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已在全球引發大流行。在全球疫情走向還不明朗的勢態下，英國作家馬克·霍尼斯鮑姆(M·Honigsbaum)的《人類大瘟疫——一個世紀以來的全球流行病》(The Pandemic Century,One Hundred Years of Panic,Hysteria and Hubris)中文版即將上市。

霍尼斯鮑姆著有多部世界傳染病史書，自2003年起，他已出版《熱病之旅：尋找對付瘧疾的方法》(The Fever Trail in Search of the Cure for Malaria，2003)，《與恩扎一起生活：被遺忘的英國故事和1918年流感大流行》(Living with Enza：The Forgotten Story of Britain and the Great Flu Pandemic of 1918，2009)，后者在2009年被提名為英國皇家學會的年度科學書籍。2013年出版了《全球大流感史》(A History of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s Death,Panic and Hysteria,1830-1920)。此外，他還在《柳葉刀》《醫學史》《醫學社會史》和《生命科學哲學》等專業刊物上發表了數十篇學術書評和論文。

2014年至2016年的埃博拉疫情期間，英國惠康信托基金支持了一個口述歷史的項目，霍尼斯鮑姆赴非洲采訪了40多名關鍵的科研人員和衛生防疫人員，調查他們對疫情的醫療和人道主義反應，這部分內容被他寫進了《人類大瘟疫》。目前，他重點研究歐美近期出現的關于疫苗接種與否的爭議，稱其為“疫苗猶豫”現象。

霍尼斯鮑姆的疾病史寫作有著強烈的自我風格——重視捕獲歷史細節，這一理念與一般嚴謹的醫學史和傳染病史學術研究有所不同，更接近科普性質的紀實報道。這種寫作風格與霍尼斯鮑姆的身份有關，他自詡為作家兼新聞記者，曾是英國 《觀察家報》首席記者，并在《標準晚報》《星期日獨立報》和《衛報》等擔任調查記者和專題撰稿人。2019年起還擔任倫敦城市大學新聞系活動部主任、高級講師。其制作的科學主題動畫《傳染病是如何傳播的》，也在TEDED播放。目前，他與蓋茨基金會合作了一個數字動畫和博客——“病態的歷史”。《人類大瘟疫》是霍尼斯鮑姆2019年的作品，屬于科普性的紀實報道，嚴格遵循了他自己認可的寫作原則，細節與危機并存。《人類大瘟疫》的敘事從1916年7月1日這一天開始，作者以美國新澤西州澤西島上驚悚的“鯊魚咬人事件”拉開故事帷幕，全書分9章，選取了近百年來全球暴發的8例特大傳染病案例，“藍死病”、“天使之城的鼠疫”、“鸚鵡熱大流行”、“費城殺手”、“軍團病卷土重來”、“美國的艾滋、非洲的艾滋”、“SARS：超級傳播者”、“跨越國境的埃博拉”和“寨卡”，回顧了一個世紀以來人類與瘟疫相生相斗的歷程。通過檔案、書信、日記、媒體報道、商業廣告和口述訪談，霍尼斯鮑姆詳細地梳理每次疫情暴發后，個人（病人、醫生、家屬）、社區、國家和輿論等方方面面的反應，盡可能復原歷史場景；他就像是一位出色的戰地記者，隨軍駐扎在歐洲、北美和非洲等處的軍營里，追蹤病毒傳播的路徑。他是專業的科學記者，在忠實報道科學家在實驗室里工作的同時，再用淺顯易懂的語言解釋分子生物學、逆轉錄病毒之類的專業術語，使之成為公眾能夠理解的傳染病常識。新聞學和歷史學兼具的知識背景使霍尼斯鮑姆的著作既能從容地呈現跨越百年的歷史長卷與思想史深度，又不乏新聞廣角的寬度和熱點。第二章“天使之城的鼠疫”講述1924年的洛杉磯鼠疫事件，作者通過報紙廣告和政府的市鎮規劃，分析了美國東西海岸兩大城市——紐約與洛杉磯——政府與商人的不同反應，揭示出在這場疫情的處理過程中，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商業地產商——在影響著政府的抗疫決策：

那時，商人們正將洛杉磯標榜為一座清潔衛生的養老之地，沒人想把這座驕傲的明日之城跟鼠疫聯系在一起。在洛杉磯出現鼠疫事件對美國公共衛生局和加利福尼亞衛生局的名聲也是一個重大打擊。

基于商業考量，美國各大都市的日報對疫情反應持不同態度，當來自黑暗中世紀的瘟疫降臨20世紀的洛杉磯時，洛杉磯市政官員和新聞界的第一反應是要糊弄公眾，《洛杉磯先驅觀察報》對董事會表態“絕不刊登有損城市利益的內容”。而對遠離疫區的紐約媒體來說，沒有比鼠疫更能增大發行量的新聞熱點了，“就算報道了真相，引發恐慌也無所謂”。東西海岸商業精英之間的競爭直接引導了輿情，制造美國社會新一輪的恐慌情緒。

在講解鼠疫桿菌發現的科學過程時，作者將視野轉向中國東北，回顧1910年在哈爾濱發生的鼠疫慘狀，解釋中國科學家伍連德以及其他國家的科學家如何形成科學家共同體，在實驗室里確認了鼠疫桿菌的存在，從而繪制成20世紀全球抗擊鼠疫的歷史畫卷。這樣的著作讓讀者有一口氣讀完的沖動，很過癮。

霍尼斯鮑姆的傳染病史書寫是隨著疫病感染軌跡布局的，跨越了時空、邊界、國族和文化。他認為，當時的醫生無法判斷流感是否會卷土重來，但歷史學家可以有一個長時段的考察，通過資料的累積，分析事件的延伸性和社會反應。同時，歷史學家也可跟隨科學家的研究追索疾病的原因和路徑，并利用當地科學家資源，在實驗室反復求證所獲得的信息，描繪現代傳染病毒譜系的全貌。比如，關于1918年暴發的西班牙流感的敘事，作者將時間線索向前追溯到1889年的俄羅斯流感，向后推及1957年亞洲流感、1968年香港流感，一直延伸至20世紀90年代。講述了美國病理學研究所的科學家們如何從死于1918年流感的阿拉斯加女患者身上獲取病毒基因片段，再加上2005年發現的病毒株基因組序列，才揭開西班牙流感暴發的真相，從而為這段歷史畫上了句號。

霍尼斯鮑姆的著作中引用了《費城詢問報》的評論：“恐懼就是流感的最大幫兇。”1918年至1919年西班牙流感導致5000萬人死亡，幾乎占世界人口的3%，是20世紀最大規模的傳染病。這場“大瘟疫”吸引了眾多歷史學家的興趣，僅2000年以來，就有不同語言的近百種專著出版。2005年，作者接觸此議題后，首先聚焦其熟悉的英國社會，2009年出版的《與恩扎一起生活》一書，描述了對疾病的恐懼是如何滲透到維多利亞文化中的。作者認為流感是20世紀世界范圍內社會和文化焦慮的晴雨表。他在完成前一本書的基礎上，繼續保持對此議題的興趣，《人類大瘟疫》就是從此場疫情開始，發生地由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轉向同時代的北美軍營，聚集大流感在美國發生的歷史。據當時的記載，流感患者身體會呈現出一種深紫色的色調，作者借用深藍色的“天芥菜紫紺花”，將1918年流感稱為“藍死病”，以此隱喻當時民眾和社會的恐懼。

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指出“內心最深處所恐懼的各種東西 （墮落、腐化、污染、反常、虛弱）全都與疾病畫上了等號”。恐懼是人們對疫病無知而產生的本能反應，但疾病污名化，甚至污名化患者，則是將恐怖移植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便變成了一種隱喻，艾滋病患者就是 “上帝的審判”，是對“變態”的同性戀生活方式的懲罰。作者認為新興的信息傳播渠道，比如電報的發明和大眾媒體，會進一步放大恐懼。1924年洛杉磯鼠疫的信息最初由美國媒體透露出來，用 了 “怪 病”、“瀕 臨 死 亡”、“黑死病的受害者”，以及“洛杉磯13人死于肺鼠疫，恐懼四布”等極具煽動性的話語。《費城詢問報》表示“恐慌嚴重到一定程度就是恐懼了”。在洛杉磯人還處于對鼠疫的驚恐不安中時，地中海多數港口也暴發了鼠疫，美國政府啟動海港隔離檢疫，此時的美國，面臨著國內的肺鼠疫和海外進入的腺鼠疫，“這種歇斯底里的組合讓美國國會恐慌”。

此外，政治因素也會波及甚至影響對瘟疫的闡釋。1976年費城突發的“軍團病”觸碰了人們對冷戰的恐懼神經，擔心這是生物武器和化學毒素所致，以至于美國國會緊張起來，擔心這會是一個“被錯過的警報”。當艾滋病突然出現時，有流言說“病毒是五角大樓、制藥巨頭和中央情報局合謀，在生物武器實驗室中制造出來的”。眾所周知，在加劇社會恐懼情緒方面，一些不負責任的媒介往往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本書的每個章節都有具體的事例展現不同群體的“傲慢”和不同形式的 “狂妄自大”。比如1924年洛杉磯鼠疫期間，當地政府對疫區——梅西大街和觀景花園區——進行隔離檢疫的決定與控制感染沒有太大關系，純粹出于種族主義與偏見，因為那個社區居住著一群墨西哥人，疫情就是從一場家庭守靈會后暴發的，在洛杉磯的官員和白人看來，這就是一個落后社群。事實上，后來的調查結果顯示，該社區發現的鼠疫比預期要少，在港口捕捉的1000只老鼠中沒有檢測出陽性。

《人類大瘟疫》一書尖銳地指出人類為自己的“傲慢”付出的代價，持這種“傲慢”態度的甚至包括疫病狙擊手——科學家。

1918年流感期間，正值西方科學界沉浸在細菌學建立和疫苗發明的喜悅中，科學家成為對付疫病的英雄，法國和德國的細菌實驗室不斷有好消息傳出，科學家充滿了戰無不勝、奮勇前行的自豪感，而這種情緒也影響到了社會和公眾心理。當時，關于流感致病病原體的說法，科學界普遍采納德國細菌學之父科赫的女婿所提出的普氏桿菌的結論。然而，在對美國軍營流感病例的測試中，科學家發現并非所有的病例都能檢出普氏桿菌，但當時沒有人敢挑戰德國科學家的權威，也不敢公開質疑德國科赫學派所創建的細菌理論范式。即便科學家已經意識到這是一種新的流感病毒，卻依然無法撼動既定的流感細菌學范式。在作者看來，科學家有責任“規避智識的傲慢，并警惕任何對于自己知識廣度和深度的幻覺或自以為是”。

作者認為1976年在費城發生的軍團病挑戰了戰后的醫學進步，打擊了那些認為先進工業社會不再需要擔心舊時代瘟疫的自大心理，

“如果說軍團病是對過于自大的公共衛生行業的一則警示，那么艾滋病徹底讓人明白，在先進的技術社會中，盡管有疫苗、抗生素和其他醫療技術，傳染病卻并沒有被消滅，反而持續地在威脅著我們”。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主任森瑟爾說：“我們曾期待當代科學戰無不勝，可以使所有困難迎刃而解，然而現實卻與理想背道而馳。”

的確，分子生物學技術的進步，使傳染病學家和公共衛生學家對流感的生態學、免疫學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能準確把握疫病模型，并用統計學的方法分析流行病的趨勢。盡管，科學家已經從1918年大流感的H1N1病毒中提取了遺傳物質，對其病理學和流行病學也有了充分的解釋，但依然無法回答，為什么1918年大流感中死亡率最高的是年輕人？因為該病毒對所有年齡段的人都有傳染性，這成為一個彌久的科學謎題。同樣，費城軍團病的疫情調查最后也以失敗告終，構成20世紀 “流行病學最大的一個謎”。科學家認為“近幾十年來，流感大流行繼續催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事件，暴露了科學知識的一些根本性缺陷”，致使科學家至今無法確定流感暴發的決定因素和出現概率。

霍尼斯鮑姆無不憂慮地說：“回顧過去一百年的流行病疫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將來一定會出現新的瘟疫和新的流行病。既往的經驗告訴我們：問題不在于流行病是否會出現，而在于何時出現。瘟疫或許無法預測，但我們應該知道它們一定會再次來襲。”2009年H1N1疫情過后，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兩種H1N1豬流感病毒發生重組后，可能會引發全球流感大暴發，為此啟動了防備計劃。然而，直到2019年4月《人類大瘟疫》英文版出版，世界衛生組織預言的大流行也未發生，這引發人們指責世界衛生組織“捏造”流感的預警，是在幫助疫苗制造商和其他利益集團。

1946年，在《鼠疫》的結尾，加繆借里厄醫生的思考表述了他對瘟疫會重新到來憂慮：

他知道，人們能夠在書中看到這些話：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歷時幾十年，它能在房間、地窖、皮箱、手帕和廢紙堆耐心地潛伏守候。

下次疫情一定會來的，問題是，我們得做好準備，從容應對。（作者 高晞 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