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使社會治理面臨新挑戰

“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人民生活福祉。”新一輪科技革命必將引發產業變革，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創造人類生活的新空間，拓展社會治理的新領域。

第一，社會結構的復雜化。新一輪科技革命導致產業結構發生巨大變化，產業變革帶來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新的社會階層產生、新的社會組織出現、城市化進程不斷加速，階層結構、人口結構、就業結構、收入結構、城鄉結構等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于城市化水平大幅提升，我國社會從農業社會逐步向工業社會和現代社會轉變，由封閉半封閉型社會向開放型社會轉變。整個社會結構呈現出日益多元化、復雜化的特征。

第二，社會需求的多元化。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推動生產力提高和社會進步，也改變著人們的學習方式、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時使人們的社會需求發生了顯著變化，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有更美好追求。另一方面，從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五個需求層次來說，人們更加注重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高層次需求。社會需求的多元化，使得整個社會的治理也面臨著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問題、新挑戰。

第三，社會信息化加速給網絡社會治理帶來極大挑戰。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突出特征。隨著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發展，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個規模大、構成復雜的網絡社會，這個網絡社會成為人們全新的生存空間。隨著自媒體的迅速發展，諸多不良情緒、謠言、詐騙信息等都可能在網絡社會空間過度傳播，甚至被進一步聚焦放大，形成社會輿論，引發社會矛盾與問題。而網絡虛擬社會，特別是自媒體的興起，加速各種觀點、思潮和思想意識的碰撞交流，給傳統社會意識形態帶來沖擊。總之，網絡社會的虛擬性、自由性、開放性給網絡社會治理帶來了極大挑戰。

第四，社會風險點增多。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加快重構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同時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世界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形勢波譎云詭，加之國內改革發展穩定面臨著新變化新情況新挑戰，使得社會風險點增多，呈現國際與國內、線上與線下、傳統與非傳統等多方面風險疊加的趨勢。既要防范“灰犀牛”事件，也要警惕“黑天鵝”事件。2018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列舉了8個方面16個具體風險，其中特別提到“像非典那樣的重大傳染性疾病，也要時刻保持警惕、嚴密防范”。并且，當前社會風險容易發生連鎖聯動反應，出現“蝴蝶效應”，引發政治、經濟、科技、社會、黨的建設等領域的重大風險。尤其是在信息技術迅速發展的互聯網時代，社會風險往往不會孤立地出現，隨著輿論的發酵，一個小的風險可能會引起其他方面的反應，各方面風險交織在一起甚至會形成系統性的社會危機。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社會治理創新的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敏銳把握世界科技創新發展趨勢，緊緊抓住和用好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不能等待、不能觀望、不能懈怠”。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社會治理出現的新問題、新挑戰，我們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按照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四中全會的部署和要求，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

第一，堅持和完善社會治理體系。針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產生的社會結構日益多元化、復雜化的特征，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必須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實現社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轉變，從過去的單個主體變為多個主體，不僅包括黨和政府，還有市場、企業、社會組織、公民個人參與，從而形成多個主體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第二，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法治是治國之重器，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標志。針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產生的新科技領域、新經濟領域、新社會領域，必須建立健全社會治理的法律法規，網絡社會、虛擬社區等不是法外之地，需要用法律手段來管理社會，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同時，在科技和經濟社會深刻變革的背景下，必須堅持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發揮科技倫理的引導和約束作用。

第三，推進社會治理智能化。隨著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信息技術的發展，人工智能時代來臨，深刻改變著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社會治理必須向社會“智”理、向智能化轉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治理模式正在從單向管理轉向雙向互動，從線下轉向線上線下融合，從單純的政府監管向更加注重社會協同治理轉變”。我們要深刻認識互聯網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建設全國一體化的國家大數據中心，推進技術融合、業務融合、數據融合，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協同管理和服務。用信息化手段服務社會治理，推進電子政務、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利用互聯網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優勢，推進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公共服務高效化。

第四，提高社會治理專業化水平。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社會分工越來越專業化、精細化，這必然要求社會治理走向專業化、精細化、科學化。首先，社會治理理念、結構、體制、方法和技術要符合社會治理的內在規律和特點。加強社會治理專業人才培養，大力推進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以職業化提升社會治理的專業化水平。其次，領導干部要提高社會治理的專業水平，增強在面對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事件時科學決策、防范和化解社會危機的本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暴露出了一些領導干部治理能力和專業能力存在的問題，對此必須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領導干部“要增強綜合能力和駕馭能力，學習掌握自己分管領域的專業知識，使自己成為內行領導”。最后，當前我國經濟社會處于轉型期、進入新常態，必須加快補齊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和弱項，尤其在應急管理、公共衛生安全和城鄉基層社會治理等方面，完善相關領域的防控、救助、保險保障和法治制度體系，發揮科技創新對社會治理的引領支撐作用，推動社會治理專業化發展。

【本文作者為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黃平森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1]《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意高地》，《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

[2]《習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強調 以6個“加快”建網絡強國》，《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年10月10日。

責編：董 楠 / 臧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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