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外國語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張紅玲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繼續在全球肆虐。面對兇險無比的病毒，世界衛生組織呼吁各國加強合作，共同抗擊疫情。然而，在世界最需要國際社會凝心聚力、共克時艱的關鍵時刻，以污名、打壓、排斥中國以及華人為突出表現的疫情歧視，頻頻發生，嚴重破壞了國際抗疫環境。

疫情發生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統一領導下，各地通過仔細排摸病患、嚴格控制人流、加強隔離觀察等非藥物社會干預措施，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有效控制了疫情傳播。對于中國人民在此過程中經歷的苦難，付出的艱辛，以及取得的成效，一些西方國家不僅沒有給予同情、理解、幫助和支持，卻惡意誹謗，指責“封城是侵犯人權”“隔離給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帶來了巨大損失”；他們還甚至公然在媒體上使用“亞洲病夫”“中國病毒”等侮辱性、標簽化的用語抹黑中國。很多海外華人也因此遭受各種難以名狀的排斥和侮辱，甚至被毆打和驅逐。反觀中國，在歐美等國疫情日益嚴重之際，挺身而出，積極主動向各國分享醫療救治和疫情防控經驗，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這一人道主義的善舉居然也被曲解和污蔑，有人叫囂這是在“輸出中國模式”，也有人甚至嘲諷馬云捐贈的口罩存在質量問題。

如此種種針對中國和華人的攻擊性、極端性的歧視言行遠遠超出了因為恐慌而采取自我防范的正常范圍，損害了中國的利益和形象，傷害了華人應該享有的平等待遇和個人尊嚴。疫情歧視仿佛為病毒導致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注入了一劑心理毒藥，加劇了危機的復雜性和挑戰性，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分析和破解。

　　一、疫情歧視產生的原因

要摒除疫情歧視，首先要認清歧視現象產生的原因。疫情歧視產生的根源錯綜復雜，涉及政治、法律、歷史等多個層面，其中，從社會文化心理視角看，這一現象是由社會偏見、群際接觸等原因造成的。

　　1．疫情歧視的根源是刻板印象和固有偏見

刻板印象和偏見往往存在于人們頭腦之中，對某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成員不加區別，抱有比較固定的負面態度和看法，甚至可能導致不友好情感表達或敵意歧視行為。我們要認識到，刻板印象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認知上的偏差，通常不是建立在客觀經驗基礎上，因此具有不合理性和不真實性的特點。歧視則更為嚴重，它往往針對某一弱勢群體，不以能力、貢獻、合作等為依據，而以諸如身份、性別、種族或社會經濟、資源擁有狀況為依據，對社會成員進行有所區別的對待，并對某些社會群體和社會成員造成一種不公正的社會現象。

因此，如果說刻板印象是一種信念，偏見就是基于信念而產生的態度，歧視則是偏見導致的外顯行為。從偏見到歧視通常經歷這樣一個過程：先是用粗俗的語言和笑話對某一群體進行貶損，然后對該群體成員進行回避，最后上升到剝奪他們的某些權利的程度。美國歷史上的種族隔離政策就是一個典型的社會歧視案例。

此次疫情期間，國際上針對中國和華人的疫情歧視，其根源正是在于西方國家長期形成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和偏見。首先，部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政治體制一直耿耿于懷，持不認同態度，因此會無視中國為疫情防控付出的巨大努力，不愿承認中國政府展現出來的超強抗疫能力，也不認可中國對全球疫情防控做出的重要貢獻，只是一味地嘲諷、排斥華人，打壓、污名中國政府，甚至在短時間內公然使用雙重標準評價中國和意大利的“封城”舉措。其次，由于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國情缺乏全面、深入、客觀的認識和了解，少數國家政客和民眾受媒體片面報道影響，形成了對中國和華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見，再加上少數國家政客的政治企圖和惡意炒作，使得一些人堅信“中國制造等于劣質產品”“中國沒有人權”，進而導致在病毒蔓延期間，為了自我保護或發泄負面情緒，對中國和華人采取歧視性言行。

　　2．疫情歧視源于無知和傲慢

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身份認同是人的基本需求，為了建構個人的社會身份認同，人們通常傾向于認同與自己文化背景相同的人，而排斥其他不同文化群體的人，這也為負面的刻板印象和偏見的產生提供了土壤，成為人際溝通和群際交往的主要障礙。據“整合威脅理論”，刻板印象、群際焦慮、現實威脅和象征性威脅構成偏見產生的四個前提，是影響群際關系的主要因素。群際焦慮是某個群體的人在接觸另一個群體時，出現的一種負面情感，這種內心的感受會引起強烈的認知和行為反應，從而導致群際沖突、敵意和歧視。現實威脅與社會群體為了競爭有限資源而產生目標沖突有關，人們在與他群的目標沖突中感受到的威脅，可能是政治經濟權力的威脅，也可能是對群體成員身體、物質和福利的威脅。象征性威脅指的是，由于己群和他群在道德標準、價值觀念和情感態度等方面存在差異，因此在群際接觸中感受到威脅，這種因為核心價值觀的差異帶來的威脅，常常會引起對他群的偏見和歧視。

因此，面對國際上對中國的疫情歧視現象，我們可以從群際目標沖突、地位高低、自我認同、對他群的了解以及群際接觸等五個方面進行分析。首先，從政治經濟視角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中國的國力日益強盛，這對于一些歐美發達國家來說，意味著自己國家權力和影響力的相對下降和削弱，他們因此感受到與中國在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上的目標沖突帶來的威脅。其次，從地位高低和身份認同層面來看，本著西方政治體制和價值觀念優于中國的信念，西方一些國家有著很強的自我優越感，他們不相信中國政府能夠有效應對病毒傳播，蔑視中國采取的封城隔離、閉環管理和全民戴口罩等疫情防控舉措，在本國疫情日益嚴重的情況下，仍然我行我素，拒絕借鑒中國抗疫成功經驗。對此，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Ian Johnson在《紐約時報》撰文表示：“最重要的原因是外界，尤其是西方，執著于對中國政治體制的成見，而低估了中國經驗對他們的價值……西方未吸取中國的經驗教訓，錯過控制新冠病毒傳播的最佳時機。”可見，這些國家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代價。最后，從群際接觸和相互了解層面來看，很多西方國家民眾缺乏對中國客觀、全面的認識，僅僅通過一些抹黑中國的媒體報道，帶著對中國狹隘的認知和固有的偏見，對中國和華人進行蠻橫無理的污名、打壓和排斥。這一切都充分說明一切偏見和歧視均源于無知和傲慢。

　　二、消減疫情歧視的對策

疫情歧視本質上是社會不公平的體現，不僅會侵犯被歧視者的權益，傷害他們的情感，而且會擾亂疫情防控秩序，破壞社會穩定，影響國際合作，因此我們有必要采取措施，消減疫情歧視。

　　1.開展公民教育，培養共情能力

公民素養對于疫情防控舉措的順利落實和社會的安全穩定，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一人類罕見的災難，應及時借助抗疫斗爭中涌現出來的偉大事跡和經驗，積極展開公民教育，培養民眾的公德心以及公民權利和責任意識。

各國相關部門和社會機構包括媒體，可以充分利用本次疫情國際蔓延和防控的機會，設計和組織公益活動，邀請親歷者講述故事，分享見聞，引導民眾去關注和了解重點疫區居民的真實生活，幫助大家去理解和想象受病痛折磨和失去親人的痛苦和傷心，并用充滿正能量的典型案例，如：危重病房里年輕護士用幽默的故事和鼓勵的話語為病人加油、鼓勁；普通百姓為漂泊在外、無家可歸的人們提供住宿；佛羅倫薩街頭意大利人上前擁抱華人小哥；日本學校告知家長，面對自新冠肺炎疫情感染地區的人們，要平等對待，尊重人權，注意言行，以此教育和感染更多的人，消除偏見，將心比心，奉獻愛心，讓置身于苦難中的患者和疫區民眾感受到和諧大家庭的溫暖和關愛。

　　2.加強國際理解教育，增強全球勝任力，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早期在中國舉國奮力抗疫時，個別國家甚至隔岸觀火、幸災樂禍。殊不知，疫情很快在全球爆發，在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蔓延，多個國家疫情嚴重程度遠超中國，進入下半場的COVID-19成為一個實實在在的全球性問題，擺在了世界各國面前，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獨善其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致力于推進國際理解教育，其重要意義在當下世界各國攜手應對病毒傳播、消減疫情歧視的背景下更加凸顯。國際理解教育的提出，旨在彌補戰爭給世界人民心靈造成的創傷，促進世界和平，其核心思想是通過傳播人類普遍價值和普遍權利，來弱化文化差異，消除文化沖突，進而處理好全球文化共生和國家文化發展之間利益訴求的矛盾，以及維持全球公民和合格國民培養目標之間的平衡。全球勝任力教育與國際理解教育一脈相承，如果說國際理解教育是基于人類普世價值和文化共性，是一種傳統的基礎性國際教育活動，那么全球勝任力教育則是在互聯互通的全球化時代，各國需要共同面對和解決諸如經濟、環境、病毒等世界性難題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一個更具時代意義的教育理念，其主要目標是培養全球公民。

針對出現的疫情歧視，我們一方面可以通過傳統的國際理解教育，幫助大家深入理解人類共享的價值和情感需求。具體來說，身處疫區的民眾和其他非疫區的民眾一樣，渴望健康，需要安全感，都離不開親人和朋友，都需要得到認可和關心，都擁有追求幸福和實現自我價值的權利。對這些普世價值的追求必然超越文化差異和國家利益，廣大民眾應該以開放、包容、尊重、理解的態度，善待患者和來自疫區的人們。另一方面，通過全球勝任力教育，引導各國民眾關注人類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幫助他們認識世界是一個整體，每個國家都是全球產業鏈不可或缺的一環。病毒無論在哪里爆發，在哪里肆虐，都是世界的災難，關乎你我他，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除了對世界互聯互通和命運與共的本質具有認知和分析能力之外，全球勝任力還包括與不同文化背景群體在求同存異基礎上，進行交流互動、協同合作的能力。疫情在全球持續蔓延，200多個受到病毒侵襲的國家之間，如何就病患救治和疫情防控開展合作，是一個非常復雜、極具挑戰的問題，需要各國政府領導人、各級官員、醫務人員、管理干部、媒體人士、社會團體、普通民眾等各個群體共同參與，沒有足夠具有全球視野、溝通能力、合作意識、批判思維、創新精神和人文素養的人的參與，國際抗疫合作只會是句空話。

這次疫情的全球蔓延是人類從未有過的挑戰，充分體現了一損俱損、命運與共的時代特征，凸顯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價值和深刻意義。為了消減歧視，推進疫情防控的國際合作，我們必須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統領，開展公民教育和國際理解教育，培養共情能力和全球勝任力，教育各國民眾要秉持人類公利大義，同舟共濟，守望相助，共克時艱。借用著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一句至理名言作為本文的結束語：我們這個星球文明的起源，就是從互相幫助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