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認識人類經濟的性質，如何認識我國100多年特別是最近40年的現代化經驗？從世界經濟的歷史不難看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本質是一種全球性的分工和交換經濟，分工、國際分工是經濟增長的基本途徑，開放是分工發展的前提條件，打破國家壁壘的自由貿易港等經濟特區就應運而生了。通過比較我國前30年和后40年的發展經驗，進一步發現了即便是文化、人口大國也不能孤立于世界經濟的發展，外部沖擊、對外開放是我國經濟有效發展的基本經驗，而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更是推進我國體制改革、開放發展的重要抓手。

【關鍵詞】現代化 全球化 對外開放 自由貿易區 開放經濟

【中圖分類號】F127.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2.00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全方位、高速度、系統性的巨大成就，2018年GDP突破90萬億元，人均GDP接近1萬美元。如何全面認識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國土廣大、經濟落后的大型國家的發展問題，準確揭示中國奇跡的發生條件、一般原則和實施方式，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的智慧和方案，這顯然兼有理論和實踐上的雙重意義。如果把現代化理解為在人類文明全球化背景下的工業化、市場化、民主化的發展進程，那么1840年鴉片戰爭的慘敗揭示了我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落后，我國開始了現代化的探索和發展。100多年的歷史反復表明：全面開放、認真學習世界先進文化就是實現現代化的基本戰略，自由貿易試驗區更是促進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手段。

人類經濟是全球化經濟

人類是全球發展的生物。人首先是一種生物，一種在自然界產生、從自然界獲得物質資源才能夠生存、發展的生物。人又是從一種社會化、全球化的生物，20萬年前完成進化、具有語言等能力的晚期智人，一波又一波地沿印度洋海岸線走出非洲，經北非、西亞而漸次進入了亞洲、歐洲、澳大利亞等地區，經過不斷繁衍、擴散、競爭、發展，成為了現代人的直接祖先。大約13000年前的最近一次冰期結束后，各地人類嘗試培育、播種小麥、水稻等谷物，馴養動物，使用金屬，發明文字，文明漸漸開始了。約5500年前，埃及尼羅河流域、中東兩河流域首先出現了城市和青銅器文明，隨后興起了印度河流域文明、華夏中國文明、希臘愛琴文明等古代文明。

作為一種異養型、單性生長、個體脆弱的生物，人的天賦能力和天文、地理、氣候、礦產、生物等自然資源不足以滿足人的不斷增長變化的生存和發展的消費需要。孤立脆弱的個體如果要生存、發展，就必須克服人的自身和外部的自然條件的限制，克服人的個體能力和地方資源的限制，在更大地區、更長時間利用各種來源的勞動和資源，更大規模和更高效率地持續創造價值。以中國文明為例，從其形成、發展到現代化，從古代的部落、皇朝到現代的國家，一直不是單一民族孤立發展的結果，而是全球性的分工、交流、競爭、融合的結果。即如西周何尊銘文“宅茲中國，自茲乂民”，中國不只是地理、民族、國家的概念，更是宇宙、天下、文明的概念。

分工、國際分工是經濟增長的基本途徑。人類如何更大規模、更高效率地持續發展？在邏輯和經驗上，就是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充分發揮每個人、所有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建立一種基于知識的創新、擴散、應用的高效率、可持續的經濟體系，人盡其能，物盡其用，從而實現經濟增長和消費滿足。改革、開放的本質和內容是什么，創新、增長、滿足如何克服個體和自然、時間和地域的限制，實現每個人、所有人的協同發展？其采取的基本方法就是人類的分工勞動或勞動分工，就是各種形式、各個地方的分工，就是分工的不斷進化和擴展，就是基于分工的交換、競爭和合作，分工是交換、競爭、合作和增長的前提和必要條件。

分工是指人們從事各不相同的勞動或工作，生產不同的產品或商品，或者完成產品或商品的不同部分或環節。分工可分為兩類：個人、家庭、企業等獨立的社會經濟主體之間為生產不同產品或商品的社會分工，獨立的家庭、企業、政府、軍隊等組織內的個別分工。社會分工是交換、競爭、合作的必要條件，是分工的基本形式。社會分工不僅在地區、國家內部展開，還在地區、國家之間展開。所謂的勞動創造了人類本身和人類文明這一命題，其內涵實際上是指分工勞動或勞動分工才是人類活動的本質特征和社會財富的主要源泉。

對于勞動、勞動分工和勞動的國際分工，從古代的柏拉圖、色諾芬到配第、狄德羅、杜爾閣等人都給出了精彩的論述，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開篇就把分工置于經濟增長和經濟理論的基礎性位置：“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斯密進而提出了分工的三大作用：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免除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的時間損失；勞動中的機械發明能夠簡化和節省勞動。換言之，分工能夠提升人力資本；分工能夠導致組織創新，降低交易成本；分工能夠導致技術創新，降低生產成本。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第十四章也提出，工場工業的分工和協作在歷史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馬克思、恩格斯1846年《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表達了對分工的高度崇敬：“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于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

開放是分工發展的前提條件。分工是交換、競爭、合作的必要條件。分工以及交換、競爭、合作還應當是自由的、社會性、交互性的人類活動，必須打破文化、地理、國家等因素對分工的限制。然而，各具特色的地方性、國家性的習俗、道德、法律又限制了分工和交換，甚至出現了地方割據、小國林立的現象，某些國家內部還出現了地區、行業、民族之間的相互封鎖現象。不同的、眾多的社會主體如何能夠參與分工，每一個分工者如何能夠自由地、理性地參與分工，分工為何和如何出現、持續和擴展，分工如何通過交換、分配而實現效益？

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不僅開宗明義地闡述了分工及其原由，而且提出了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的命題。由于國內開放、國際開放才能夠保障分工擴展和經濟增長，斯密還提出了國家改革、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張，自由放任與國家干預之爭長期貫穿于各國的思想史和制度史。由此，勞動和資本在國內和國際自由流動和配置，分工在國內和國際不斷擴展和進化，企業內的個別分工和合作形成了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自由競爭、國際開放的社會分工勞動形成了迂回式生產、聚集經濟、城市化和世界經濟，這才能夠不斷降低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成本，全面提高勞動、資本的配置效率。為了促進國際分工和交換，我國古代曾經在邊境地區設置榷場，16世紀地中海沿岸出現了自由貿易港等經濟特區。

馬克思、恩格斯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對于分工、競爭和全球化提出了至今仍然具有指導意義的一系列理論洞見：“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的多種多樣的層次。”然而，資產階級時代“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從大工業和世界市場建立的時候起，它（資產階級）在現代的代議制國家里奪得了獨占的政治統治。”由此，“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1848年《共產黨宣言》和1867年《資本論》發表之后，人類迎來了第二次、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和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資本主義從國內的分工和競爭走向競爭和壟斷，從國內競爭走向全球競爭。1991年通過的《歐洲聯盟條約》更是打破了經歷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民族國家的森嚴疆界，確立了立法、貨幣和財政政策、外交的共同政策，實現了商品、勞務、人員、資本的自由流通，歐盟超越了各國分散改革、多頭開放的自由貿易港模式，成為了跨國、超大的自由競爭、開放發展的經濟體。20世紀末21世紀初，隨著電子計算機和互聯網、移動通信、生物技術、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科學、技術和生產創新，國際分工和交換又呈現了新的特征，從產業資本、商業資本主導的工業時代走向金融資本、知識資本主導的后工業時代。相應地，資本主義政治和社會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十項措施，諸如把地租用于國家支出、征收高額累進稅、廢除繼承權、擁有國家資本和建立國家銀行、逐步消滅城鄉對立、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許多國家已經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實現，部分國家還實行了從小學到大學的義務教育，建立了從搖籃到墓地的社會福利體系。

我國開放發展的階段和問題

中國古代文明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沖撞、交流、融合的結果，是八方交通、三教并設、思想兼容、四民競爭的產物。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1949年以來的70年的我國發展過程，更是不斷尋找、交流和吸收世界文化先進成果，探索、推進和優化國家現代化的過程，外部沖擊、對外開放對于我國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推動作用。

前30年的曲折開放。從邏輯和經驗的角度，任何個人、企業和國家的發展戰略，都應當是基于國內的知識、勞動、資本等各種條件和國際環境，在適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的支持下，通過全球性的分工和交換、競爭和合作，生產提供具有比較優勢的貨物和服務，最大化滿足廣大人們的消費需要。

早在1945年黨的七大的《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同志就明確提出“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保證國家企業、私人企業和合作社企業在合理經營下的正當的贏利，使公私、勞資雙方共同為發展工業生產而努力”。“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提出：“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以上的一系列理論和政策，都為我國的社會分工、國際開放的發展戰略提供了理論依據。

由于種種原因，我國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和資源配置方式上過早推行了非公有制經濟改造和計劃經濟體制，在對外關系上從最初一面倒的中蘇合作到后來的反帝反修，推行的主要是國內平衡發展、自力更生為主的計劃經濟、封閉經濟發展戰略，這種雖迫于無奈但長期偏執的進口替代的經濟型式，在很大程度上割斷了中國與世界之間應有的發展聯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迅速發展的世界科技、經濟、政治、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這種經濟效應幾乎不為我們所認識和分享。相反地，我國在許多方面進行了規模巨大的重復性、高消耗、低效益的人力資本和固定資產投資，我國GDP占世界比例從1950年到1978年一直停留在5%，1978年我國人均GDP不足160美元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超過2000美元。1978年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指出：“國國民經濟一度瀕于崩潰的邊緣，科學技術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

盡管如此，由于封閉、管制的計劃經濟未能有效解決經濟增長的動力、創新、積累和穩定問題，我國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長期停滯，對外開放仍是我國彌補計劃經濟不足的一項重要政策。事實上，我國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蘇聯的經濟和技術合作，而中美代表早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也開始了接觸商談，1955年8月1日至1970年2月舉行了136次大使級會談。隨著國內經濟政治形勢的惡化，我國1971年恢復了聯合國席位，1972年促成美國尼克松總統訪華，1972年中央陸續批準進口成套化纖、化肥、煉鋼、化工等設備，1973年批準國家計委《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我國還是開始調整了過去片面、被動的對外開放政策。

后40年的開放發展。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幫”，特別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對外開放過程實際上就是改革發展過程，我國4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對外開放和對外開放推動的對內開放。后40年的開放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976年至1991年，開放發展的探索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通過對外開放、對內改革，逐漸打破原有的計劃經濟、封閉經濟體制，重大舉措包括：1977年提出了加速經濟建設、擴大技術和設備引進的新躍進、洋躍進政策，宣布從1978年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978年華國鋒、鄧小平同志作為國家領導人時隔20多年首次出國訪問歐洲、日本，耳聞目睹了中外發展的巨大差距，進一步堅定了開放發展的改革決心。1979年全國人大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這是我國對外開放先于對內改革而頒布第一部企業法，隨后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而面向國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伙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遲至1993、1997、1999年才先后通過；同年7月，中央批準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出口特區，次年改為經濟特區，由此揭開了我國開放發展的序幕。1980年，我國恢復了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1984年，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14個沿海城市對外開放，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1986年，我國開始恢復中國在關貿總協定中締約方地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同年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閩南三角地帶等61個市、縣辟為沿海經濟開發區，1990年4月提出上海浦東開發開放問題，我國逐漸形成了從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到沿海開放區的對外開放格局。

1992年至2001年，開放經濟體制的初建階段。1992年1月至2月鄧小平同志在武漢、深圳、珠海、上海等南方地區發表不爭論、大膽開放的講話，8月中國與韓國建交，10月黨的十四大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1993年4月，海峽兩岸在香港、澳門基本法相繼通過后開始和談，兩岸四地經濟逐漸開放融合。1994年，對價格、企業、財政、金融、外貿等方面全面改革。1999年，國內首批20家私營生產企業獲得自營進出口權；2001年11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第143個成員國，我國從計劃經濟、封閉經濟初步轉向市場經濟、開放經濟，開始全面融入世界經濟的發展道路。

2002年到2016年，開放經濟體制的完善階段。我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基于成員國法律、法規和行政程序與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相一致的原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第15條規定，在未來15年的過渡期內，接受反補貼、反傾銷調查的中國產業如果能夠證明在制造、生產和銷售（manufacture, production and sale）該產品方面具備市場經濟條件時就使用中國國內價格或成本進行比較，否則就使用替代國的價格或成本。為了發展現代化、開放型經濟，我國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發展開放型經濟，黨的十八大、黨的十九大繼續提出發展全面開放的開放型經濟。

我國開放發展中的問題。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建設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封閉經濟基本轉向市場經濟、開放經濟，國內增長全面得益于世界各國的知識創新、技術進步、國際分工、國際貿易。但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自由公平的市場經濟體制有待實現，全面依法治國任務依然繁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對外開放、體制改革進入了攻堅期和深水區。

從國際形勢上看，世界在力量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的同時，也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技術進步速度放緩，經濟增長動能不足，民粹主義活動興起，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期。隨著中國不斷提高經濟實力和2008年美國和世界爆發的金融、經濟危機，國際分工不斷調整，國際競爭又趨激烈，歐洲議會2016年5月竟然以中國未滿足歐盟有關確定市場經濟地位的五個標準為由，決議不支持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隨后日本、美國相繼不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中國與美國等國家之間頻繁發生了經濟、文化和政治爭端，美國進口關稅率從2017年底歷史低位的1.5%提高到了2018年底的3.2%，2018年全球貿易增長率也下降到2008年以來的最低點3%。

自由貿易試點與大國開放經濟

以自由貿易試點推進我國改革開放。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正從計劃經濟、封閉經濟全面轉向市場經濟、開放經濟。但是，我國距離企業平等地位（國民待遇）、產權有效激勵、市場統一開放、競爭公平有序、價格反應靈活、要素自由流動的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尚有許多不足，某些領域改革相對滯后，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有待落實。特別是2017年以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進入了大國開放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那么，我國如何闖出改革的深水區和攻堅期，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的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等自由貿易試點，不失為推進體制改革的重要抓手和中介措施，以開放倒逼、促進改革和發展。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就曾有自由貿易港之議，自由貿易港后來轉身為我國的各類保稅區。1990年9月，我國首次批準在上海浦東開發區設立上海外高橋保稅區，集自由貿易、出口加工、物流倉儲及保稅商品展示交易等多種經濟功能于一體，實現商品、人員、商船關稅豁免、自由出入。隨后，我國建立了保稅區、出口加工區、保稅物流園區、跨境工業園區、保稅港區、綜合保稅區等不同類型的自由貿易區，保稅區數量到2018年達到135個，這些依法設立、境內關外、封閉監管、政策優惠的經濟特區又稱為海關特殊監管區域。2013年7月，國務院又批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在貿易和投資等方面賦予比世界貿易組織更加優惠的制度安排。2015、2017、2018、2019年，相繼批準設立了廣東、天津、福建三地，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川、陜西七地，海南，山東、江蘇、廣西、河北、云南、黑龍江六地等總計18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形成了開放試點覆蓋全國、多種開放形式并存的開放創新格局，在投資貿易自由化便利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政府職能轉變等領域進行了大膽探索。

自由貿易港性質的外高橋保稅區1990年落戶上海浦東，就帶著沖擊落后的生產關系和管理體制，打破計劃經濟的樊籠，引入國際通行、普遍有效的創新基因的改革初衷。2013年以來新一輪的自由貿易試驗區擴展，目的依然是全面沖擊、依法改革滯后性、不合理的各種體制。按照2018年《國務院關于做好自由貿易試驗區第四批改革試點經驗復制推廣工作的通知》，自由貿易試驗區就是為了全力推進制度創新實踐，并將改革試點經驗在全國范圍內復制推廣。復制推廣的主要內容，既包括在全國范圍內復制推廣的改革事項，諸如服務業開放領域、投資管理領域、貿易便利化領域、事中事后監管措施的改革事項，又包括特定區域復制推廣的改革事項，這些領域的制度創新還要有政府治理改革、民主法治建設、文化建設等方面相配套。到2016年，國務院依法調整了51項法規和某些審批事項，推廣了100多條可復制經驗。從今后看，通過將自由貿易港、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各地試點改革經驗推廣全國，消除國內的城鄉、地區、行業、所有制之間和中外之間的各種不合理規定和做法，建成公平競爭、全面開放的現代化經濟體系，而完成改革試錯使命的經濟特區、科技園區、經濟開發區、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等也要退出中國舞臺。

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條件保障。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不只是為了推進經濟體制和政策方面的改革開放，建立公平競爭、全面開放的現代化經濟體系，還應當是為了全面推動對內開放、對外開放，為了全面實現經濟公平和社會公平。為此，我們還必須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吸收人類文明有益成果，全方位、系統性地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體制改革，構建人民主體、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

一是以人民為中心、為主體的民主法治保障。分工、交換的主體和動力是什么，開放、改革的主體和內容是什么？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已經概括了未來社會的核心命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也再如我國憲法和黨的十九大報告所堅持的，我國和世界發展經驗所揭示的：以人為本，人民主體，全面依法治國，這才是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發展大國開放經濟的根本保障。具體而言，就是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就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各項權利，就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外開放是為國內外居民、企業提供自由平等的發展條件，是為了平等有效地走出去和引進來；對外開放還內含著、要求著對內開放，國內的城鄉居民、公私企業更要一視同仁，公平競爭。只有充分尊重和保障了每個人、所有人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體現人民的意志，尊重人民的首創，只有全面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凡是在我國境內居住的所有居民、注冊的所有企業都一視同仁、平等對待，才能全面、深入、持續地激勵每個人、每個企業從事社會經濟活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讓一切擁有各種資源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在一定意義上，法律中的權利、自由與公平與經濟中的分工、交換和開放在本體和實質上并無二致，擁有充分平等權利的個人才能有效地分工、交換和開放，未來我國的現代化經濟就是自由準入、充分分工、內外平等、公平競爭、創新推動、法治健全的市場經濟、開放經濟。

二是全面提高廣大人民的知識和身體素質。個人、企業、國家之間的一切競爭在本質和根源上都是人的競爭，而教育和醫療是形成人的勞動能力或綜合素養的基本途徑。根據國家統計局2015年人口抽查數據，我國人口存在著以下幾個嚴峻問題：（1）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老齡化趨于加速，60歲以上人口占比高達16.15%，遠遠超過國際通用的10%的老齡化標準。（2）人口的教育程度偏低，6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980年為4.5年，2015年為9.4年，剛剛達到初中學歷。（3）科學素質偏低，2015年我國公民具備科學素質的僅占6.2%，2018年僅占8.47%。（4）健康水平有待提高，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有待完善。（5）人口的民主、法治素質也存在著不足，社會治理體系有待完善。從國際經驗上看，2010年歐洲、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等高收入國家的高中及以上人口平均占比為74%，沒有一個國家低于70%；15個中等收入國家的高中及以上人口平均占比為72%。然而，我國高中及以上人口2010、2015年僅占22.9%、27.8%，遠遠低于高收入、中等收入國家的教育年限，居民現有的人口結構、教育水平、科學素質等難以滿足國內發展、國際競爭的現代化建設要求。

三是全面提高我國的知識創新能力。據國家統計局、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等統計，2017年我國專利、商標申請數量，遠遠超過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的總和，其中工業設計、實用新型分別占世界的95%、50%以上，中文論文數世界第一，僅研究開發經費、SCI收錄的中國論文數等居世界第二。不過，我國專利中缺乏實質性創新的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多而發明專利偏少，擁有有效發明專利的企業中僅有2.2%向境外提交國際專利申請；論文數量多而篇均引用次數偏低，有知識創新的論文更少；研究開發經費總量大而人均水平偏低，基礎研究經費占比長期不足5%而歐美日韓大多超過15%。總之，我國基礎性、前沿性、關鍵性創新能力依然嚴重不足，經濟運行和增長效率不高，某些指標有惡化趨勢，如1999、2009、2018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分別相當于當年GDP的36.4%、67%、71.7%，2018年我國約生產、投入了全球鋼材、水泥、煤炭的61%、58%、50%而生產了世界15.8%的GDP，我國只有華為、中集、大疆等極少數企業的技術水平開始具有國際競爭能力。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創新能力是引領個人、企業發展的第一動力，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依然任重道遠。

（國家開發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徐帥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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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周于琬

Free Trade Ports: The Important Fulcrum of All-round Opening in the New Era

Li You

Abstract: How do we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human economy and China's more than 100 years of modernization experience, especially in the last 40 year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human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essentially based on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exchange. Division of labor, especially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s the basic approach to economic growth, and opening up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division of labor. As a result,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uch as the free trade ports designed to break barriers between countries are created. By comparing New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before and after 1979, it can be further found that no countries can develop by isolating themselves from the world economy, those with a great cultural influence or a large population are no exception. Dealing with the external impacts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re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China's eff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Further, the free trade experimental zones and the free trade ports are the important fulcrum for promoting China's institutional reform, opening-up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opening-up, free trade zone, open economy

李由，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市經濟學總會理事兼副秘書長。研究方向為政治經濟學、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主要著作有《大國經濟論》《公司制度概論》《中國轉型期公共政策過程研究》《新編政治經濟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