于需要面對面知識交流的現代服務業，主要依賴于編碼知識的成熟制造業，信息化的分散作用更大。又次，信息技術對空間影響還可以分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前者是指信息技術通過信息傳播來影響企業和個人的區位，而后者則是通過影響社會經濟發展而間接的作用于市場主體的選址。最后，信息技術作為一種工具，不是空間變化源動力，其自身影響應該是中性的，或者只是為集聚或分散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

上述學術探討還需要落腳到空間規劃所涉及的具體問題中進行討論才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根據實踐需要，筆者指導科研團隊從城市、城市群、國家三個尺度展開了信息技術對空間影響的實證研究，其結論顯示了問題復雜性和深入研究必要性。在城市尺度，對中國200多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市域的計量分析發現，包括移動電話、固定電話、互聯網等信息通訊技術的普及推動了工業就業崗位的空間分散化。在以國內13個相對成熟城市群為樣本的定量研究則顯示，互聯網的普及促進了城市群內城市規模分布的分散化。而基于全球100多個國家的數據分析表明，隨著互聯網滲透率的提高，國家城市規模分布呈現先分散再集中的趨勢。這些結論對不同尺度的國土空間規劃決策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中外空間規劃理論關系：提煉中國城市空間結構規律 

空間規劃所依據的空間規律有適用于所有國家的一般性規律，也有適用于特定國情的特殊規律。比如，在北美發達國家，中產階級郊區化是常態；而在中國，大城市的市中心是最搶手地段。不同現象背后都有其特殊的社會經濟背景。因而，我們在借鑒學習發達國家規劃理念時，不能簡單照搬，要注意理念的適用性和前提條件；更要在一般規律指導下，挖掘本國自身空間規律，從而能夠更有針對性地指導本國規劃實踐，這是規劃科學性的現實要求。

區別于北美發達國家，我國具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城市人口密度高、規模大。北美國家低密度蔓延的城市郊區化帶來了生態問題、環境問題和健康問題。為了降低這些負效應，北美國家提暢緊湊發展，這是理性的。但中國大多數城市相比于北美城市都是高密度發展，是否還需要再緊湊呢？是否過度緊湊了呢？筆者的科研團隊一系列實證研究結果顯示，適度緊湊更加適合我國實際，過高密度不利于環保、健康和幸福感的提升。在環境保護方面，北美國家提高社區密度是為了減少小汽車出行，從而改善空氣質量。但物極必反，當密度過高時，交通擁堵會加劇，汽車尾氣排放會上升；即使高密度會降低個人機動化出行概率，但總體上還是在一定地域空間集中了更多的機動化工具，污染排放濃度無疑會上升。我們通過對上海PM2.5濃度的影響因素研究證明了這一點。[11]在健康方面，中國人的超重和肥胖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心血管疾病發病率問題越來越嚴重。西方發達國家研究認為提高人口密度會減少小汽車出行，體力活動的增加會降低肥胖風險。但這一經驗并不適用于我國，對中國的實證研究顯示，過高密度反倒會提高超重和肥胖可能性。[12]原因在于我國城市建成區密度已經很高，進一步提高密度所帶來的交通方式轉換效應遞減，而高密度帶來的運動空間減少反倒會增加肥胖概率。在主觀幸福感方面，低人口密度會導致社會交流減少，降低個體幸福感；但密度過高，同樣會因居住環境嘈雜、交通擁擠和社會治安下降而降低個體幸福感。我們的實證研究表明，中國城市正處于高密度降低幸福感的階段。[13]

第二個與北美發達國家顯著不同的特點是，中國城市政府在城市發展中發揮更積極作用，甚至是中國城市空間結構的主要決定因素。忽視了政府作用就不能夠把握中國城市空間的運行機制，也就談不上規劃科學性。說到經典的城市空間結構理論，不得不提及芝加哥學派的同心圓、扇形、多核模式。上世紀末美國加州洛杉磯的地理學者又提出了洛杉磯學派，認為多中心大都市區是未來大城市空間結構典型特征。那么中國城市空間結構典型模式又是怎樣的呢？我們針對上海的初步探索結果顯示，與行政區劃對應的“大主中心、小次中心”是中國城市空間結構的典型特征，這正是中國地方政府在城市發展中的決策作用所決定的。[14]在以經濟增長為導向的地方官員“晉升錦標賽”過程中，為了使得整個城市獲得競爭優勢，城市政府傾向于建設更大的主中心；但區縣甚至鄉鎮政府同樣希望通過工業區、開發區等次中心建設帶動本地經濟發展，從而為地方官員爭取更多的晉升機會。知悉了政府在城市空間運行中的作用機制，制定空間規劃才能更具有針對性和可行性。 

歷史與未來關系：從過往預測未來

 筆者研究生期間專業方向是城市規劃史，但最初卻對歷史不感興趣。后來導師教導我們，只有知道了城市是怎么發展過來的，才能更好地規劃城市的未來，自此才真正認識到歷史的意義。這么樸素的道理用學術術語表達就是路徑依賴。起源于奧地利學派的演化經濟學，其核心思想之一就是路徑依賴。后來的演化經濟地理學進一步給出了路徑鎖定和路徑創造的概念。用在城市研究上，就是指要重視歷史的力量，城市未來發展成什么樣，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的歷史軌跡，城市越大越是如此。廣義來說，以尋找規律作為最終目的的任何社會科學研究，都是建立在路徑依賴的假設之上，因為實證研究依據都是歷史資料和數據。

規劃的科學性要求一定要對城市歷史有準確深入的把握。要研究城市空間演化史，尤其是演化機理，以此為基礎來預測未來發展方向，為規劃提供依據。筆者曾經在1997年《城市規劃》舉行的一次筆談中提出加強城市規劃的后評價工作，[15]在國內比較早地強調了對城市發展歷程作總結的重要性。現在編制總體規劃一般都會回顧以往幾版規劃，也會作一些總結，但多數流于形式化，對于城市演化軌跡和動力機制剖析不夠，其實是喪失了把握城市發展趨勢的一個最重要的機會。目前幾個超大城市都面臨過分擁擠局面，新城政策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時機滯后是主要原因。其實在改革開放之后的快速城市化之際，如果能對城市快速擴張的趨勢有敏感的認識，就可以及早出臺疏解政策。而今天通州副中心建設要起到疏解作用，難度和代價就比較大了。

重視歷史不僅僅是把握城市發展軌跡，還要善于從歷史中尋找經驗和教訓，做到古為今用。為了避免城市過于集中帶來擁擠，北京歷史上曾有過梁陳方案，上海在解放前也有大上海都市計劃，都是以多中心為基本思想的，盡管限于當時發展規模，多中心尺度跟今天有所不同。幾十年后我們又回到多中心戰略上來，其中的經驗和教訓值得深思。 

規劃實踐與規劃研究關系：重視規劃研究的學術規范性

 規劃實踐是應用，規劃研究是依據，兩者共同構成了規劃的完整體系。規劃的科學性要求兩者密切銜接，不能教學科研一套，實踐應用另一套。規劃實踐要多學習、多運用已經取得的科學研究成果，不能總守著一成不變、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幾個原理。科學研究不是空中樓閣，要多從實踐中尋找科研攻關主題，也要從實踐約束中探求科研成果適用性。

為了能給實踐提供有價值的科學規律，科學研究必須遵守嚴謹的學術規范。在這方面國內學術研究存在很大不足，甚至對科學研究的本質是什么并不十分清楚。從規劃領域來看，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理想色彩濃，理念多，扎實的實證研究少。往往在討論中，應該怎樣做談的多，為什么這么做涉及的少。“高大上”的道理人人都懂，不需要大家都把精力和注意力放在這上面，更關鍵的是提供科學依據，保證規劃措施的科學性和有效性。規劃不僅僅是理想，更是科學。二是淺嘗輒止多，深入的科學研究少。經常是一個命題或一個理念提出后，大家紛紛對其重要性、意義大加贊揚推崇，或者是簡單談一下個人感想、體會，后續研究就虎頭蛇尾了。三是開會和論壇多，趕熱點，湊人氣，后續就沒有動靜了。

一個健康、科學的學術界，學者應該根據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自己偏好和優勢，選擇自己長期研究跟蹤方向，持之以恒，積累知識，成為某個領域真正的專家，國家和社會需要時隨時出力。每個學科都有自己價值，都有機會為國家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但不會總是熱點。因而學者要甘于坐冷板凳，積累真知灼見，不要被熱點牽著鼻子走。政府和科學研究界都應該提倡這種風氣，要杜絕推崇信口開河的所謂的專家大家，要讓真正的專家有話語權。否則，劣幣驅逐良幣，貽害無窮。年輕學者和學生會把不正確的科學態度和作風當作是科研本來的樣子。事實上，國內不少學科研究范式距離科學模式差的太遠，不在少數的科研人員并不理解科學研究的本質，固步自封的自我認知是我國科技創新最大的阻力。規范的學術研究不僅有理論假設，更要實證支持，任何理念不是想當然正確的；科學研究不僅是簡單現象描述和相關分析，更核心的是因果關系求證和機制探尋，實踐的復雜性在很多時候遠遠超出了簡單的直覺認知。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城市生產、生活、生態空間優化研究”的成果，項目編號：17ZDA068；感謝張婷麟、李琬、王妤、尹春、韓帥帥對本文的貢獻）

注釋

[1]《中央城市工作會議規劃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六管齊下做好城市工作》，《人民日報海外版》，2015年12月23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5-12/23/content_1642540.htm。

[2]何雨欣、韓潔、王立彬：《走進習近平心中“那座城”》，新華網，2015年12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20/c_128549102.htm。

[3]Zhang, T.L.; Sun, B.D. and Li, W.,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Urban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ycentricity and Monocentricity", Cities, 2017, 68, pp. 18-24.

[4]尹春、孫斌棟、何舟、林杰：《城市建成環境對通勤時耗的影響及規劃啟示》，《城市規劃》，2018年第42卷第8期，第83～89頁。

[5]Li, W. and Sun, B.D., "Spatial structure and labo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prefectures in China", Urban Studies, 2019, 56(8), pp. 1516–1532.

[6]Sun, B.D.; Li, W.; Zhang, Z.Q. and Zhang, T.L., "Is polycentricity a promising tool to reduce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Evidence from China's prefectural region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9, 192, pp. 103-667.

[7]孫斌棟、郭睿、陳玉：《中國城市群的空間結構與經濟績效——對城市群空間規劃的政策啟示》，《城市規劃》，2019年第43卷第9期，第37～42、85頁。

[8]Tayyaran, M.R. and Khan, A.M., "The effects of telecommuting and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n urb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12 , 10, pp. 87-100.

[9]Panayides, A. and Kern, 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cities: an alternative analysis", Urban Studies, 2005, 42, pp. 263-267.

[10]Gottmann, J. and Harper, R.A., Since Megalopolis: The urban writings of Jean Gottman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Han, S.S. and Sun, B.D., "Impact of Population Density on PM2.5 Concentrations: A Case Study in Shanghai, China", Sustainability, 2019, 11(7), pp. 1968.

[12]孫斌棟、閻宏：《社區建成環境對健康的影響——基于居民個體超重的實證研究》，《地理學報》，2016年第10期，第1721～1730頁。

[13]林杰、孫斌棟：《建成環境對城市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來自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的證據》，《城市發展研究》，2017年第12期，第69～75頁。

[14]Zhang, T.L.; Sun, B.D.; Li, W.; Dan, B.; and Wang, C.X., "Polycentricity or dispersal?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metropolitan Shanghai", Cities, published online, doi: 10.1016/j.cities.2019.05.021.

[15]孫斌棟：《加強城市規劃的后評價工作》，《城市規劃》，1997年第5期。

責 編／張 曉

 孫斌棟，民政部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行政區劃研究中心主任，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城市規劃、城市地理、經濟地理。主要著作有《中國城市區域的多中心空間結構與發展戰略》《中國城市經濟空間》《我國特大城市交通發展的空間戰略研究——以上海為例》《制度變遷與區域經濟增長》等。 

Highlighting the Scientific Concept in the Future Spatial Planning

Sun Bindong

Abstract: As a public policy tool for forecasting and arranging the futur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spatial planning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law governing i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s required for knowing the law. To make the planning more scientific, the following eight issue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future. We need to proper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s well-being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terests, and restrain the government's value orientation institutional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ning and market, and improve the planning flexibility is the key to the legitimacy of planning;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values, and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life and ecological space;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agglomeration economy and agglomeration diseconomy, an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concentration and dispersion; grasp the mechanism about how information influences space, an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draw on the foreign experiences, and discover the law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n China; make full us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future, and predict the future with the past; and connect planning practice and planning research, and emphasize the academic norms of planning research.

Keywords: spatial planning, spatial law, scientific, urba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