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中國－東盟產能合作取得了很好成效，同時也面臨著尚未形成完整上下游產業鏈、東盟各國技術標準差異較大、產能合作領域有限等問題。可通過加強境外產業園建設，鼓勵中小企業參與“集群式”發展，擴大中國技術標準應用范圍，創新第三方市場合作，不斷完善中國－東盟產能合作機制，構建更高層次更寬領域的中國－東盟產能合作平臺。

【關鍵詞】中國－東盟產能合作 困境 出路 【中圖分類號】D822 【文獻標識碼】A

中國與東盟自2016年以來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產能合作，但仍存在一些產能合作困境。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經濟造成沖擊、投資合作風險不斷增大的背景下，中國應與東盟共同攜手突破合作困境，創新開拓中國－東盟產能合作發展路徑，不斷完善中國－東盟產能合作機制，構建更高層次更寬領域的中國－東盟產能合作平臺。

近年來中國－東盟產能合作取得的成效

首先，在雙邊貿易方面，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發布，2018年中國與東盟貿易額創下歷史新高5878.7億美元，實現14.1%的增長，超過了中國2018年對外貿易平均增速。中國對東盟出口達到3192.4億美元，同比增長14.2%，中國對東盟進口達到2686.3億美元，同比增長13.8%；2019年1－11月與東盟進出口貿易達到5780.4億美元。中國已連續10年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東盟在2019年首次超過美國，成為繼歐盟之后的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東盟成為中國的前七大貿易伙伴中，與中國的貿易增長最快經濟體。

其次，在雙邊投資方面，中國與東盟實現了進出口雙增長。根據商務部統計，2018年中國對東盟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流量99.5億美元，快于上一年1.7%的增幅，實現了5.1%的增長。東盟對華投資流量57.2億美元，實現了12.5%的增長；截至2019年8月，中國與東盟雙方相互累計投資約2300億美元，雙向投資存量十五年間增長22倍。2019年1－8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投向新加坡、越南、老撾、阿聯酋等9個國家，其中7個為東盟國家。東盟首次超過英屬維爾京群島，躋身繼香港之后的中國第二大對外投資目的地。同時，東盟也僅次于香港和歐盟，位列中國第三大投資來源地。

最后，在產能合作領域和合作模式方面，目前中國對東盟開展產能合作主要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為主要領域，同時雙方在紡織服裝、信息通訊、建材、能源礦產以及現代農業等領域也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產能合作。中國與東盟開展產能合作模式：境外經貿合作區和跨境經濟合作區初見成效，中國在越南、泰國、柬埔寨、印度尼西亞以及老撾建立了7個通過商務部確認考核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并與老撾、越南、緬甸等東盟國家建立了6個跨境經濟合作區，有效促進中國－東盟產能合作。

當前中國－東盟產能合作發展面臨的困境

第一，尚未形成完整的上下游產業鏈。當前中國在東盟國家已建立了不少境外產業合作園（區），其中越南龍江工業園、泰中羅勇工業園、中馬關丹產業園、柬埔寨西哈努克經濟區和中國印尼經貿合作區等已被國家商務部考核確認。在這些境外產業合作園中都存在一個共同的問題：大部分園區都是由一個或幾個較大型龍頭企業組成，尚未形成完整的上下游產業鏈，產業上下游配套欠缺，導致龍頭企業能帶動的產業集群效應不明顯。

第二，東盟各國技術標準差異較大。東盟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和技術發展水平不一，東盟經濟發展較好的國家，其主要采用國際技術標準，對于產品和設備要求高，其中一些國家推崇歐美國家的工業技術和標準，還規定關鍵零部件須遵從本地采購原則。部分東盟經濟發展較差的國家在進行工業生產時，其國內則沒有形成統一的技術標準。因而，東盟各國的技術標準差異大，即使是相同產品，東盟成員國之間對國際標準的引用和采納也存在很大差異。

第三，產能合作領域有限，缺乏可持續發展動力。隨著中國與東盟在產能合作的持續推進，產能合作成效顯著。但中國與東盟開展產能合作范圍有限，目前中國與東盟國家開展產能合作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制造業、農業、礦業等領域，產能合作領域較為固定，多為傳統產業合作，缺乏以工業4.0新興技術為引領的高新技術產業合作，產能合作的可持續發展動力不足。

第四，對中國過剩產能有憂慮，東盟民眾對產能合作了解不夠深入。部分東盟國家認為中國與東盟開展產能合作是將過剩的、淘汰的產能的轉移到東盟國家，擔憂會影響東盟國家產業結構升級以及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部分東盟國家民眾認為中國－東盟產能合作多為本國政府的政治行為與其自身發展不相關，民眾對與中國開展的產能合作項目不了解、不認同。

突破中國－東盟產能合作困境的出路

一是加強境外產業園建設，鼓勵中小企業參與“集群式”發展。根據東盟國家產能合作需要，引導我國智能制造企業、基礎設施設計與建造企業以及清潔能源技術開發等企業在東盟建設境外產業園。引入多級政府協調機制，落實政策在執行中的具體問題，提升境外產業園區建設實效。積極構建東盟的區域生產網絡或區域產業鏈，重視并促進民營中小企業積極參與境外產業園產業鏈構建。鼓勵中小企業多參與“集群式”發展，一方面可以打造我國企業在境外完整的產業上下游生態鏈，形成核心產業與產業鏈上下游企業之間的良性生態互動；另一方面可以帶動我國中小企業，發揮它們的產業優勢和競爭優勢，有效降低中小企業在境外發展的風險，有利于帶動我國各行業的全產業鏈“走出去”。

二是擴大中國技術標準應用范圍。加強我國技術標準化建設，積極與國際電工委員會、國際電信聯盟以及國際標準化組織等國際技術標準化權威組織合作，提高我國國際技術標準話語權，解決產能合作中遇到的技術標準難題，降低產能合作成本，提升產能合作效益。大力推廣并采用中國技術標準，以此推進“中國智造”全產業鏈條真正“走出去”，從而擴大中國技術和中國標準在東盟區域的影響力。為東盟各國提供技術標準化能力建設培訓，依托我國優勢技術標準，加強與東盟各國技術標準化人才的培養工作，促進中國技術標準在東盟的應用和發展。

三是創新第三方市場合作。在東盟國家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是中國－東盟產能合作的新模式，是促進“互利多贏”的重要途徑。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可以將中國具有優勢的中高端生產線和裝備制造能力，與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核心裝備進行有效結合，共同開拓東盟國家的智能制造業市場、電力和互聯網等基礎設施聯通市場和清潔能源市場等。有效對接東盟十國的工業化發展需求和東盟國家發展戰略，提高第三方市場合作的精準性和高效性。同時，應加強對合作項目的調研，積極克服制約因素，遵循商業規則和原則，特別是在智能制造、基礎設施聯通和清潔能源等領域需進一步提高產能合作項目的可持續性和綜合效益。

四是加強與民間組織合作，獲得更多普通民眾認同。建立中國－東盟非官方合作交流平臺，主要面向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民間組織力量和東盟華僑華人組織。通過定期開展中國－東盟民間組織活動，進一步加強與東盟國家的民間交流與對話。讓更多的東盟國家普通民眾能接觸和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產能合作的合作共贏、互惠互利的目標，積極傳遞 “命運共同體”的正能量。此外，還應深切關注廣大東盟國家老百姓的民生利益，在基礎設施、清潔能源、跨境電商等示范項目中的優先積極落實惠及普通民眾實際利益的工程項目，給東盟國家的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和實惠。

（作者分別為廣西財經學院經濟與貿易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廣西財經學院經濟與貿易學院副教授，廈門大學世界經濟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廣西高等學校高水平創新團隊及卓越學者計劃項目（項目編號：桂教師范〔2019〕52號）與廣西高校中青年教師基礎能力提升項目“海上絲綢之路背景下中國－東盟產能合作機制及對策研究”（項目編號：2018KY0506）的研究成果】

責編/韓拓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