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曾經推動全球化的力量正在轉變為阻礙全球化的力量，全球性問題正呈現新的特征，全球治理體系發生深刻變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揭示了新全球化時代全人類命運緊密相聯、休戚與共的現實，指明了人類未來發展的方向。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新全球化背景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深刻性愈益凸顯。

【關鍵詞】新全球化 人類命運共同體 新冠肺炎疫情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新全球化使全人類命運緊密相聯、休戚與共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加速發展，成為世界發展的主要趨勢。在這種背景下，資本、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流動和配置在全球范圍內展開，幾乎所有國家都被納入到一個統一的世界經濟體系之中。與之相伴的是，國家間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也越來越密切，依存關系不斷加深。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本身也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即新全球化正在興起。

第一，美國正由推動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轉變為阻礙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在全球化進程中，美國曾經是引領者和推動者。美國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動全球化發展，其目的在于以技術和資本的全面優勢，促進資本、商品和服務的跨國流動，實現全球資源的重組。美國意識形態的旗幟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認為人們生存于全球的“競爭性秩序”之中，國家的力量擋不住全球化的力量；市場已經不再是國家的，而是全球的；隨著經濟全球化，政治、文化、法律以及價值觀念等都應全球化，與此相適應，社會的各種制度與規范也應全球化。但這里所謂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化”或者“美國化”。

經濟全球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其主要成果被發達國家的大資產階級獲取，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產階層和低收入群體獲益較少，有些群體甚至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受害者。比如，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導致發達國家的一些工人失業或者只能從事更低收入的工作。美國普通民眾經濟收入難以提高，非法移民、種族歧視等問題難以解決，刺激了民粹主義的崛起，典型的例子便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特朗普片面強調國家利益的重要性，明確提出“美國優先”的口號，極大地削弱了美國國家利益中原先包含的理想主義色彩，導致現實主義傾向大大加強。“美國優先”以美國利益為重，強調“購買美國貨，雇傭美國人”，并迅速形成貿易壁壘，這不僅明顯違背自由主義價值觀，也表明美國開始修正二戰后以美國為主導建立的國際經濟秩序。

第二，全球性問題更加復雜，關聯性更強，更具不確定性。所謂全球性問題，就是國際社會面臨的超越國家或地區界限，威脅整個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嚴峻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幾乎所有的國家或地區，且問題的解決也不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采取措施就能夠實現的。當前，生態失衡、環境污染、糧食短缺、恐怖主義等問題，已經對各個國家或地區形成了威脅，需要國際社會通力合作、共同行動，加強相關國際合作制度與機制建設。

在經濟聯系更加密切的背景下，其他方面的聯系也更加緊密，這為各種風險與危機在全球范圍內傳播和蔓延提供了渠道和途徑。可以說，全球化是與現代意義上的風險同步出現的，不確定性是其基本特征。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任何角落醞釀的風險都有可能演變為影響整個世界的危機，任何一個國家出現的風險和危機都有可能迅速向全球蔓延，從而使其他國家卷入危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第三，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各類治理主體的地位和角色發生變化。新全球化意味著參與更平等、發展更包容、成果更共享，意味著全球治理體系更加優化，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更加公正合理。當前的全球治理體系存在治理赤字問題，即全球治理的需求與全球治理在觀念、制度等方面的作用存在供需不平衡問題。在這種背景下，就需要完善全球治理體系，逐步消除治理赤字問題。

近年來，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推動者、貢獻者，中國在推動全球治理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在由參與者轉向引領者，即在一定范圍、一定程度內可以發揮一定的領導作用。當然，提及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領導力時，應對中美之間的力量對比有較為準確的判斷。一是除了要評估美國的硬實力外，還要注意美國的軟實力；二是中美之間的互相依賴關系存在一定的不對稱性和不平等性。只有在戰略上正確判斷、戰術上正確處置，遵循適度和有利的原則，才能推動中美關系穩定發展。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明了新全球化的發展方向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馬克思主義共同體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共同體”一詞不僅具有層次性，而且帶有情感色彩。共同體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馬克思對人類社會共同體產生、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進行了深入考察。他指出，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這個聯合體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共產主義社會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是人類社會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可以說，世界形勢的變化發展在客觀上要求人們必須樹立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共同體意識。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內涵豐富，涉及政治、安全、文化、生態等多方面，包含相互依存的國際權力觀、共同利益觀、可持續發展觀以及全球治理觀。2011年9月，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指出“不同制度、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首次提出了“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這表明，中國將以“命運共同體”的新視角，尋求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新內涵。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合作共贏，就是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同舟共濟，權責共擔，增進人類共同利益”，明確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了超越血緣、家庭、社群等一般意義共同體的價值追求，匯聚了世界各國人民向往和平、發展、繁榮的最大公約數，反映了維護人類整體利益的價值導向。2017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了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明確指出，“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是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應有的擔當。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相互依賴、利益交融、休戚相關為依據，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支柱，是中國對21世紀國際關系理論的重大貢獻。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揭示了分享、合作、共贏、包容的精神內核，表明了中國外交“立足國內，兼顧世界”的基本立場以及行為邏輯。習近平總書記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進行了全面闡述，即“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要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要同舟共濟，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要堅持環境友好，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

可以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新全球化的發展目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我們生活的世界充滿希望，也充滿挑戰。我們不能因現實復雜而放棄夢想，不能因理想遙遠而放棄追求。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世界的聯系更加緊密，人類面臨的問題和挑戰越來越多。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可以加深人類對命運整體性的認識，使各國明確在發展本國利益的同時必須兼顧他國的合理關切。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蘊含著和平、公正、包容等價值理念，不僅是中華傳統價值理念的體現，也是當代中國外交理念的升華，是中國為世界提供的新智慧和新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合作性等特點，其在主權平等、和平共處等國際關系準則的基礎上，堅持正確義利觀，倡導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

全球抗疫詮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深刻內涵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人們開始認識到，傳染病防控已經成為一種值得高度警惕的全球性問題。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多次全球流行性瘟疫，有些瘟疫危害極大，至今令人談之色變。比如，“黑死病”使整個歐洲淪為人間煉獄，許多地方尸橫遍野、人煙斷絕（大約有2500萬人因“黑死病”喪命，占當時歐洲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當前，隨著全球性人口流動速度和規模的逐漸增大，傳染病的傳播途徑也逐漸增多，雖然醫療水平和醫療條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全球性傳染病問題依舊十分嚴峻。全球性傳染病不僅構成了人類安全新危機，也對許多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穩定以及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面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深刻性越加凸顯。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新全球化時代中國向世界提供的一項觀念性公共產品，為全球性傳染病防控與治理提供了方向。在全球化背景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在任何一種傳染病的威脅下獨善其身。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人類對全球性傳染病缺乏清醒的認識，治理策略需要有所轉變，不能僅致力于消滅某一種傳染病，而應當關注公共衛生等多種因素，通過健康的生產生活方式預防疾病的發生。鑒于全球性傳染病以及潛在的生物恐怖對人、國家以及國際安全形勢構成威脅，應將其上升為安全議題，更加關注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特別是“人的安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核心是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全球性傳染病防控與治理的目的是實現全人類的健康與安全，二者不謀而合。

應當說，隨著全球性傳染病防控與治理重要性的不斷增強，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在大力推動相關領域的國際合作，比如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它們為傳染病防控事項開展交流與磋商提供了場所，并在傳染病防控的專業性和技術性領域充當協調者。同時，有關全球性傳染病防控的法律體系已經形成，比如以《世界衛生組織法》《國際衛生條例》為主的國際衛生法律體系。但不可否認的是，許多國家仍然對全球性傳染病認識不足，防控體制存在缺陷，影響了國際合作的有效推進。

完善全球性傳染病防控國際合作機制需要采取一些有力措施。其一，應加強國際合作機制建設，構建全球性傳染病預警機制。應建立以世界衛生組織為主導的多維治理結構以及全球框架公約，特別是建立傳染病的信息互通和預警機制。其二，應加強國際組織的合作與協調，發揮多元治理主體的優勢和特長。全球性傳染病防控屬于專業性很強、難度很大的問題，除了需要主權國家和政府間國際組織進行協調外，還需要各種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參與。這些組織可以在疫苗研發、病毒分析以及醫療援助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三，應優化國際援助結構，提高援助效率。要建立各援助國和受援國之間的相互信任關系，積極開展協調與合作，并建立向不發達地區提供傳染病防控技術與援助的機制。

當前，中國在全球性傳染病防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作出了表率。中國擁有豐富且雄厚的醫療資源，并多次參加全球性傳染病防控工作，積累了豐富經驗。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性傳染病防控，能夠拓展與國際組織的合作渠道，提高自身對全球性問題的治理能力，從而為全球治理體系構建提供中國方案以及中國智慧。

（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教務處副處長）

【參考文獻】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責編/孫渴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