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邦的小說，一半是煤，一半是土，他多年的創作一直都沒離開這兩個方面。縱觀他最近的作品，《黃泥地》關注鄉村社會的精神生態；而《黑白男女》敘述的是礦難之后，礦工家屬如何繼續生活的話題；這次的長篇小說《家長》依然沒有離開煤礦和鄉土，卻又不太典型：一方面，小說主人公延續了礦工家屬的人物譜系，另一方面也包含鄉下人進城的話題，在原有故事架構基礎上開辟了一個新領域，體現了題材上的求新求變。

《家長》開頭的節奏比較舒緩，不急于進入故事，描繪出一派恬靜自然的鄉村生活場景。然而在閑談中，又抖落出一段逸聞：六年級某女孩被爹娘訓斥之后賭氣自殺。在不經意間為整個故事埋下了令人不安的伏筆。不錯，對于子女的撫養和教育問題，正是《家長》的重心所在。整個小說看上去更像是一部寫給“家長”的“警世恒言”。

毫無疑問，用文學的方式處理這類社會問題，具有相當的難度。鄉村和煤礦的故事與現實太過切近，固然可以引起有關家庭教育等社會學議題的討論，但似乎很難從中提煉出可以生發的精神性命題。劉慶邦在小說序言里戲稱自己是在“念難念的經”，對于評論者來說，小說本身又何嘗不是一部“難念的經”？

今天的純文學作家普遍不愿涉足公眾話題，大概會覺得這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做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擔心自己的小說流于通俗而不愿屈就；另一方面其實也是欠缺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這樣看來，《家長》對于當下創作的啟示顯而易見。“新聞結束的地方，小說如何開始”的老生常談在劉慶邦這里有了新內涵。

《家長》中，王國慧一家大概算是典型的中國家庭，父親忙于工作，對孩子的事完全不操心，不僅不聞不問，甚至很多時候還會對孩子施加諸多負面影響。母親王國慧對孩子要求太多，管得太多，管得太細，管得太死。對于她來說，一切都是為了兒子，這大概是所有家庭悲劇的根源。而為了兒子則體現在對孩子學習的片面關心上，孩子的學習是第一位的，一切都必須為孩子的學習讓路，所有的悲劇也因此而來。錯誤的家庭教育會毀掉一個幸福家庭，而《家長》顯然正是這種社會現實的集中反映。

整個《家長》的敘述語調包含著一種微妙的反諷，小說并不指望讀者依據移情機制順利地站在主人公王國慧一邊，相反，作者有意要讓人們看到她的自以為是，從而塑造一個負面的母親形象——“中國式家長”的典型。應該說，王國慧這樣的家長構成了今天中國家長的絕大多數，他們自己辛苦奮斗大半輩子，把一生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生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為了孩子無所不用其極，最終導致兒子何新成精神失常。這顯然是當代文學中一個令人警醒的母親形象。因此，《家長》試圖引出的話題在于，我們今天怎樣做家長？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的家長變得越來越焦慮，圍繞學區房、課外班和升學考試挖空心思、寢食難安。《家長》猶如一面鏡子，照見我們內心的焦灼與不安，也讓我們不斷檢討自己，王國慧會不會就是我？我的孩子將來會不會成為何新成？小說揭示出某些家長狹隘的成功觀：有錢有地位才是成功，快樂不是成功。所以在家庭教育中，不少父母不愿意讓孩子甘愿去做一個平凡人。因此，《家長》的警示意義在于，如果所有家長都在不斷“奔忙”，所有的孩子都在被迫“上進”時，何新成的悲劇就在所難免。

對于《家長》來說，鄉下人進城也是小說中非常重要的敘事線索。從鄉村到城市的轉變，母親王國慧顯然適應得不錯，盡管她剛開始甚至不知道開家長會要不要坐在操場上，但她很快就能得心應手地按照城市邏輯行事。但對于未成年的兒子來說，這種轉變很難被迅速適應。縱觀何新成人生軌跡的突變，從農村到城市是不可忽視的一環。何新成一下子失掉了在鄉村小學時的優越感，他在班級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從雷打不動的三好學生變成學校里被嘲笑、被欺負的對象，這不可避免使他的心里裝滿了委屈。而作為家長，王國慧不僅沒有及時疏導孩子的情緒，反而以各種形式加重它，最終讓孩子走上歧路。小說在這里設置的進城情節，將單純的教育問題勾連起復雜的城市化進程，為所探討的家庭教育問題平添了現實的厚重。

《家長》也寫到一些別有意味的細節。比如，作為三好學生的何新成有一次曠課跑到趙老虎家，幫臥病在床的趙老虎倒尿壺，結果被王國慧狠狠教訓了一頓。這里當然有趙老虎忽悠未成年人、讓他為自己服務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卻讓我們看到何新成內心的善良。結合此后的花貓事件，以及與周麗娟的戀情，小說偶爾會透露出一種微妙的敘事聲音，呈現孩子的赤子之心和純真天性。恰恰是這些隱而不發的部分，能夠讓人感受到整體諷刺氛圍中溢出的情感漣漪。

“來自平民，出自平常，貴在平實，可謂三平有幸。”林斤瀾先生曾經這樣評價劉慶邦的小說。以平淡樸實的方式，關注尋常人生，進而提煉出平凡卻深切的啟示，這是劉慶邦的貢獻，而他的《家長》，再次讓我們領略了這種可貴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