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移動通信技術的迅速發展使新聞媒體面臨困境和問題，5G則為媒體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機會。我國傳統主流媒體近十多年來持續進行的融合和轉型實驗，為建設新型主流媒體打下了良好基礎。5G時代，應該在“固本”的基礎上尋求“創新”，要擔負起探尋真相、引導輿論、服務社會的責任;應加快建設自主平臺，突破現有的平臺壟斷;積極拓展媒體職能，借智庫建設提升專業新聞的品質和服務;在積極擁抱新技術的同時堅持正確的價值觀和技術理性，重塑主流媒體的公信力和影響力。
【關鍵詞】5G 新型主流媒體 技術變遷 改革
【中圖分類號】G30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1.002
技術發展一直在帶動和助推新聞業的變革。2019年6月，中國廣電和三大基礎電信運營商一同獲得了公信部頒發的5G商用牌照，我國正式進入5G商用元年，5G對新聞業的影響也再度受到關注。在我們跨入這個技術造就的新時代的同時，也同時經歷著國際間政治和經濟力量博弈而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從中美貿易摩擦到香港街頭暴力事件，中外各類媒體包括自媒體在內的種種表現，從另一個角度展示出技術推進中的新聞傳播的復雜生態。
當今林林總總難以計數的信息傳播媒介，哪些才是最有影響力的？近期有學者做了小范圍的問卷調查，發現“微信群竟然是信任度最高的媒體，超過紙媒、電視等傳統主流媒體”，“閱讀新聞使用最多的終端是智能手機，幾乎是100%，最少的是報紙，連電視亦不到1/10”。由此認為，“5G將徹底顛覆主流媒體的概念”，[1]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當我們以新聞業變遷的視角來看5G時代的種種可能性，確實不能不追問：什么樣的媒體才能真正成為主流？一貫以主流為己任的傳統主流媒體，能夠把握這一次技術升級的歷史機遇，在風云變幻、百舸爭流中再立潮頭、引領方向嗎？
技術升級引發的困境和問題還要靠技術來“解鈴”
移動通信技術從1G發展到4G，數據傳輸速率不斷提升，為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為代表的互聯網公司以規模經濟模式率先取勝創造了機會。在信息傳播領域中，傳統媒體在規模經濟主導下的流量之爭中因為在基于社交的關系鏈傳播和基于AI的算法型的內容推送方面先天不足而明顯落伍，市場份額和影響力都嚴重受損。傳統媒體的衰退引發的一些問題，值得深思。
長期以來，傳統媒體機構受到黨和國家的嚴格監管，以報道新聞、宣傳政策和引導輿論為己任，而互聯網平臺恰恰不同，其以匯集流量和沉淀用戶迅速跑馬圈地，獲取投資回報。當4G時代各大信息聚合平臺成為傳播的主要端口后，傳統媒體的渠道失靈，受眾流失，不得不寄托于外部平臺，按平臺方制定的業務體系和游戲規則行事，實際上淪為外部平臺的內容供給方。比如，微信公眾平臺媒體對媒體的推送權限作了嚴格規定，媒體的內容要被依照《微信公眾平臺運營規范》加以審核；抖音和梨視頻等也都制定了時長標準，傳統紀錄片因不合乎要求而被排除在手機應用之外。在平臺的競爭規則誘導下，一些媒體為了迎合年輕用戶，把嚴肅新聞改造成為答題游戲。凡此種種，說明新聞媒體在平臺公司的“馴化”下，逐漸喪失了自主權。這種現象并非只在我國才有，有研究發現，《紐約時報》新聞報道平均單幅的字數下降了24.3%。[2]近幾年中不少新聞媒體迫于市場壓力而縮編，首先撤除的是承擔深度報道、調查報道任務的相關部門，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傳統新聞業的危機。
當微博、微信等社交平臺在信息傳播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傳統的編輯“把關”與內容分發模式越來越多地被機器和算法取代。正如一些學者批評的，在市場利益的驅動下，用戶喜歡、利潤豐厚的內容模式會被廣泛采用，而幫助公眾了解什么才是最重要、最值得關注的公共事務這些原本屬于傳統媒體的職責，在互聯網資本入駐新聞傳播行業以后，卻逐漸被淡化。[3]這種變化一方面導致了“假新聞”和“洗稿”現象泛濫；另一方面還引發“信息繭房”和“圈層化”的問題。當用戶局限于自己所感興趣的內容，只與和自己立場觀點相一致的人交流，必然會失去對外部環境的整體了解與把握。而圈層之間的對立和群體的極化也容易發生，從而引發輿論危機和社會動蕩。
5G時代，我們需要警惕這些問題進一步強化。因為互聯網平臺強大的資本和技術優勢歷來是新聞媒體無法比及的，而互聯網公司對經濟利益的追逐和專業新聞媒體對社會效益與公共價值的追求又是必然的差異和矛盾。事實已經證明，互聯網平臺并不可能像專業媒體一樣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和自覺維護公共利益，要解決當下社會信息傳播的生態問題，必須重新認識和確立專業新聞媒體的價值。無論從保證社會正常運行還是促進新聞業健康發展來看，都需要傳統主流媒體加大自我改造革新的步伐，努力建設成新型主流媒體，在社會輿論場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而實現這種轉變，還是要依靠技術升級，5G就是解開這種困局的一把鑰匙。
有學者提出，5G開啟了互聯網發展的“下半場”，為專業媒體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會。隨著BAT企業“跑馬圈地”式的發展模式的終結，“5G時代極大促進社會的‘線下’生活向著‘線上’轉移，因此，需要更具專業分工的‘在地性’資源與力量的協同和參與，僅僅靠互聯網公司的‘連接力’已經難以承擔起‘線上’社會生活‘加寬’、‘加細’和‘加厚’的任務和要求。在這一新的發展階段，BAT公司構造自身價值的重點已然不是規模化地將自身做大，而是促成社會的、商業的、文化的及個人的資源與能量在自己已有的粗放型的連接平臺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換言之，幫助更多的人、更多的企業、更多的機構在自己的平臺上獲得成功，這就是在5G時代的BAT企業的未來價值發展的方向所在。對于傳統媒體而言，互聯網發展‘上半場’時所遭遇的問題大多數已經不成其為問題，比如在5G時代，‘流量（用戶）’流失的危機在BAT（或取代BAT的其他互聯網公司）的平臺上已經是隨處可得的富余資源。換言之，流量不是問題，用戶也不是問題，你有沒有某種專業的服務于用戶的適用能力才是問題。在這種情形下，傳統媒體只要善用‘在地性’的優勢，就能獲得非常好的發展機遇”。[4]雖然這些分析和預測還有待實踐檢驗，但其理論邏輯是成立的。傳統主流媒體應該抓住這一歷史機遇，有所作為，重新建立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力。
5G前的技術應用實驗為打造新型主流媒體奠定了基礎
從我國傳統主流媒體近十多年來在互聯網和移動通信技術推進下，持續進行的融合和轉型的實驗來看，這些媒體在改革的決心、探索的耐力和創新的精神方面已經具備了良好的基礎。
5G之前，各項新興技術已經在新聞傳播中得到很好的應用。一個最有代表性的觀測點是全國“兩會”，每年一度的“兩會”既是各類媒體角逐的“主戰場”，也是各種新技術亮相的最佳“展臺”。有研究者將2005年以來“兩會”報道所運用的熱門技術（包括依托于某項技術所出現的新型平臺，如微博、微信等）進行了總結和梳理，制作成“技術變遷時間表”（如下表所示），讓我們可以看到迅速發展和迭代的技術，一直是推進新聞媒體變革的重要力量之一。
技術變遷的歷史也是媒體變遷和新聞變革的歷史，新聞生產在這段歷史中發生了諸多變化。
一是新聞生產主體的變化。從博客、播客等自媒體的興盛到微博、微信等網絡社交平臺的活躍，新聞傳播主體突破了職業工作者的范圍，擴展為所有愿意發布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的普通民眾。近兩年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機器也成為新聞傳播主體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機器背后是操控它的專業人員，但“人機合作”相比單一的人類傳播者，依然是一種“質變”，而且人工智能發展的前景目前尚不可定論，利益與風險都需審慎評估。
二是新聞產品的變化。近年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聞產品，如可視化信息圖表、H5、小游戲、VR/AR視頻等層出不窮，大數據技術的發展創新了新聞解讀模式。如人民日報2017年的H5作品《傅瑩邀請您加入群聊啦》，上線第一天點擊量就突破600萬次，成為現象級產品。2018年，新華社推出的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的H5產品《給舊時光上色》，讓網友對H5中的舊照片上色的過程中，去回憶改革開放時期的種種時光，再度引發刷屏效應。VR全景式報道自2016年起幾乎成為各大新聞事件報道的標配，人民日報2019年還推出三場“5G+VR”直播活動。新華網2018年引入“Star”生物傳感智能機器人，能夠檢測出觀眾在聽政府工作報告時的情緒變化，并通過人機交互等技術轉化為數字，精確分析出觀眾“心潮澎湃”的瞬間，據此繪制出“情緒曲線”，生產出國內首條生理傳感新聞。2018年11月，新華社與搜狗公司合作，推出全球首個AI合成新聞主播，在2019年“兩會”期間播報新聞。可以肯定，隨著不同的技術開始“跨界”整合，新聞產品的呈現方式將更加新穎和多樣化。
三是新聞生產方式的變化。技術成為新的內容生產力，帶動新聞生產所有環節發生變化。首先，在選題策劃環節，以往傳統媒體主要依據時事熱點、宣傳管理部門的指令、媒體同行的選擇和編輯記者的經驗等確定選題，由于技術的限制，難以得到動態、全面的反饋信息，并及時進行動態調控。技術的發展促使記者編輯可以利用大數據系統對熱點事件的傳播方式、傳播軌跡、傳播人群進行分析，找到受眾關注的問題，更加及時地發現與跟蹤新聞線索，更加迅速準確地預測熱點發展趨勢，對信息的抓取也更加精準及時。人工智能、大數據、互聯網的發展還促使可供媒體選擇挖掘的新聞素材呈現幾何倍數的遞增，如人民日報“中央廚房”開發的“線索與熱點發現系統”，與騰訊、搜狗等多家知名互聯網技術公司合作，對幾十萬家新聞網站、微博公眾號、微博賬號、論壇進行全網實時監控，在第一時間捕捉到輿情熱點，方便記者編輯及時獲取線索信息。
其次，在內容采集環節，可穿戴設備、無人機、電子芯片等已經成為媒體人的“千里眼”和“順風耳”，是新聞信息的搜集利器，能夠將一手信息在第一時間帶回，并提升了信息挖掘的廣度與精確性，為優化和拓寬新聞信息源起到了關鍵性作用。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進步，利用機器人等智能系統進行新聞采訪成為新熱點，新聞采集智能化水平進一步提升。2017年“兩會”期間，新華社派出機器人“i思”，在會議現場采訪代表委員，同時智能收集相關數據并進行分析。2018年，新華社和阿里巴巴共同研發出國內第一個媒體人工智能平臺“媒體大腦”，運用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能夠迅速掃描數億個網頁，從中收集文本、圖像、視頻等數據。除此之外，VR攝像機、直播云臺、可穿戴設備等各類高科技多媒體裝備使記者的捕捉能力和報道能力增強。
最后，在內容加工環節，技術驅動下的編輯流程更加集約，制作方式更加高效。近年來，各大媒體相繼推出“中央廚房”，進行集約化的新聞生產，如人民日報社的“中央廚房”將技術部門、設計部門與報社的編輯部、新媒體中心等各個部門統籌到一起，打破了不同部門之間的“無形壁壘”，匯集視頻剪輯師、圖像設計師、程序員等眾多技術人員的技術團隊和數據與可視化團隊，與編輯人員在同一空間內同時進行內容的寫作、編輯、視覺設計、視頻制作、H5制作等，對新聞素材進行深度、全面、多樣的加工。
上述新聞技術應用所取得的成果為傳統主流媒體在5G時代加快融合轉型的步伐打下了良好的基礎。5G使數據傳輸速率提升了100倍，網絡的超級連接能力較之前強大得多，萬物互聯的智能世界將成為現實。5G的速率會使終端用戶體驗“無限網絡容量”的便捷和愉悅，給基于VR（虛擬現實）技術的產品和服務帶來無限的發展空間。5G的低時延還將催生出更多的場景應用，將為媒體的功能定位和產品創新提供更多的想像和可能。因此，借助5G，已經擁有良好基礎和獨特資源的傳統主流媒體，通過進一步的改革和努力，完全有可能擴大傳播力和影響力，成為新一代主流媒體。
建設新型主流媒體需要固本與創新并舉
從當下信息傳播的現狀看，載體與渠道早已不再稀缺，內容質量的角逐將是競爭的關鍵所在。5G技術的普及，使作為社會運行基礎保障設施的信息傳播系統發生了巨大變化，為專業新聞媒體以高品質內容走出之前的困境創造了機會，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有志于成為主流的媒體應該把握機遇，找準方向。
可以預見，5G與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內容生產包括新聞信息采制傳播活動中的“人機協作”將占據越來越大的比重，那些簡單的、智慧含量不高的工作將越來越多地由機器承擔，媒體從業人員可以把更多時間和精力放在更加專業和更高品質的內容生產上，例如，撰寫新聞評論、設計和完成智庫產品等，這既是專業新聞重塑和主流媒體建設的方向，也是下一步改革的著力點所在。
新型主流媒體的價值并不首先體現于經濟效益（雖然經濟實力是衡量媒體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而是凸顯于社會影響力。在之前的市場競爭中，專業媒體在生存壓力下不得不迎合市場需求，出現了本位缺失、資源浪費、競爭力消解等一系列問題。近兩年，國家對于媒體發展的政策導向有所變化，如推進建設縣級融媒體中心，為經營不善的報業集團建立合理的“退出機制”等，都是為了更好地統籌資源，引導媒體為國家發展大局服務。5G必將促進傳媒格局的進一步變化，一部分優秀媒體可望闖出新路、再創佳績，其職能也會發生一些變化，比如從功能單一的新聞機構轉向功能多元化的新聞與公共服務型組織，這種轉變在近年來一些專業媒體的智庫化轉型實踐中已經初顯端倪。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建設新型主流媒體，應該在“固本”的基礎上尋求“創新”，對媒體的定位、目標與職能重新認識和長遠規劃，積極進行新的探索。
要擔負起探尋真相、引導輿論、服務社會的責任。社會的發展和變化在加速，但人們對外部世界的了解要靠“真實、客觀、全面、公正”的新聞傳播來實現，永遠都不會改變。5G技術，以及日臻完善的大數據分析技術，為媒體探尋真相、核查事實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條件，但這類非營利性的工作最終還是要靠有責任心和專業精神的職業工作者來承擔，而不能指望互聯網平臺和機器自動完成。有人發現，“今日的‘真相’，已經是由谷歌搜索排名最靠前的結果來定義的了”。[6]在5G對“提速傳播”進一步有所促進之后，專業新聞媒體應該與非專業媒體和個人媒體有所區別，要重新思考“慢新聞”的積極意義。在國外，目前已經出現了不少由慈善機構和NGO組織牽頭的“事實核查類新聞（FCJ）”的機構，來協助專業媒體核查新聞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專業新聞媒體更應該在這方面嚴于自律，有所作為。也只有那些能夠以負責任的新聞報道重新樹立起公信力和影響力的媒體，才有能力在紛繁復雜的社會變動和輿論喧囂中引導公眾冷靜思考，保持理性，也只有這樣的媒體才能堪稱主流媒體，為人類社會的和平和發展助力。
應加快建設自主平臺，突破現有的平臺壟斷。專業新聞媒體手中擁有大量優質內容資源，過去因為受制于平臺方提供的分發渠道而無法發揮最大價值。5G技術有望幫助這些媒體建立與用戶的直接連接關系，從而擺脫外部平臺的控制。此外，5G也為專業新聞媒體打造自主平臺提供了強大的支持。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提出，“要抓緊做好頂層設計，打造新型傳播平臺，建成新型主流媒體，擴大主流價值影響力版圖”，為我國媒體的發展指出了方向。我們看到，在媒體自主平臺的建設中，一些硬件商和通訊運營商成為其合作方，取代了先前的互聯網平臺公司。如2018年底，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聯合三大運營商和華為公司，合作建設國家級5G新媒體平臺，目標定位于“自主可控”和“具有強大影響力”。還有，利用5G網絡積極布局內容云，加快用戶數據庫的建設，也都是建設新型主流媒體的有效舉措，將對未來的傳播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積極拓展媒體職能，借智庫建設提升專業新聞的品質和服務。人工智能技術的普及一方面把新聞從業人員從簡單、重復的信息生產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也抬高了專業媒體內容生產的門檻。在技術賦權下，媒體用戶和各類非新聞機構都已經成為內容生產的生力軍，除了UGC（用戶生產）和OGC（機構生產），MGC（機器生產）也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由新聞媒體的專業人員擔負的PGC（專業新聞生產）與前幾者的合作和競爭是亟待研究的新課題。對媒體來說，未來生存空間和其產品定位、設計和創新緊密相關。要跳出傳統媒體的運營范式，充分開發媒體的各類資源，不再局限于做好新聞內容的采制和傳播，還要運用大數據加強預測性、對策性信息的生產，為政府、企業等各類特定對象提供更細分化、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向智庫智囊的角色靠近。
近幾年來，面對互聯網和新媒體的沖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專業媒體開始以智庫建設帶動自身轉型，提升權威性和專業性，同時以為政府、企業提供決策咨詢和信息服務，開辟新的發展之路。據南方都市報總編輯梅志清2018年在“智庫型媒體發展高峰論壇”上的報告，該報當年實現了近6年來營業收入首次正增長，其中數據收入、新媒體收入占40%，實際利潤逐漸接近歷史最好時期。這一成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該報社在2018年2月成立南都大數據研究院，確立了“打造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智庫型媒體”的目標，推出了一系列新內容產品。
在積極擁抱新技術的同時堅持正確的價值觀和技術理性。新技術不斷為媒體發展創造新的機會，但同時也會因使用不當而導致行業失范現象和職業倫理隱患，如對用戶數據的收集與使用屢屢出現侵犯個人隱私權，轉載和“洗稿”引發版權問題等。5G對新技術的運用提供了更多便利，對媒體建成主自平臺、擁有更強大的數據庫、內容生產更加智能化等有所助益，新聞媒體一方面要積極擁抱新技術，加快建設新型主流媒體的步伐；另一方面又要理性地使用新技術，防止技術這把“雙刃劍”的負面效果。目前，人工智能和算法等技術不斷提高新聞生產和傳播的效率，但是效率并不是新聞業的唯一目的，在這一過程中，人的價值判斷與掌控把關應始終處于主導地位。英國標準協會（BSI）曾于2016年發布一套廣泛性原則，其中提出“人類是負責任的主體，而不是機器人；要確保找出某個機器人的行為負責人的可能性”值得我們借鑒和思考。未來，“人機協同”進行新聞內容生產和傳播將成為常態，而在此過程中，也一定會出現“人機博弈”的新問題，媒體人在順應技術變革的新聞實踐中，還要堅守對人民負責、為社會服務的初心，進一步提高價值判斷能力，堅持倫理和職業道德。
新聞從業人員還要警惕對于技術的濫用和誤用，避免自身被技術所裹挾。引進各種新技術，不只是為了創造新的產品形態，更是為了追求產品的公共價值，讓媒體更好地服務于社會公眾。應當針對不同報道題材和報道對象做到內容與形式的合理化和相統一。比如，時政類新聞不應過度追求“沉浸”的效果，嚴肅的戰爭議題、死亡議題不適合以娛樂游戲的形式再現，刺激和血腥的場景也不適合通過VR等形式“真實”地呈現，以免給受眾帶來傷害。技術應用還應和選題相匹配，故事性較強的題材更適合運用虛擬現實技術進行加工，給受眾以代入感和深刻體驗；故事性不強的時政類新聞，更適合采用交互式H5、動畫等簡潔生動的形式傳遞最重要的信息，幫助受眾理解原本相對晦澀的內容。總之，新技術應用不只是操作層面的業務技能，更是從業者的價值觀和社會理想的一種體現。打造新型主流媒體，對于媒體從業者的理想信念、社會責任心和職業道德的要求要比以往更高更嚴。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學科］和特色發展引導專項資金”以及“四個一批”人才項目“新聞傳播業務改革研究與人才培養探索”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匡文波：《5G將徹底顛覆主流媒體的概念》，《編輯之友》，2019年第6期。
[2]網易新聞學院：《手機看新聞，多長篇幅的內容人們更喜歡？》，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89UMLT305118VJ5.html，2018年1月16日。
[3]史安斌、王沛楠：《傳播權利的轉移與互聯網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臉譜網進軍新聞業的思考》，《新聞記者》，2017年第1期，第20～27頁。
[4]喻國明：《5G時代傳媒發展的機遇和要義》，《新聞寫作》，2019年第3期。
[5]李忻蔚：《技術如何影響新聞生產？——基于對2014～2019年人民日報“兩會”報道的案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
[6]［以色列］尤瓦爾·赫拉利：《今日簡史：人類命運大議題》，林俊宏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50頁。
責 編／周于琬
Opportuni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New Mainstream Media in the 5G Era
Cai Wen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auses the news media to fac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and the 5G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the media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experiment of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mainstream media in China has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new mainstream media. In the 5G era, we should seek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an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exploring the truth, guiding public opinion and serving the society; accelerate the pace of building independent platforms to break up the existing platform monopoly; actively exp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media,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ervices of professional news agencie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nk tanks; and adhere to correct values and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while actively embracing new technologies, and restore the credibility and influence of mainstream media.
Keywords: 5G, new mainstream media, technologic change, reform
蔡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應用新聞學、新聞媒介研究。主要著作有《新聞傳播的策劃與組織》《新聞編輯學》《媒介融合與融合新聞》《新聞報道策劃與新聞資源開發》《新聞資源開發設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