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發現：

·公眾隱私觀總體分值為58.69，屬于中等水平。其中，個體對私人空間的隱私意識分值最高（62.18）。

·公眾比較重視私生活和私人空間，但對公眾人物、公共空間的隱私保護意識還比較薄弱。為維護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公眾表現出愿意讓渡部分個人隱私權利的意愿。

·隨著智能終端和各類應用逐漸滲透到人們生活各個領域，移動互聯網時代的隱私泄露渠道也變得更加分散和隱蔽，公眾在互聯網上“主動暴露”隱私信息的現象比較普遍。

·維權程序復雜、維權成本高是當前妨礙公眾采取維權行為的主要原因，希望有關部門加大對網絡市場的監管力度成為公眾最主要的期待。

尊重和保護隱私既是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捍衛，也是一個文明社會發育成熟的重要標志。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數據開發利用與個人隱私保護已成為貫穿整個時代的核心命題。在“數字化生存”融入現代人日常生活的今天，人們可以足不出戶地享受舒適生活，方便快捷地獲取信息、表達意見。但與此同時，公民隱私保護也面臨著嚴峻挑戰。用戶在移動互聯網上留下的瀏覽記錄、出行痕跡、社交信息，經過大數據和云計算分析后，可以完整地還原本人的行為偏好，個人隱私“裸奔”的現象令人擔憂。

那么，在互聯網、大數據爆炸式發展，傳播技術、渠道不斷更新迭代的今天，公眾的信息安全意識和隱私觀念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企業要如何處理“個人隱私”和“企業利益”之間的關系？政府應采取哪些措施來保護面臨諸多威脅的公眾個人隱私？針對這些問題，2019年6月以來，人民智庫實施專題問卷調查，共回收來自全國各省市區、覆蓋社會各典型群體的有效問卷3860份。主要調查發現有： 

網絡時代公眾隱私觀的總體狀況、現狀評價及變化特點

當前公眾隱私意識處于中等稍高水平，總體有待增強

一般而言，隱私是與“公共性”相對立的概念。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張成崗教授認為，隱私可劃分為物理隱私和信息隱私兩大類，前者指個體私人空間，后者主要包含個體的人身特質信息。本次調查分別從私人空間、公共權力、公共安全、組織關系、家庭關系、公眾人物和公共空間等七個維度來考察不同情境下的個人隱私觀念。

為了更加直觀地展示調查結果，我們將公眾的隱私意識分值設定在0—100分之間，50分表示隱私意識為中等強度，分數越高，表示公眾的隱私意識越強，對這個維度的隱私權利也越重視。調查結果顯示，公眾隱私意識平均值為58.69。這說明當前我國公眾隱私觀總體處在中等稍高水平，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綜合不同維度公眾的隱私態度進行深入分析，我們發現，公眾最注重私人空間的隱私權利（62.18），其次分別為公共權力（60.23）和公共安全（59.84），而對公共空間（50.58分）和公眾人物（52.25分）的隱私意識相對較弱。

總體而言，公眾對我國的隱私保護現狀比較滿意

當問及“您認為我國對公民隱私的保護工作是否符合預期”時，39.87%的受訪者表示“與我的期待基本符合”，33.71%的受訪者認為“超出我的預期”，認為“與我的期待有一定差距”的受訪者占比為22.51%，還有3.91%的受訪者明確表示“與我的期待有較大差距”。此外，我們還對“我國關于個人隱私保護的法律法規效果”的公眾觀點進行了調查，發現超八成（82.93%）受訪者對我國當前關于個人隱私保護的法律法規效果持肯定態度。其中，47.85%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有效”，35.08%的受訪者認為“比較有效”，13.19%的受訪者覺得“一般”，只有3.88%的受訪者認為“沒多大效果”。

在網絡時代，公眾雖然非常重視個人生活和私人空間的隱私保護，但對公眾人物、公共空間的隱私保護意識還比較薄弱

現代社會越發展，隱私范圍越擴張。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發展、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個人隱私越來越受到重視。調查發現，公眾對個人生活和私人空間的隱私保護更加重視。其中，55.55%的受訪者贊同“即便是親戚，也不應打聽對方私生活的具體情況”，有53.76%的人贊同“未經主人允許或法律授權，任何人無權進入他人住宅”。中國的傳統社會本來是一個強調集體主義的農業社會，“隱私”在這種社會環境中并不利于促進人際和諧及維護社會關系，反而還會威脅到集體的團結、穩定及延續，這就導致數千年來國人并不重視個人隱私權。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大包大攬”式單位制和鄉村集體合作社的逐漸瓦解，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重心開始發生遷移，人們逐漸從單位這一公共屬性的生活中脫離，開始關注個人空間，對私生活安寧和住宅隱私更加看重。

此外，為維護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公眾表現出愿意讓渡部分個人隱私權利的意愿。52.59%的人贊同“為懲治老賴，銀行有權公開信用不良客戶的個人信息”，51.84%的人贊同“為維護司乘安全，企業在出租車、網約車中安裝攝像頭可以理解”，50.26%的人對“若公安機關要求檢查，任何情況下個人都無權拒絕”表示贊同，48.29%的人贊同“政府機關有權要求個人提供其詳細資料”，47.65%的人贊同“為協助破案，公眾可以對犯罪嫌疑人進行‘人肉搜索’，并在網上公開”。

隨著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公眾傳統的隱私觀念也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在公眾人物和公共空間方面，公眾的隱私保護意識還比較薄弱。在全民娛樂化時代，為滿足自身的好奇心以及豐富談資，很多人將越來越多的目光投向了公眾人物的私生活，花費大量時間在網上瀏覽偶像動態。調查顯示，41.71%的人贊同“為滿足粉絲需求，媒體公布一些明星的私人信息無可厚非”。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一些專業團隊甚至主動爆料或杜撰公眾人物的“私料”，從而達到吸引公眾眼球的目的，但這種做法卻忽視了公眾人物應有的隱私權利。

互聯網生活中公眾的隱私泄露途徑

隨著智能終端和各類應用逐漸滲透到人們生活各個領域，網絡時代的隱私泄露渠道也變得更加分散和隱蔽。在全球化時代，數據泄露已成為近年來網絡安全事件的重災區。2018年，全球知名的互聯網巨頭Facebook（臉書）因“劍橋分析”數據泄露丑聞而陷入空前危機；國內爆發的個人信息泄露事件也層出不窮，如AcFun（“A站”）900萬條用戶數據外泄、華住旗下酒店5億條客戶開房數據被隨意兜售、圓通快遞10億條快遞數據被違規售賣。從上述隱私泄露事件中不難看出個人隱私安全問題的嚴峻性，網站、酒店、甚至快遞公司都有可能成為信息泄露的源頭。

為了解隱私泄露的主要途徑，我們對公眾日常行為進行了考察，從“隱私與收益”、“隱私與便利”和“隱私與習慣”三個維度來分析不同情景下的個體行為，如圖1所示。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俊秀認為，現代社會的隱私往往被人們作為一種“通貨”來交換生活便利。本次調查結果也進一步佐證了這一觀點。在“隱私與收益”方面，47.15%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符合“為獲取商家實物、現金或代金券等回報，我會按要求進行實名認證、人臉識別或綁定銀行卡等操作”。由此可見，部分公眾將個人數據更多地視為一種資源，在企業支付一定經濟補償的前提下，可以考慮放棄個人隱私權并以此換取自身利益。

在“隱私與便利”問題上，有48.83%的受訪者明確表示“在一個陌生網站或APP注冊賬號時，我會采用第三方授權的方式直接登陸（如通過QQ、微信授權登陸）”，47.05%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符合“為了方便，在安裝APP時，我會允許它請求獲取的所有權限”，還有45.60%的人贊成“當公共區域存在未知開放的Wi-Fi時，我會嘗試連接上網”。

在“隱私與習慣”上，公眾普遍意識到日常接觸的紙質資料中包含大量個人信息，所以對紙質文件的處理態度往往比較謹慎。調查結果顯示，在本題可能泄露隱私的六種行為中選擇“在整理文件時，我會直接扔掉銀行業務單據、快遞單、火車票和機票等文件”不符合的人數比例最多（23.55%）。部分公眾對移動互聯網時代中更加隱蔽和分散的隱私泄露途徑還缺乏認識，“主動暴露”隱私信息的現象比較普遍。有47.47%的受訪者表示“我習慣在微信朋友圈、微博上分享自己的照片、定位、最近在做的事情等與自己生活緊密相關的事情”。這些行為表面看似沒有隱私泄露的風險，然而人們向世界縱情分享自己的私生活，其實就是向他人“主動暴露”隱私的過程。拿朋友圈來說，由于好友間并不存在權責明晰的保密關系，任何公開發布的信息，實際上都有可能被私下復制和傳播。

公眾對自我隱私的價值評價、維權手段及未來期待

我國公眾對自身隱私價值的評價較高，但隱私防范意識還有待提升

本次調查顯示，公眾對自身隱私價值的評價非常高，但較少主動采取保護措施。超過八成（81.86%）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的私人信息是有價值的。其中，認為“比較有價值”的比例為35.18%，表示“非常有價值”的比例是46.68%。同時，仍有部分人的隱私防范意識比較薄弱，隱私保護行為也不嚴密。當問及“您認為自己的隱私防范意識如何”時，在所有受訪者中，有27.41%的人明確表示“從未意識到需要保護”，有43.70%的人“有防范意識，但未采取過保護措施”，僅有28.89%的人“主動地采取保護措施”。

“維權程序太復雜”“成本太高”是妨礙公眾采取主動維權行為的主要原因

當個人隱私發生泄露時，由于訴訟的成本太高、處理程序過于復雜、缺乏便捷有效的維權途徑，公眾的維權積極性極易受挫。對于未采取過保護措施的受訪者來說，“維權程序太復雜、成本太高”（41.14%）、“取證困難、很難辨別隱私收集方式”（29.40%）和“資金等個人實際利益并未受損”（26.79%）是不主動維權的三大理由。

通過對部分“主動地采取保護措施”的受訪者進行訪談得知，為了維護人身財產安全，避免被外界過度打擾，他們通常會采取如下行動策略：一是權衡利弊后提供個人低敏感信息。如網購只填所在小區地址，而非精確到具體單元樓層門牌號，從而避免因家庭住址信息泄露而造成安全隱患。二是直接提供虛假信息來應對外界騷擾。例如，在辦理各種會員卡時，提供假姓名、假身份證號或虛擬手機號等。

統計結果進一步顯示，主動采取保護措施的受訪者對信息控制的效果通常持積極態度。超過九成（98.03%）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應對策略可以有效地防止隱私泄露。其中，有66.10%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有效”，有31.93%的受訪者認為“有些效果”。

希望有關部門加大對網絡市場的監管力度成為公眾最主要的期待

隨著人類進入5G時代，未來的科技發展必然會給整個社會帶來更多的變化。當問及“您對保護個人隱私最主要的期待”時，65.28%的受訪者表示期待“政府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嚴懲非法交易公民信息的行為”；58.83%的受訪者期待“政府加強對企業的監管，防止信息濫用”；53.03%的受訪者希望“個人多加留意，提高自我保護意識”；49.48%的受訪者期待“有關部門加大道德輿論教育，引起公眾重視”；還有部分受訪者期待“企業加強自我約束，防止過度采集用戶隱私數據”（36.53%）和“企業持續優化算法，解決技術漏洞”（16.04%）。由結果可知，公眾的期待主要集中在政府層面，希望有關部門進一步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明確隱私邊界，對企業收集數據的范圍進行限制，而對企業的期待程度則相對較低。

（報告還對公眾對企業收集用戶信息數據的態度進行具體分析，對不同年齡、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性別、不同地域、不同收入水平受訪者的信息安全意識和隱私觀念進行對比分析，并就維護信息數據安全、完善隱私保護制度提出建議與對策。因版面承載內容所限，僅在此呈現部分內容，獲取本報告完整版，可與《國家治理》周刊編輯部聯系。）

【執筆：張 捷】

責編：楊 陽 / 羅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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