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流動是新型冠狀病毒迅速傳播的成因之一。而我國人口流動存在規模過大和盲目流動等問題，針對民工流動、知識階層流動、學生流動和人口跨國流動的特點，建議減少人口流動平均距離、搞好戶籍改革和積分落戶等具體措施，從而促進人口流動遷移良性化發展。同時，我國還應全面參與全球衛生治理，構筑人類衛生安全命運共同體。

【關鍵詞】“民工流” “知識流” “學生流” “跨國流” 新型冠狀病毒 【中圖分類號】C92 【文獻標識碼】A

眾所周知，以春運為主要表現形式的人口流動是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迅速傳播的成因之一，人口流動已成為人們談論疫情防控的熱議話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人口大規模流動已成常態。《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8年末我國流動人口總量為2.41億人，約占總人口的17.27%。人口流動對于從宏觀上調劑人力資源、提升城市人口素質、安置農村剩余勞動力和增加農民收入起到了積極作用，是城市引進人才和貧困地區脫貧的重要手段。但是我國人口流動長期以來也存在著流動規模過大、盲目流動和低效益流動等問題，并具有暫時性、季節性、反復性的特點，表現為流動人口長期在城鄉之間進行鐘擺式流動。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中，由于大城市具有資源聚集效應，而且人口的聚集會產生更多的創新與思想，所以人口流動會自然地形成兩極分化，越來越向大城市集中，這是世界城市發展的趨勢和世界人口發展的規律，是不可逆轉的。全球城市人口占比由1970年的36.6%，提高到了2018年的55.3%，預計2030年將達到60.4%。1970年全球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千萬級別人口的城市僅有3座（見表1）。2018年，隨著人均GDP增長到1.12萬美元，千萬級別人口的城市增加到了33座。實際上，從1970年開始，全球5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一直在增加，全球50萬以下人口的城市一直在減少。

數據來源：聯合國網站《世界城市化展望報告2018》

當前，全球巨量的人口流動造成疫情大面積傳播，不應被忽視。疫情尚未結束，中國無數人已經返程，復工復產正在進行，復學還有待推進。這些應當引起社會的關注和思考，成為制定和實施相關政策時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思考之一：關注人口流動中的“民工流”——減少平均流動距離，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

從數量上看，“民工流”是我國流動人口的主要部分，而外出農民工是“民工流”的主體。2018年末我國外出農民工1.73億人，約占全國流動人口總數的72%。在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個正在形成的世界級城市群中，一線城市吸納的民工多數是跨省流動的外出農民工，即使在一些二線城市，多數流動人口也來自本省之外。而大部分除上述三個城市群外的省會和中心城市的民工主要來自本省，跨省流入的相對較少。

民工流動距離遠，不是好現象。“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流入地距離戶籍所在地較遠，兩地文化背景上的差異使流入者往往對流入地缺少全面了解，流動帶有盲目性，流入者對不利的一面缺乏思想準備，由風俗習慣和風土人情的差異帶來水土不服，形成順利融入流入地的思想障礙，而融入、認同和歸屬是良性人口流動的必要條件，不僅關系著流入者在流入地能否安居樂業，而且對于流入地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也至關重要。在這方面，就近流動的民工有天然的優勢，他們熟悉流入地的方言和文化習俗，容易與流入地的群眾打成一片，地理上的便利使他們有可能充分利用家鄉固有的人脈和社會網絡，建立新的人際關系，形成長期穩定的工作意愿。他們在流出地與流入地之間近距離往返，來去方便自由，交流自如，社會融入感較強，既解決了流入地的勞動力不足問題，又使流出地的人口結構失衡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有利于贍養“留守老人”、照顧和教育“留守兒童”，也有利于在條件適合的情況下舉家遷移到就近的城鎮生活，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

在民工的流動中，要特別注意中西部國家重點工程的用工，避免出現“民工荒”。地方地府要使用行政手段保證工程鄰近地區，特別是受益地區民工的數量與質量。用工單位在提高這些民工勞動待遇和改善工作環境的同時，要提高人性化管理的人文水平，在重點工程中呈現“誰不說俺家鄉好”的和諧氛圍。

關注“民工流”，也要注意到仍有相當數量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沒有得到保障，反映在勞動收入、安全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認同等多方面，全社會應當予以關注。一是在勞動收入方面，必須堅持同工同酬，注意提高農民工的工資待遇和福利待遇。不能隨意拖欠和克扣農民工工資，農民工加班必須得到合理的報酬，不得制造借口強制農民工超過身體極限加班。二是在安全衛生方面，要按安全監管部門的規定保證必要的勞動安全條件，改善工作場所的衛生條件，注意防治職業病。三是在社會保險方面，要切實落實關于農民工的一系列社會保障制度，尤其要關注農民工最關心的養老保險和工傷保險。四是在社會認同方面，要平等待人，尊重和善待農民工群體，保證農民工的人身權利，杜絕對農民工亂收費、亂罰款和亂攤派。盡量給農民工提供繼續教育的機會，提高他們的知識水平、技術水平和從事工作的技術含量。

思考之二：關注人口流動中的“知識流”——搞好戶籍改革和積分落戶

人口流動中的“知識流”是指各類專門人才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流動。與“民工流”相比，這些人更關注戶籍改革和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的積分落戶政策。

春節前后全國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由兩個以單向為主的流動組成：春節前由大城市流回全國各地和春節后由全國各地流向大城市。形成上述大規模流動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戶籍制度，就業機會在城市，而基本的公共服務卻在戶籍所在地，這種分離增加了公共服務成本，降低了社會治理效率，衍生出城市管理的一系列具體問題，考驗著城市管理能力。戶籍制度是中國人口自由流動的最大障礙，其深刻影響著流動人口公共服務均等化和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實現。

近幾年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已出臺的戶籍改革政策普遍降低落戶門檻，總的態勢是：全面開放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和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上述政策的實施，減少了流動人口中“知識流”的數量。部分各類專門人才落戶到符合意愿的城市，就業滿意且穩定，妥善地解決了勞動保障、醫療保障、住房保障、隨遷父母養老、隨遷子女入學等實際問題。

在目前人口流動中的“知識流”里，相當一部分人在年齡、學歷、知識和實際能力上具有優勢，他們渴望在大城市資源聚集效應導致的創新局面中實現自我價值，東部三大城市群對他們具有很強的吸引力。東部三大城市群是我國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發達的產業集群和與之相應的科研院所、高等學校、醫療機構、金融機構和商業布局提供了良好的就業機會和較高的收入。京津冀是我國北方最大的城市集聚區，也是國家重要的科技創新來源地和先導產業密集區；長三角地區形成了區域內部專業化分工和協同發展的電子信息、高端裝備、汽車、家電以及紡織服裝五大世界級先進制造業產業集群；珠三角的粵港澳大灣區依托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科研資源優勢和高新技術產業基礎，逐漸形成了一批產業鏈條完善、輻射帶動力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具有舉世矚目的發展前景。上述三大城市群中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執行的積分落戶政策在吸引各類專門人才方面已經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積分落戶使具有知識的“城漂族”有了盼頭和努力方向。建議未來一段時期的積分落戶政策向以下三類人員傾斜：一是城市急需人才。城市人力資源主管部門要深入實際，認真研究各行業專門人才現有狀況和供給與需求狀況，分析和測算短缺程度，確定急需人才的行業，給出這些行業引進人才的具體標準。二是拔尖人才。對拔尖人才的引進要急事急辦、特事特辦。城市人力資源主管門要善于發現拔尖人才，也要充分傾聽相關專家和行業的意見，做到公開、公正和透明。三是高技術工人。調研表明，我國勞動市場高技術工人嚴重不足，高技術工人短缺已成為不少企業特別是高端制造業發展的燃眉之急。流動人口確有高技術工人，他們不一定都受過正式的高等教育，但是往往相當有經驗且博學，具有質量意識和協作精神，在工人群體中有威信，應當不唯學歷，將流動人口中的高技術工人列入“知識流”，關心這部分人的積分落戶。

思考之三：關注流動人口中的“學生流”——改善我國高等教育區域發展不均衡狀況

持續三十多年的春運，已經成為春節的重要組成部分。春運與學校寒假在時間上近似一致，2019年全國各類高等教育在校學生規模大約有3800萬人，“學生流”和“民工流”“知識流”以及“探親流”疊加，增加了交通部門的壓力。“學生流”與我國高等教育區域分布不平衡緊密相關，我國高等教育資源的布局與區域經濟格局有很大的相似度，這導致寒假前與寒假后“學生流”的流向和春節前與春節后“民工流”的流向大體一致。

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區域發展不均衡加大了區域經濟和區域人力資源發展的不均衡，進一步強化了人才向發達區域流動的格局，易于形成階層流動固化，造成社會不公平，不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我國幅員遼闊，自然稟賦差異較大，如果高等教育區域發展比較均衡，高中生在報考志愿時可能選擇家鄉附近的大學入學，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學生流”，又能降低學生的教育成本。因此，要充分調動各方面的資源和力量，促進高等教育區域均衡協調發展，政府的教育經費投入要向中西部高等院校傾斜。中央部屬高校尤其是“雙一流”大學應立足自身特色專業和重點學科，面向全球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提高基礎研究水平，爭做國際學術前沿并行者乃至領跑者。普通院校和地方院校積極推動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立足地方，服務當地民眾和企業。

雖然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水平的政策，例如實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計劃、設立向中西部傾斜的高等教育專項資金和東部高校對口幫助西部高校等，但是短期內難以扭轉我國高等教育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狀況，人口流動中的“學生流”只能逐步減弱。為了減弱春運的“學生流”，向教育主管部門提出如下建議：一是教育主管部門和交通主管部門要通過合作，做好協調并且統籌規劃，同一地理區域的高等學校錯峰放假和開學，做好各種運輸工具的提前訂票工作。二是建議改善高等學校招生的生源來源。除“雙一流”高等學校、軍事院校以及部分體育院校和藝術院校外，其余高校（數量上占全國高等學校90%以上）絕大多數專業就近招生，以最大限度削弱“學生流”。三是堅持服務地方經濟發展是省屬高校的首要任務這一理念，以本省需要為出發點調整專業，保證本地生源的比重，地方政府和學校要加大資助貧困生的力度，積極創造就業機會，鼓勵大學畢業在家鄉就業。

思考之四：關注人口流動中的“國際流”——中國需要全面參與全球衛生治理，構筑人類衛生安全命運共同體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程度不斷深入和全球化發展，今天的中國是一個高度參與全球流動的超大規模社會，2018年全國入境旅游人數14120萬人次，中國公民出境旅游人數14972萬人次，同時大量外籍人口進入中國務工、經商，目前我國常住的外籍人口達到60萬人左右。國際間人流、物流、數據流、貨幣流涌動，既帶來了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繁榮，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國家治理的全球性風險和挑戰。短短幾個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個國家蔓延。

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糧食安全、氣候變化、網絡攻擊、環境污染、疾病流行等全球非傳統安全問題層出不窮，對國際秩序和人類生存都構成了嚴峻挑戰。在全球化浪潮推動下，跨國經貿、旅行、學習等活動變得日益便利，人口流動中的“國際流”規模不斷擴大，便捷的交通運輸系統和頻繁的人口流動讓疾病的傳播更加無序，傳染病的全球流行將是近十年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挑戰。面對肆虐的傳染病，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這需要世界各國政府、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等通力合作，共同參與全球衛生治理，依照衛生領域的國際公約承擔相應責任，構筑人類衛生安全命運共同體。

全球衛生治理是全球治理觀的實踐，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內涵的體現。中國一方面需要總結近年來針對H7N9禽流感、中東呼吸綜合征病毒、新冠肺炎等傳染病疫情的防控經驗，全面加強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能力建設，制定一套系統的科學有效的公共衛生危機應對預案，快速提升公共衛生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要積極投身全球衛生治理，加大在衛生應急、傳染病防治、傳統醫學等領域的國際合作，為公共衛生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用實際行動展示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思考之五：破解大城市勞動力“候鳥式”遷徙難題——減少對流動人口的依賴

每到春節期間，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勞動力“候鳥式”遷徙，這些大城市都會上演“空城計”，這些“空城”的快遞、家政、餐飲等行業出現“用工荒”，給當地居民基本生活帶來不便，這說明中國勞動人口就近、就地就業的比重偏小，外來勞動力沒有真正融入到流入地，他們的社會網絡還在千里之外的家鄉。“春節空城”是一副多面透視鏡，折射出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矛盾。對于這些大城市來說，隨著城市去工業化進程的加速，服務業勞動力需求快速增加，滿足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商業服務業是吸引流動人口的重點領域，例如，北京商業服務業人口中外來人口比例在所有職業類別中位居第一，上海和廣州商業服務業則僅次于工業，位列第二。同時，流動人口由于其低技能特征又成為大城市“疏非控人”的重點。

城市的管理者要有憂患意識，對“空城”問題切莫等閑視之，“假如有一天這些人不再回來”，或者就像今年的疫情期間“這些人不能回來”，那么整個城市的運轉就會受到很大影響。一是需要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在如何留住人方面做好文章，逐步實現進城務工人員市民化，在住房、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方面享受平等的待遇，促使他們愿意在城里和家人一起過一個歡樂祥和的春節，愿意留在城市工作，保障城市運行發展。二是應當形成社會輿論，樹立正確的勞動觀，政府加強職業培訓等人力資本投資，提高本地人口的就業能力和創新能力，減少大城市有勞動能力的“有閑族”“啃老族”的數量，提升本地人口的就業率。三是辦好中專和職業高中，大力發展技工教育，大規模開展職業技能培訓，為培養高級藍領打好知識基礎和實踐基礎。四是在環衛、餐飲、快遞等居民服務行業，以及“菜籃子”“米袋子”等與群眾生活直接相關的行業加大吸納本地就業人口的力度，優化流動人口的行業構成。

此外，大城市也要采取措施逐步減少對“知識流”的依賴，對現有的各類專門人才隊伍加強繼續教育，鼓勵拔尖，鼓勵出成果，建立專門人才梯隊。從基礎教育抓起，依靠大城市的教育優勢培養本地的各類專門人才，提高本地化比例。

我們處在一個互聯網信息傳播的社會中，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為實現流動人口治理智能化提供了技術保障，為社會精準服務和精細治理提供了強有力的數據支撐。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推進社會治理智能化，我們要充分運用先進技術手段打造服務各類流動人口的綜合信息平臺，分析研究人口流動中“民工流”“知識流”“學生流”“國際流”的流向、分布和動態變化等的規律和成因，通過跨部門、跨地區的協同合作，提升流動人口管理服務的精細化和智能化水平，提高應對人口流動所帶來風險的能力。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陳宇琳：《特大城市外來商業服務業人口發展規律初探——以北京、上海、廣州為例》，《現代城市研究》，2016年第11期。

②肖子華：《改革開放四十年與中國人口大流動》，《人口與社會》，2019年第1期。

③楊菊華等：《此心安處是吾鄉——流動人口身份認同的區域差異研究》，《人口與經濟》，2016年第4期。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