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時代城市發展的新要求,決定了城市規劃的未來謀劃要以提升共享性為重要價值訴求，這是城市規劃當代轉型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人人共享的城市是全方位的宜居之城，是共建共治的和諧之城，顯現了美好城市的價值底色。城市規劃視角的共享正義指的是城市市民在最大程度上擁有平等地分享城市公共空間和公共資源的權利、機會和自由，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通過包容性導向的城市規劃政策，促進和強化空間公平；通過均等性導向的城市規劃政策，提升和營造空間共享。從良好的城市治理視角看，提升共享性是城市規劃善治的核心價值，有效的公眾參與基礎上的共治共享是城市規劃治理的重要手段。
【關鍵詞】共享性 包容性 共享正義 城市規劃 價值訴求
【中圖分類號】TU98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4.010
當代城市規劃的轉型，需要充分關注城市發展的社會維度，深入反思和明確城市規劃的價值訴求。新時代中國城市發展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均衡發展階段，城市發展的新要求，決定了城市規劃的時代屬性和未來謀劃要以創建“美好生活”為內涵坐標。無論是從愿景和價值目標來說，還是從政策設計和治理方式來看，城市規劃都應把讓人民群眾獲得美好生活的基本要素放在核心位置。“破解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關鍵在共享”，[1]破解城市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與城市發展不平衡之間的矛盾，關鍵也在共享。有鑒于此，本文將以共享觀看待城市發展，闡述基于共享性的未來城市規劃的價值理性。
人人共享：美好城市的價值底色
“美好生活”的價值目標落實到城市規劃層面，需要通過消除“城市病”和建設美好城市，回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訴求。何謂美好城市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其中肯定有一些共性的東西，構成了美好城市的價值標準?！墩f文解字》中講的“城，所以盛民也”給我們的重要啟示是：城市美好的根基在其盛民，在其普惠共享的民生福祉。2016年第三次聯合國住房和城市可持續發展大會達成一個基本共識：要求關注人人參與城鎮化的權利，提出人人共享的城市才是美好城市。該次大會通過的《新城市議程：為所有人建設可持續城市和人類住區基多宣言》指出：“我們的共同愿景是人人共享城市（Cities For All），即人人平等使用和享有城市和人類住區”，并進一步明確“人人共享”的要求是：“力求促進包容性，并確保今世后代的所有居民，不受任何歧視，都能居住和建設公正、安全、健康、便利、負擔得起、有韌性和可持續的城市和人類住區，以促進繁榮，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質量”。[2]《新城市議程》強調“共享性”“包容性”作為審視全球人居環境問題的重要價值標準，提出未來城市發展應當把“人人共享”放在核心位置。
城市規劃視角下的“共享性”，主要表現為一種公共空間和城市功能間的均衡配置與動態鏈接，一種讓城市規劃服務于全體市民并維護公共空間共同利益的價值要求。共享性與全體城市居民的福祉密切相關，它顯現了美好城市的價值底色，即城市所帶來的美好生活，一定是各種最基本的、最基礎性生活要素的和諧共生與今世后代的人人共享。實際上，城市對共享性的需求根植于城市自身所具有的公共性本質特征之中，因為凡是具有“公共”屬性的事物一般應是要求共享的事物，且城市公共資源的共享主體為全體市民。在此意義上，“共享性”與“包容性”含義相近，都是指“通過規劃或一系列公共政策對個體或集體的行為進行引導和規范，營造共享、公平、正義的城市生活環境和以人為本的空間秩序”。[3]但相比較而言，兩者又各有側重。城市規劃視角下的“包容性”，主要基于反思城市內部的空間異化屬性和空間權利分配不公平所導致的空間正義性風險，強調政府應當通過作為一種公共政策的城市規劃矯正市場機制在城市空間上的表現，重點關注城市弱勢群體對公共空間和公共服務的平等享用、對公共資源的平等享有，衡量包容性的重要指標是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公平化程度。例如，《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的建設“包容性城市”發展目標，主要針對的是處于相對弱勢的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問題，要求“推進農民工融入企業、子女融入學校、家庭融入社區、群體融入社會”。這里融入、共融的前提首先是不排斥，體現于城市規劃層面就是避免空間排斥。城市規劃視角下的“共享性”，其側重點在于強調城市不同主體發展權利的同質均等性，確保社會各階層平等地享有城市發展的成果，為城市所有居民提供均衡良好的公共空間和公共服務，共享主體是所有城市居民，共享客體是向所有居民提供的公共空間、公共福利資源和公共服務，衡量共享性的重要指標是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
具體而言，人人共享的城市還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人人共享的城市是全方位的宜居之城。宜居是城市市民最直接、最迫切的城市發展訴求。總體上說，“宜居性是指在人類居住環境中，有關生活質量的各種被建構的觀點。該概念涉及優化城市功能和人們生活的完整性”。[4]對城市宜居性的理解，不僅要注重一些可測的性能指標，如經濟發展水平、住房保障水平、公共安全性、生活方便性、出行便捷性和生態環境質量，還要注重共享、公平、包容、和諧、活力等價值層面的人文發展指標。歸根結底，宜居城市是面向所有人的城市，是全面滿足人性需要、讓全體市民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從國際城市規劃的發展趨勢看，“宜居城市”理念也在逐漸向“適合所有人居住的城市”延伸。
全方位的宜居之城至少包含兩個層次，即功能性宜居和人文性宜居。功能性宜居側重于有利于人的生存與發展的物質環境方面，這是城市最基本的功能，也是宜居城市最基本的要求，關注的是城市交通條件、居住空間、公共服務設施等與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實際問題，主要滿足市民對城市空間的安全性、健康性、生活方便性和出行便捷性等要求。美好城市始于功能性宜居，應當將城市發展置于以基本公共安全與公共健康為基石的城市倫理框架之內，避免因城市規劃不合理、城市管理不精細而引發或加劇的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公共安全等“城市病”。人文性宜居從城市街區或社區尺度看，主要考察的是居民的整體素質、居住區鄰里關系狀況、社區文體活動、居住區物業管理水平等要素，從整個城市尺度看，人文性宜居主要強調兩個方面：一是強調城市發展應面向更加公平的城市和更加包容的城市，要讓生活在城市中的每個人，都感到各得其所，能夠獲得尊重和機會，讓每個人享受到城市發展的成果，尤其要積極應對不同人群的差異化需求，關心弱勢群體，優先為他們的切身利益和實際困難考慮；二是強調城市發展應面向更加人性化的城市。當前我國城鎮化進入了“品質型”躍遷的新階段，“品質型”提升的關鍵就是城市空間的人性化，能夠提供便捷、安全、健康、友好的生活環境，要“根據男女老少不同的需求，提供高質量的公共空間，改善和活化現有的公共空間，如廣場、街道、綠地和體育場館，使它們更加安全，并且人人都可享用”。[5]
其次，人人共享的城市是共建共治的和諧之城。人人共享是在共建共治基礎上的共享，即城市發展要依靠人民群眾，廣泛匯聚民智民力，人人參與，人人盡責，讓市民真切體驗到共同創立美好生活環境所帶來的獲得感、成就感。城市像大樹一樣，有著自發生長的美麗，市民的力量往往讓城市能夠和諧生長、有機生長。共建共治既是一種保障市民公共事務參與權、提升公眾參與度的城市治理新格局，也是以普通人生活為導向的“人民城市”的基本要求。城市形態的優劣很難有永恒的評判標準，但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有一點是不變的，那就是城市規劃應始終從人的美好生活需要出發，體現對所有人生活狀況的全面關注。進言之，共享城市應將人民的意愿和需求上升為城市發展的支配力量，讓城市規劃回歸到日常生活這個根本性的源頭，以全體居民的訴求為出發點，使作為城市主人的普通大眾，不再是城市規劃、城市建設和社區治理的消極旁觀者，而成為美好環境的共同締造者。當前北京等城市在網格、社區、街道三個層級分別建立的議事廳或共治議事會機制，市民代表就環境整治、背街小巷改造等公共事務進行協商，為人人共享城市的共治路徑提供了新的思路。
共享正義：未來城市規劃的重要價值訴求
正義是關乎城市發展價值意蘊的深層次問題。正義最具共識性的內涵是給人以應得的分配公平，即社會資源包括社會福利和社會負擔合理而恰當分配，體現的是社會共同體分配關系合理性的基本價值標準。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的“作為公平的正義”理論，尤其強調分配公平。他對正義的一般觀念是：“所有的社會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及自尊的基礎——都應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所有社會基本善的一種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6]在羅爾斯看來，正義主要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體現為一系列基本權利與自由的正義，要求在社會成員之間平等分配；二是正義意味著一定條件下的差別與均衡，正義的社會制度應該通過各種制度性安排來改善弱勢群體的處境，縮小他們與其他人群之間的差距。如果一種社會政策或利益分配不得不產生某種不平等，乃是因為它們必須建立在公平的機會均等和符合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基礎之上，這樣就可以從社會合作的維度上限制分配的不平等。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進一步發展了羅爾斯的分配公平，突出資源平等觀（equality of resources），將平等視為一種抽象的政治道德原則和至上美德，強調政府應給予每個人平等的關懷與尊重。[7]蘇珊·費恩斯坦（Susan S. Fainstein）將正義理論運用于正義城市研究，提出了正義城市的三個基本價值目標：即“公平”（equity）、“多樣性”（diversity）和“民主”（democracy）。從城市規劃視角看，“公平”指資源及發展機會的公平分配，空間安排上不同地點獲取的資源應當平等；“多樣性”指空間功能的混合用途及居住區不同階層、不同族裔的包容及融合；“民主”指的是城市規劃公眾參與的協商民主決策機制。[8]
城市規劃是分配城市公共空間資源（如綠色空間、市民公園、廣場等）、規劃設計良好公共空間的重要手段。依循羅爾斯等學者的分配正義原則，城市公共空間資源分配正義的基本價值要求是：作為市民基本權利的空間權益應得到保障，應平等地分配所有公共空間資源，同時注重對弱勢群體空間權益的優先保護。不僅僅是公共空間，城市規劃所涉及的城市基礎設施、公共交通、公共福利和公共文化設施作為基礎性的公共物品，其重要特征是不直接與經濟利益掛鉤，城市市民能夠公平、合理、非排他性地平等共享。由此，體現于城市規劃維度的分配正義，其最終目標和落腳點是共享正義。對此，新馬克思主義城市學派的代表人物哈維（David Harvey）提出的“城市共享資源”或“城市公共”（Urban Commons）理論，從分析資本和權力邏輯下資本主義城市空間的異化和沖突現象出發（如公共空間等共享資源商品化、高檔化和私有化），提出“一方面要推動國家為了公共目的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另一方面需要將全體人口自我組織起來，占有、使用和補充這些公共物品，以擴大和提高非商品再生產的共享資源和環境共享資源”。[9]張國清指出，“社會正義的重心在于分配正義，分配正義本質上是一種作為共享的正義”，“‘共享正義’指的是，借助于特殊社會基本制度，每個社會成員在最大程度上擁有平等地分享公共事物（包括其利益與負擔）的權利和自由”。[10]將“共享正義”理念作為價值標準應用于城市規劃時，它所指向和強調的維度側重的不是制度正義，而是一種空間正義，主要指的是借助于城市規劃所體現的保障城市公共利益的功能，使每個城市市民在最大程度上擁有平等地分享城市公共空間和公共資源的權利、機會和自由。具體而言，城市規劃視角下的“共享正義”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通過包容性導向的城市規劃政策，促進和強化空間公平。“包容性”作為一個多維度概念，重點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包容誰？二是包容什么？“包容誰”的問題從寬泛意義上說當然是城市所有人，即所有居民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但其主要目標群體是一些特殊群體和相對弱勢群體，包括城市外來人口、低收入人群、殘疾人、老年人、兒童、女性等。從深層次看，“包容誰”還涉及分配城市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時，要搞清楚在普惠基礎上誰是最大受益者，誰失去了應享受到的利益？是否有某些群體被排斥或排除在共享之外？“包容什么”對于城市規劃而言，若參照世界銀行制定的衡量城市包容性框架，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一是空間包容（spatial inclusion），二是社會包容（social inclusion）。空間包容的主要內容是：確保所有居民獲得必要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包括住房、飲用水、衛生設施以及交通設施。其中，城市土地管理是確保空間包容性的關鍵，同時還涉及確保環境安全性和可持續性。社會包容主要包括：確保所有居民在獲得公共服務（如醫療、教育和緊急服務）方面的平等權利，以及文化和政治參與的機會（包括參與城市規劃的決策過程）。確保社會包容的先決條件是從政策和城市管理系統中擯棄和改變那些導致對城市某些人群偏見、歧視和邊緣化的態度、做法和行為模式。[11]需要補充強調的是，包容性導向的城市規劃政策尤其要注重在維護市民空間權利平等性和保障空間分布（包括公共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兩個方面下功夫，這兩個方面既是維護城市公共利益的重要保障，也是促進空間共享的基本遵循。從空間權利平等性來看，作為市民基本權利的空間權應得到有效保障，從空間分布的公平性來看，公共空間和公共資源應均衡分布與合理配置，并突出對弱勢群體空間權益的優先保護（具體參見表1——包容性導向的城市規劃政策的目標要素）。
包容性導向的城市規劃政策，在強化空間平等性享用方面還應關注空間使用的能力平等。公共空間的分配公平，并不總是帶來空間福利的公平實現。例如，對于殘疾人而言，與健全人獲得同樣的公共空間資源，并不意味著他們能享受同樣的空間福利。詹姆斯·康諾利（James Connolly）探討綠色空間績效時說：“簡單地將綠色空間的福利均等化，可能忽略不同收入和種族／族裔群體對這些福利的不同利用程度，同時忽視了其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12]正因為如此，空間共享正義不僅要強調可達性基礎上的分配正義，而且還要進一步探討公共空間的品質及其如何發揮作用、如何與周邊居民的“使用能力”結合起來。對此，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提出的“能力正義”理念有助于深化共享正義的內涵。森認為，衡量社會正義的價值標準不僅要看資源的分配是否公平，更要看被分配的資源是否轉化為了可行能力，“一個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尚心芰σ虼耸且环N自由，是實現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的實質自由”。[13]“可行能力”強調的不僅是總體福利或平均福利，而是每個人可能獲得的實際福利，因此有必要關注城市居民在享用上的差異和實際的生活品質，而不是規劃指標所體現的人均數值，因為不同的人將資源轉化為優質生活的能力是不同的，很多情況會導致轉化障礙，如人們的年齡、肢體、性別等個體差異會導致需求多樣化與能力缺失。[14]對城市公共空間而言，安全性和治安狀況不佳，無障礙設施不完善，對女性、兒童和老人不友好的設計等限制因素，都會讓空間包容性大打折扣，進而不能實現真正的空間公平。因此，包容性導向的城市規劃政策在實現公共空間供給的量化指標的同時，還應注意在具體的設計和管理過程中更多地體現人文關懷。
通過均等性導向的城市規劃政策，提升和營造空間共享。衡量空間共享性的重要指標是城市公共空間配置和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對城市居民人人共享的公共福利而言，其本質要求是均等性供給，并保障居民獲取這些資源的均等性權利，這是實現共享正義的基本前提。均等性與公平正義有著天然的聯系，我國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思想，亞里士多德提出“既然公正是平等，基于比例的平等就應是公正的”，[15]他首創的“比例平等”其實就是均等性原則。平等對待每一位城市居民，不因地域、身體、身份等差異而影響人們均等享有公共空間和基本公共服務的機會、質量和數量，是共享城市追求的理想愿景。當然，均等化并不等于絕對相等或平等，共享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均等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僅僅強調結果的公平，而是指全體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獲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其核心是機會均等，而不是簡單的平均化和無差異化”。[16]
均等性導向的城市規劃政策主要體現于“空間均等”，基本要求是確保所有居民獲得大致均等的公共空間、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保證每個居民在城市規劃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中得到“公平的份額”。實際上，這種空間均等性要求已廣泛體現于我國城市的總體規劃和控制性詳細規劃之中。例如，《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2035年）》在優化綠色空間布局方面提出：到2020年建成區人均公園綠地面積由現狀16平方米提高到16.5平方米，到2035年提高到17平方米。到2020年建成區公園綠地500米服務半徑覆蓋率由現狀67.2%提高到85%，到2035年提高到95%?！渡虾Ｊ谐鞘锌傮w規劃（2017～2035年）》提出至2035年，力爭實現全市開發邊界內3000平方米公園綠地500米服務半徑全覆蓋，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力爭達到13平方米以上。
均等性要求不僅體現在可量化的空間規劃指標方面，還包括公共空間的品質要求以及向所有市民開放的規劃領域的各種機會、權利等。恰恰在這方面，空間福利不均等的問題仍然存在。主要表現在：城市規劃為各類建設項目快速推進服務過程中，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城市規劃維護社會公平和共享正義的公共政策屬性，在城市空間形態方面出現了令人擔憂的趨向：一是不少城市存在城市新區、中心區與城鄉結合部在城市基礎設施、環境整治、公共空間等方面的較大反差與不和諧現象，同時還存在優質的教育、醫療、交通等城市公共產品配置不均衡的問題；二是城市居住形態呈現空間貧富分異和居住隔離的現象；三是某些優質城市自然景觀資源沒有充分表現出人民性、共享性價值，反而借由金錢、權力強化了其特權性和排他性占有趨勢，助長了空間環境資源享用上的不公平。如某些城市的濱水封閉高檔社區，圍湖造房，將本應屬于全體市民共享的濱水空間變成少數人的私家花園。因此，在規劃過程中，應將山水湖河岸線和景觀標志地區規劃為公共綠地和公共開敞空間，防止這些區域成為封閉性社區和為一些社會集團所獨占，防止不同居住區域的人們，在對公共環境資源的享用程度上差距擴大。
共治共享：城市規劃治理的重要手段
長期以來，中國特色的城市規劃重視的是建設規劃，即為有效組織城市建設和完成建設任務而開展的規劃過程。近年來，中國城市規劃轉型更加注重融入發展規劃的內容，發展規劃指的是基于對未來城市發展的預測，從滿足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出發對土地和空間資源進行配置與管控。[17]中國當代城市規劃的這一轉型趨勢，是順應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現實要求，同時也反映了城市規劃作為國家治理體系重要組成部分并集中反映城市治理能力的工具作用日漸突顯。城市規劃涉及的管理土地和空間資源問題是最重要的公共事務之一，本質上是城市的公共治理問題。如何通過城市規劃轉型及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安排與政策設計，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便成為當前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的一個重要課題。
當代公共治理理念與政府如何更好地管理公共事務的方式轉變密切相關。與傳統的城市規劃主要強調自上而下的“政府作主、大包大攬”的管理過程不同，公共治理強調治理不僅包括政府的活動，還包括政府主導下的合作，主張充分發揮居民、社區、社會組織以及社會公眾的作用。從良好的城市治理視角看，提升共享性既是城市規劃治理的重要價值目標，又是城市規劃治理的基本手段。
首先，共享性是城市規劃“善治”的核心價值。公共治理的理想狀態就是善治（good governance），“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18]公共利益最大化落腳于城市規劃層面，就是城市規劃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能夠平等地為人人所共享，這是良好的城市治理的重要指標。聯合國人居署曾提出：“良好的城市治理運動的主題是‘包容性城市’，包容性決策是良好的城市治理的核心”，[19]包容性決策的基本要求是通過消除社會排斥提升共享性，因為排斥意味著低收入群體等弱勢群體無法獲得充足的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不能夠充分平等地參與經濟和社會活動。因此，共享性之于良好城市治理的意義主要在于：第一，從“善治”作為一種目的性價值出發，良好城市治理必定涵蓋共享性要求，共享性是良好城市治理的題中應有之義；第二，從良好城市治理作為一種城市規劃的工具性價值出發，共享性是良好的城市治理的重要價值指引。
其次，共治共享是城市規劃治理的重要手段。“共治”強調的是實施路徑的多元主體參與性與合作性。城市規劃治理與城市規劃管理顯著的不同，體現在權力關系的分散性與參與主體的多元性，即強調政府主導下多主體共治的作用。如果說傳統的城市規劃體現的主要是一種依靠政府權威實施的城市空間干預政策，那么作為一種公共治理的城市規劃，體現的則是一種政府主導下社會各屆資源和城市居民之間多元協商、共同參與的上下互動的合作過程。英國學者馬修·卡莫納（Matthew Carmona）明確將“治理”概念引入城市設計領域并進行了系統論述。他認為，相比作為一種設計規范的城市設計過于強調政府影響設計結果的控制作用，城市設計治理的概念不局限于監管視角，它本質上是一種復雜的共同責任概念，超越了簡單的公共／私人的二元對立以及政府法定責任的限制。[20]在馬修·卡莫納看來，城市設計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責任，是由政府批準的干預過程，但是作為塑造公共利益的城市設計還是一種由多元主體參與的共同責任，即是一種共治過程。“共治”使城市規劃治理的基礎不是政府控制，而是政府把某些社會功能交給更合適的機構或組織，是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互動合作。共治一方面可以提高城市治理的效率和精準性；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城市治理行為的合理性，更好地實現城市的公平正義。
對于城市規劃治理而言，有效的公眾參與是實現共治共享的基本路徑。聯合國人居署提出的良好城市治理原則，特別強調公眾參與原則，公眾參與被認為是城市決策過程中的一項關鍵策略，參與過程被理解為多方信息交流、規劃設計階段的社區參與和多階段的協商過程。[21]有學者認為，當代中國共享經濟的發展對城市規劃的公眾參與提供了新的機遇，“共享經濟理念下城市規劃的公眾參與，是加強公眾影響、降低政府和規劃管理部門控制權、重點反映公眾切實利益、實現以人為本目標的必經之路”。[22]總體上看，城市規劃的公眾參與，既包括公共決策層面的參與，即政府及公共機構在制定城市公共政策過程中的公眾參與，也包括具體的城市空間發展項目上的公眾參與。公共決策層面的公眾參與目的是通過公眾對空間政策制定和編制過程的參與，形成全社會對城市未來發展的共識，使之能夠準確反映人民群體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提高城市規劃決策透明度和民主化。這一層面的公眾參與已成為城市規劃決策的基礎環節和規劃行政管理體系的法定環節，更為關鍵的是具體落實并提高其有效性。在大數據時代，各類信息化網絡平臺也為信息共享和充分參與提供了保障。城市空間發展項目上的公眾參與，目的是通過公眾尤其是利益相關者對規劃設計方案、空間利用與布局的協商、監督、反饋等過程的參與，是充分尊重和理解個性化和差異化的權利訴求，強化城市規劃的人本性，夯實規劃成果的群眾基礎，并盡可能達成規劃過程中各方利益的相對均衡。
總之，城市規劃的成果要讓全體居民尤其是弱勢群體共享，這是城市規劃轉型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本文以共享性原則與共享正義為價值標準，以共治共享為城市善治手段，為探索解決城市發展不平衡、空間資源配置不對等、公共服務不均衡問題提供了價值引導，促進城市規劃成果人人共享，從城市規劃價值理性的視角回應了新時代“美好生活需要”這一重要命題。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基于新時代美好生活需要的城市設計倫理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批準號：18BZX118)
注釋
[1]朱春奎：《建設以人民為中心的共享城市》，《上海城市管理》，2018年第6期。
[2]聯合國住房和城市可持續發展大會：《新城市議程》，《城市規劃》，2016年第12期。
[3]何明?。骸栋菪砸巹澋倪壿嬈瘘c、價值取向與編制模式》，《規劃師》，2017年第9期。
[4]Mohamad Kashef., "Urban livability across disciplinary and professional boundaries", Frontiers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 2016, 5(2): p. 239.
[5]聯合國人居署：《城市與區域規劃國際準則》，沈建國、石楠、楊映雪譯，《城市規劃》，2016年第12期。
[6]［美］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292頁。
[7]［美］羅納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論與實踐》，馮克利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頁。
[8]［美］蘇珊·S.費恩斯坦：《正義城市》，武烜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56～84頁。
[9]［美］戴維·哈維：《叛逆的城市——從城市權利到城市革命》，葉齊茂、倪曉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89頁。
[10]張國清：《作為共享的正義——兼論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浙江學刊》，2018年第1期。
[11]Mona Serageldin., "Inclusive cities and access to land, housing, and servi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World Bank: Urban Development Series Knowledge Papers, 2016, No.22.
[12]James J.T. Connolly., "From Jacobs to the Just City: A foundation for challenging the green planning orthodoxy", Cities, 2018, 91(8), p. 68.
[13]［印度］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任賾、于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62～63頁。
[14]［印度］阿馬蒂亞·森：《正義的理念》，王磊、李航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37～239頁。
[15]［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苗力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279頁。
[16]徐著憶、鄭奇鋒：《以機會均等代替簡單的平均化和無差異化——基于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福利觀的思考》，《人民論壇》，2013年第3期。
[17]孫施文：《解析中國城市規劃：規劃范式與中國城市規劃發展》，《國際城市規劃》，2019年第4期。
[18]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年第5期。
[19]UNCHS(Habitat)., "The global campaign for good urban governance", Environment & Urbanization, 2000, No. 22.
[20]Matthew Carmona., "Design governance: theorizing an urban design sub-field",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6, 21(6), p. 720.
[21]UN HABITAT.,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A Guide for Municipalities," Sustainable Action Planning, 2017, vol. 4.
[22]申潔、李心雨、邱孝高：《共享經濟下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行動框架》，《規劃師》，2018年第5期。
責 編／周于琬
Sharing and Good Governance: Value Demands of Future Urban Planning
Qin Hongling
Abstrac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determine that the future urban planning should take making itself more sharing-based as an important value demand, which is an issue meriting atten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planning. A city shared by everyone means it is a livable city in all respects and a harmonious city with co-governance, showing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a beautiful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planning, shared justice refers to the right, opportunity and freedom of citizens in sharing urban public space and public resources equally to the greatest extent,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promoting spatial equity through inclusive urban planning policies, and fostering spatial sharing through equal urban planning poli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od urban governance, making urban planning more sharing-based is the core value of the good governance of it, and effective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urban planning governance.
Keywords: sharing, inclusiveness, shared justice, value demands, urban planning
秦紅嶺，北京建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城市文化、建筑倫理與城市規劃倫理。主要著作有《建筑倫理學》《城市規劃：一種倫理學批判》《城魅：北京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的人文路徑》《她建筑：女性視角下的建筑文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