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通信技術、互聯網平臺、數字化工具的推動下，遠程辦公得以實現，工作在時空上更具彈性。但是，遠程辦公還面臨著組織內部信息安全、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信任，以及公私領域、工作與家庭領域邊界模糊化等問題。遠程辦公模式的普遍化和持久化取決于管理變革能否與之匹配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效率。

【關鍵詞】遠程辦公 工作模式 數字化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國人無數思考。有危，就有機。這場疫情引發了一次對數字技術的實戰檢驗，是一次組織模式的仿真實驗，并潛藏著社會性變革的契機。其中，“線上辦公”“居家辦公”等遠程辦公就是重要內容之一。據報道，復工伊始，全國近2億人在線辦公。其實遠程辦公并不是新近才有，歐美等發達國家已經較為普及，特別在互聯網、科技、教育等行業應用甚廣。那么，在中國社會，遠程辦公在此次疫情中會迎來新機遇，還只是曇花一現？

數字化、協同化和彈性化

遠程辦公需要哪些基礎支撐？它有哪些明顯優勢？

“遠程辦公”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當時美國燃料成本不斷上漲，發展遠程辦公是應對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的一種社會解決方案。當然，緩解通勤壓力并非是影響遠程辦公的主要原因。借助電腦與相關控制設備工作，通過電子通訊工具進行溝通的遠程工作方式，使得工作者的工作場所與企業辦公場所分離。可以說，遠程辦公是信息時代的產物，并在數字化技術的助力下，得到進一步發展升級。

數字化能力是實現遠程辦公的基本要求。通信技術、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為實現遠程辦公提供了協作保障。4G通信技術的成熟，5G技術的興起，標志著人類社會在移動互聯領域的傳播能力、傳播速度、通信方式的巨大進步。云計算技術的發展，支撐起互聯網信息系統后臺服務的計算、檢索、儲存資源、分析等功能，延展了人類的虛擬空間。據報道，剛剛開始復工后，國內的技術服務公司已經可以做到在2小時內部署過萬臺云服務器，快速擴容，保證激增用戶的需求。可見，這些技術構筑了穩定的公用網絡，建立快速、安全的連接通道，為日常辦公提供全方位支持。有了這些技術，就有了遠程辦公的基礎。

互聯網平臺、數字化工具等前沿科技產品推動了遠程辦公的發展，使得工作虛擬化應用不再是紙上談兵。手提電腦、微軟辦公軟件等為移動辦公提供工具基礎。現如今在線協作文檔平臺、云視頻會議系統等新技術開創辦公的智能協同工作模式，較好地復原辦公室工作場景。在線協作文檔可以借助同一平臺，快速、共時地閱讀、標記、收集、整理不同工作人員的輸入內容，免去匯總的繁雜程序，減少對接的時間成本；同時可以即時儲存，也可以將完成的內容通過鏈接即時分享，大大提高文件類工作的協同辦公效率，使得員工之間協作更加簡單、高效、便捷。零碎資料的收集整理工具幫助企業進行體系化知識管理；白板工具、思維導圖等工具可以將頭腦風暴等討論會搬到線上，效率可能會有所提高。

另外，復工期間最火熱的要數在線視頻會議工具。以往工作中，以文字為載體的即時通訊工具、電子郵件等溝通方式，以及以聲音為載體的電話、語音等溝通方式，在即時性、互動性、場景性等方面都不如面對面的溝通有效率。在線視頻會議可以實現即時的面對面溝通功能，基本復制線下辦公場景，較少受到時間、空間和交流人數的限制。這些協同工作平臺與工具的誕生，不僅標志著人類拓展虛擬空間的技術進步，而且將成為改變人類現實工作生活模式的推動器，帶來工作方式的變革。

一般來說，技術會塑造工作形態，計算機系統越靈活，工作場所越多變，遠程辦公模式的變革將賦予工作者更多的自主性以及時間安排的彈性：它一定程度上給予員工自主安排時間的權利，可以根據自己的作息習慣調整工作時間，不再受限于朝九晚五的固定安排，大大節約通勤時間。遠程辦公模式對虛擬空間的實現環境有所要求，但不受固定的物理空間環境的限制，辦公不一定要在固定的格子間，可以在舒適的家、在愜意的酒店，甚至在安靜的湖畔。

時間和空間的彈性化塑造了工作方式的彈性化。公司例會不一定要在辦公室開，視頻會議、微信群等方式可以取而代之；合作方案不一定要在辦公室完成，可以通過在線協作平臺討論、分工、協作完成。在信息透明對稱的開放環境下，一個個獨立的個體可以在虛擬的工作場域實現靈活組合、共時協作，以結果導向驅動完成。這種工作方式無疑在釋放彈性的同時激發了員工的工作自主性，并且工作的彈性將延展至生活空間，給職場人提供一種平衡工作與生活的方式。美國知名求職招聘網站Glassdoor調研表明，愛彼迎、戴爾、德勤、甲骨文等公司將“在家辦公”作為一種員工福利。也許這種遠程辦公的彈性工作模式可以成為“職場媽媽”兼顧家庭與工作的一種解決方案。

遠程辦公是否可以實現，首先取決于技術條件。但是，具備了技術條件不等于可以自動推動遠程辦公的實現及其普遍化。工作是一種社會關系，工作的空間與時間聚集與否更多地受到社會條件或因素的影響。從此次疫情的影響來看，病毒的傳染性拒絕了人群的大規模聚集，交通不便使得分散在不同空間的人們難以按時上班，遠程辦公應運而生。病毒的影響是暫時的，交通的不便也是可以改善的，但在人們的工作關系（或勞動關系）之中，對刻板、固定和單一模式的反抗則是推動遠程辦公的內在動力。而歸根結底，一種工作形態的持久性和普遍性取決于它的效率。如果由于暫時性因素（如病毒感染）而興起的工作模式被證明是有效率的，那我們對遠程辦公普遍和長期的推行就可以保持樂觀。

信息安全、信任和模糊邊界

有人認為遠程辦公只是緊急應對措施，難以常態化，原因何在？

雖然實現遠程辦公的技術條件相對成熟，但實際上，這種形式還沒有成為中國或其他國家主流的日常辦公模式。在這次疫情中，有人認為遠程辦公只是企業復工的緊急應對措施，是暫時的，難以常態化。原因何在？

首先，技術手段目前無法完全保障組織的信息安全。在一些涉密行業或者公司運行中的涉密環節，較難推行遠程辦公模式。這些涉密資料是企業的專用性資產，所以工作中會對其加大管控。通常來說，對于物質資源專用性資產的管理采取線下方式，比如專人管理、專用設備儲存等。所以這類操作工作在目前條件下基本不能在互聯網這種開放性強的環境中實現。

目前，為了解決網絡空間開放屬性的問題，不少大型企業會搭建組織內部的虛擬專用網絡（VPN），通過加密隧道方式，解決傳輸過程的安全問題。但這種方式存在兩個弊端：其一，內網的接入容量普遍較小，容易在集體辦公時出現宕機等異常現象，影響工作流暢度；其二，遠程接入的環境不是完全封閉的，仍不可控，會存在泄密風險。所以，遠程辦公在一個封閉、特定的企業組織內部難以常態化。因而，遠程辦公較多地被視為備選方案、增值方案，或者說有一定的行業選擇性和工作職能的選擇性。美國知名招聘網站FlexJobs報告了適合遠程辦公的前三甲行業，分別為醫藥行業、計算機行業和消費者服務行業。

其次是信任問題。信息安全問題也涉及信任，主要是指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現象。在遠程辦公中，數字化技術已經能夠解決人與工具、工具與工具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仍面臨困境，主要表現為信任缺失，例如上級對下級的不信任。有研究發現，員工是否能采用遠程辦公模式，與經理的意愿有關，通常由于存在失去控制的風險，這一辦公模式會遭到否決。傳統的辦公室工作模式可以通過“在場”的空間監控，保證人與人基本的信任。但如果這種監控失去空間上的在場性、時間上的共時性，那么不信任感就會油然而生。上級會不信任下級能夠在舒適愜意的家庭環境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會不信任繁瑣的家庭生活能保證下級的工作效率，會不信任下級自我分配時間的能力和完成工作的及時性等。說到底，這種不信任在于遠程監督過程有很多不可控因素，由此將產生額外的監督成本，比如增加上班打卡會議和下班匯報會議，上級通過協作平臺的后臺記錄查看下級的工作時間，或者要求下級在日志總結中明確告知完成每項任務的具體時長等。不過，即便量化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強遠程管控力度，但不在場的失控感還是會造成信任缺失，反而會出現更強的監控力度、更緊迫的反饋要求、更沉甸甸的任務量。

信任是遠程辦公的重要影響因素。如果缺失信任，公司業務的運轉在遠程辦公的狀態下，會增加額外的交易成本。此外，遠程辦公導致的不信任還會出現在工作組成員之間、公司與客戶之間，這都將給在線協作過程帶來更多溝通成本。

最后是工作和生活的邊界模糊性問題。工作和家庭的關系是復雜的，遠程辦公可能會進一步模糊工作與家庭領域的界限。遠程辦公帶來的時空彈性化可能會使得工作侵入生活空間、生活阻礙工作空間的現象發生。一方面，遠程工作使得工作隨時隨處可進行，但也引發了時刻待命、工時更長的問題。工作中的組織公用時間和個人私用時間、虛擬工作空間和家庭生活空間邊界容易變得模糊，工作對私人生活的干擾和沖突、家庭角色的壓力都會成為另一種負擔。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充滿偶然性、不確定性、碎片性，這都會分散工作的注意力，降低工作效率。最終，邊界的模糊性可能會造成工作和家庭、公共和私人場域的失序。

管理模式的革新、匹配以及效率

疫情之后，遠程辦公模式能走多遠？這主要取決于什么？

在疫情影響下，為了避免人群聚集，一些行業的公司、單位開啟了遠程辦公模式。那么未來遠程辦公還能持續嗎？它會不會成為一種新常態？在具備技術條件的前提下，一種工作模式的普遍化和長期化，從根本上來說，取決于這種工作模式的效率。顯然，現在，遠程辦公的基礎設施與工具技術愈加成熟，實踐這種工作方式的行業、企業和工作種類也越來越多。隨著更多新技術的出現和推廣，將會推動工作方式、工作模式的變革。當技術實現共享，當一個能同時提升個人和群體價值的操作系統開始運行，人們將從這一協作中受益更多。

新技術革命，尤其是信息技術革命，是工作模式（如遠程辦公）變革的第一推動力。早在1844年，馬克思就對工人的異化勞動進行了深刻的分析。當然，馬克思主要強調的是勞動的社會關系方面，即勞動者對勞動產品的權利關系的異化和勞動及其社會后果的不平等。但馬克思也同樣把勞動的單調、刻板、強制歸之于異化。馬克思認為，對自由勞動的追求，是人的本質追求。顯然，遠程辦公打破了對工作場所和時間安排的強制性，給了人們更多自由的空間，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實現自由勞動的第一步，具有革命性意義。

遠程辦公的一個基本特點是工作地點和時間安排的靈活性，也由此帶來一系列管理問題。以往的管理模式主要是建立在固定辦公場所和固定時間安排的基礎之上，相應的管理規則也較為刻板和模式化，顯然，這些規則和管理模式不一定適應遠程辦公的工作方式。因而，遠程辦公給現有管理模式帶來挑戰。這些挑戰包括時間管理、人員聘用、任務外包等方面，但還可能挑戰更為深刻的管理觀念和價值。進一步說，如果管理模式的變革能夠跟上遠程辦公工作模式的變革，相互適應、互相推動，那么，遠程辦公模式將會是有效率的，也是有生命力的。在這個意義上，遠程辦公模式的普遍性和持久性取決于管理模式的革新和匹配。

工作場所和時間安排的固定和刻板是對自由勞動的一種障礙，但自由勞動并不意味著時間和空間上完全散漫，一定的集中和聚集是必要的。所以，遠程辦公并不意味著人們就不能在同一個時間走進同一個辦公室，而只是說，人們并不需要每天在同一個時間走進同一個辦公室。而且，面對面的交流也有其不可取代的功能，比如情感培育、一定的儀式、符號和價值的體現以及更加細致和復雜的討論等。“相見時難別亦難”，當遠程辦公成為主導工作方式時，人們也許會懷念辦公室的會議、吵鬧和一起上下班的人流。

總而言之，遠程辦公是一種新的工作模式，它會因疫情而興起于一時，也會給管理帶來挑戰，而最終決定它能走多遠的還在于由于各種社會條件綜合作用所產生的效率。

（作者為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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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Harker Martin B,Macdonnell R.:Is telework effective for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Research Review,2012.

責編/趙橙涔 美編/陳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