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伊朗是中東地區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疫情初期，伊朗政府在疫情防控上反應遲緩，除了技術性原因外主要是過多考慮政治穩定，同時也低估了新冠病毒的高傳染性及其嚴重危害。面對美國的“極限施壓”，伊朗隨后的表現可圈可點，這從側面表明，伊朗政府的執政理念和政治體制遠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好得多。疫情不僅改變了伊朗，也存在改變整個中東局勢的可能。

【關鍵詞】伊朗  新冠肺炎疫情  中東局勢    【中圖分類號】D5    【文獻標識碼】A

當前新冠疫情蔓延至整個世界。其中，伊朗是中東地區疫情最嚴峻的國家。盡管這些年伊朗一直遭受美國“極限施壓”，但是在當前面臨疫情對極限生存能力和國家治理能力的考驗時，伊朗的表現可圈可點。這也從側面表明，伊朗政府的執政理念和政治體制，遠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好得多。

伊朗成為中東新冠疫情“重災區”的原因

伊朗是中東地區疫情最嚴重的國家。自2020年2月19日出現首例新冠疫情病例后，伊朗的確診病例人數直線攀升。截至3月15日，伊朗累計報告確診病例已達13938例，累計死亡病例達724例。更讓令人揪心的是，伊朗高官確診人數及死亡人數，明顯高于其他國家。2月25日，伊朗衛生部副部長哈里奇確診感染新冠病毒，這是伊朗首位感染新冠病毒的政府高官。此后，包括負責女性和家庭事務副總統、最高領袖外事顧問韋拉亞提、文化部長穆內森、工礦部長拉赫曼尼、前司法部長在內的多名高官確診。伊朗290名議員中有23名確診。伊朗高官的死亡率也令人震驚。據不完全統計，伊朗最高司法副總監哈拉斐、伊朗全國合作團結戰線主席恰瑪尼、最高領袖高級顧問委員會成員穆罕默德·米爾默罕馬迪、前高級外交官侯賽因·謝赫霍斯蘭和哈迪·科斯羅薩西、前駐梵蒂岡及埃及大使霍思魯沙伊、國家確認利益委員會成員穆罕默迪、前外交部長助理謝赫伊斯蘭、德黑蘭省議員法蒂瑪-魯赫巴爾，以及國會副議長、革命衛隊反間諜部門負責人、革命衛隊前政治部副部長等重量級政客，先后死于新冠肺炎。議會也有多名議員死亡。伊朗疫情如此嚴重，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錯失了疫情防控的最佳時機。2020年2月19日，庫姆最早確診的兩名新冠肺炎病例并無外國旅行史，甚至沒有離開過庫姆。同一天，一名從伊朗返回加拿大的女性也被確診。這兩件事說明，在2月19日之前，新冠疫情已在伊朗相當范圍內蔓延。有媒體指出，早在2020年1月，伊朗就已出現新冠疫情。庫姆議員法拉哈尼便指責政府隱瞞確診和死亡人數，并表示庫姆每天有10人死于新冠肺炎，到2月23日當地死于新冠肺炎人數已超過50人，超過250人被隔離。

在筆者看來，伊朗政府在疫情防控上反應遲緩，除了技術性原因外，主要是過多考慮政治穩定，低估了新冠病毒的高傳染性及其嚴重危害。對伊朗來說，2020年從一開始就多災多難。1月3日，特朗普政府公然刺殺伊朗“革命衛隊”高級領導人蘇萊曼尼，伊朗旋即向美國駐伊拉克軍事基地發射導彈，算是扳回一局。但“革命衛隊”忙中出錯，誤擊落一架烏克蘭民航客機，由此顏面盡失。在這種血雨腥風的背景下，伊朗特別需要營造穩定祥和的政治氛圍。伊朗2月11日要舉行伊斯蘭革命勝利41周年紀念活動，2月21日舉行四年一次的議會選舉，因此伊朗低調處理新冠疫情，國慶游行集會和選舉投票照常舉行。事后看，延后發布疫情信息，錯過了疫情防控的最佳窗口期；大規模人群聚集，加快了新冠病毒四處傳播。

另外，伊朗這些年來很少經歷烈性傳染病疫情。無論是此前的SARS疫情，還是中東呼吸綜合征，都未在伊朗本土大規模擴散。這使伊朗朝野對新冠病毒的來襲均有點麻痹大意，缺乏正確的應對方法和經驗。2月24號，伊朗官方召開疫情發布會時，衛生部副部長哈里奇連口罩都沒戴。民眾仍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商店正常營業，民眾在街上幾乎沒人戴口罩。據媒體報道，在2月21日伊朗選舉投票現場，很多人聚集排隊，卻極少有人戴口罩，投票站按手印的公共印泥也被反復使用。待到疫情全面擴散，多位高官確診乃至死亡后，伊朗上下才如臨大敵，全力應對，但這時已錯過疫情防控的最佳時機。

二是美國制裁加劇了伊朗醫療物資短缺。理論上說，伊朗的醫療衛生條件在中東地區并不算差。據2019年10月發布的《全球衛生安全指數》指出，在中東國家中，排名最高的國家是以色列和阿聯酋，分列54和56位，伊朗排在97位。這次疫情發生后，伊朗工業、礦業和貿易部部長拉哈瑪尼宣布，全國13家主要口罩廠商將24小時開工，每天能生產約200萬只口罩。但伊朗醫療衛生物資不能完全實現自給。據伊朗衛生部官員稱，本國藥品97%都可以在國內生產，但藥品原料的50%需要進口。而用于治療罕見、慢性疾病以及癌癥等疾病的大多數藥物和醫療設備，包括醫用的N95口罩，只能通過進口解決。

美國的制裁機制直接影響了伊朗獲得醫療物資的能力，進而影響了伊朗有效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2018年5月以來美國重啟對伊制裁，不僅使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對外交往嚴重受限，也極大限制了伊朗進口重要藥品和醫療器械。2020年2月21日，國際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又將伊朗列入黑名單。這意味著與伊朗的所有交易都將面臨更嚴格的審查。盡管藥品和人道主義物資不在上述制裁之列，但由于伊朗對外貿易結算受到監督和限制，許多外國公司因擔心遭受美國懲罰性制裁，不愿與伊朗進行任何生意往來。

目前，伊朗目前已出現醫療物資短缺問題，包括檢測試劑盒、個人防護物品和呼吸機及其他醫療設備。甚至連口罩、酒精、消毒液等基本醫療物資都面臨短缺。帶呼吸閥的口罩價格上漲十倍，但仍一罩難求。伊朗醫療設備進口商協會理事法拉2月23日表示，許多國際企業愿意向伊朗提供檢測新冠試劑盒，但由于美國的制裁以及反洗錢監督機制，導致伊朗無法向他們匯款。伊朗總統魯哈尼公開稱，美國持續制裁嚴重妨礙伊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努力，是對伊朗人民的集體懲罰。伊朗議長拉里賈尼也表示，美國對伊朗醫療設備、制藥和實驗室的制裁，是伊朗對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一大障礙。

三是傳統觀念束縛助長疫情蔓延。伊朗是政教合一國家，宗教價值觀無處不在且根深蒂固。我們知道，宗教本質上只是人類面對現實苦難的“安慰劑”，并不能真正解決現實問題。這次伊朗新冠疫情的暴發地庫姆，正是高級教士和宗教學校云集的什葉派宗教圣城。不少教士和民眾寄望于“真主保佑”，對新冠病毒并未做好自我防護。在首例新冠病毒病例確診后，伊朗政府下令關閉庫姆的圣壇和清真寺，但遭到該市神職人員抵制。庫姆圣墓管理人薩伊迪教長反對關閉圣墓，反而主張應鼓勵信眾前往，因為“圣地是治愈人的地方，不是讓人染病的地方”。庫姆作為疫情重災區至今沒有封城，市民出行沒有管制。盡管伊朗衛生部建議暫停宗教活動，但疫情發源地庫姆及各地的朝拜據點仍正常對外開放。商場、醫院、地鐵的祈禱室也都正常開放。由于這些宗教活動大多是在密閉空間里進行人群聚集，還包括親吻和觸摸圣壇等宗教儀式，很容易變成一個巨大的傳染源。回過頭看，沒有關閉宗教場所，沒有采取嚴厲的封閉措施，是導致伊朗疫情擴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亡羊補牢，為時不晚”：伊朗的后期應對值得稱道

湯因比曾經從“挑戰與應戰”的視角，揭示文明的起源、發展與衰落。他認為，文明產生于人類對各種困難與挑戰的應戰。如果一種文明能夠有效克服應戰，就有可能走向繁榮，如果應戰失敗，這種文明將趨于消亡。對當前伊朗來說，新冠病毒就是看不見的可怕對手，防疫斗爭就是看不見戰線的總體戰，這場疫情是對伊朗執政理念和國家動員體系的“大考”。

在中東地區，伊朗的政治制度還是有獨特優勢的。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伊朗建立起一套特殊的政教合一政體，該體系將伊斯蘭與現代民主有機融合。一方面，伊朗實行普選制和三權分立，總統、議會都由直選產生，且有任期限制，使伊朗政體充滿現代感，并保持較強的政治彈性。另一方面，伊朗實行教士治國，最高領袖凌駕于一切權力機構之上，是伊朗內政外交重大方針的最后決策者，其享有任免憲法監護委員會、司法總監、軍方高官、宣戰或停戰、委任和罷免總統等重大權力。這種特殊的政治體系使宗教與世俗兩大系統對立共生，既保守又現代，既穩定又靈活。由此使伊朗既比信奉世俗主義的埃及等國更具道義合法性，也不像其他中東國家那樣畏懼伊斯蘭革命。這使伊朗成為中東諸國中政局最穩固的國家，因而能夠安然度過2011年中東“政權更替潮”，并在面對美國長期圍堵（尤其是策動“顏色革命”）時始終屹立不倒。

這次疫情暴發之初，伊朗有點反應遲鈍，乃至延誤時機。但隨著疫情加重，伊朗整個國家機器日益動員起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日漸顯現。這些天來，伊朗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防疫舉措。

第一，統一指揮調度，實行全國總動員。2月23日，伊朗總統魯哈尼指示衛生部長成立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該機構由衛生部長、交通與城市部部長、內政部長、教育部長、科技部長、旅游部長、警察總長、軍方總參謀長、伊朗聲像組織主席等組成，統一負責疫情防控工作。隨著疫情加重，革命衛隊已進駐該國災情嚴重的德黑蘭、拉什特和庫姆市。他們搭建臨時醫院、并成立抗疫總部，配備了專門應對生化武器和網絡攻擊的“現代戰爭部隊”，伊朗革命衛隊還參與了打擊囤積醫療用品行為的活動。伊朗還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對口罩等緊俏醫療物資進行統一調配。2月23日，伊朗政府向全國的醫用物資生產商、分銷商、行業協會乃至藥店簽發指令，規定不得從事任何口罩的銷售與分發，所有口罩的分發工作將由伊朗衛生部下屬的公益組織赫雅特·奧瑪尼·阿爾茲理事會來負責。伊朗境內現有口罩存貨只能以合理價格賣給該理事會，然后由該理事會免費向伊朗公民發放。

第二，減少公眾聚集，最大限度減少病毒傳播。2月21日，也就是伊朗出現首例感染者兩天后，伊朗政府宣布停辦音樂會、體育競賽與所有文化活動，要求疫情嚴重省份的高中、大學、高等教育機構停課，取消德黑蘭在內的疫情肆虐區的清真寺周五聚禮、禁止咖啡館與水煙店使用共享煙嘴等。2月23日，伊朗又下令全國包括庫姆、馬爾卡齊、吉蘭、阿達比爾和首都德黑蘭在內的14個省份的學校和教育中心關閉，還下令暫時取消全國各地的演出和電影放映。3月5日，伊朗將學校及各種教育機構的停課時間延至20日，并禁止官員進行國際旅行。議會也將無限期休會。為避免集體聚集感染，伊朗政府3月9日宣布釋放了7萬名符合條件的囚犯。此外，伊朗還在多處邊境口岸累計設置36個檢疫點，嚴防病毒攜帶者入境。

第三，加大收治疑似和確診患者力度。2月24日，伊朗衛生部宣布，政府將承擔與新冠肺炎有關的醫療費用，每個城市至少有一家醫院專門接收、檢測和治療相關病例。伊朗政府已指定約230家醫院從事傳染病治療。此外，伊朗還效仿中國的做法，建立方艙醫院以應對床位緊張問題。為加強防控新冠肺炎疫情，3月5日，伊朗衛生部宣布啟動國家動員計劃，計劃建立1.7萬個衛生中心以及9000個醫療和臨床中心。伊朗政府派出一支由30萬人組成的特殊醫療隊伍，對民眾進行挨家挨戶的檢測和調查。截至3月15日，伊朗已完成1000萬人的疫情排查工作。正是采取了這些舉措后，伊朗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開始大幅攀升，治愈率明顯高于意大利等疫情國家。

第四，破除阻礙疫情防控的傳統觀念。伊朗教士階層強大，且深受傳統宗教束縛，一些陳腐觀念已妨礙疫情防控（例如，庫姆圣墓負責人稱，來庫姆疫區朝覲能治病）。為打破觀念束縛，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兩次就應對新冠疫情發表講話，除慰問醫護人員，要求軍政各部門配合衛生部門抗疫工作外，還表示“凡是有利于維護社會公共健康、阻止疫情傳播的行為都是善舉，相反，凡是所有助長病毒傳播的行為都是罪過”。這番話顯然是針對疫情初期，部分教士和信眾以信仰之名抵制抗疫措施的撥亂反正。3月8日，衛生部發言人透露，伊朗所有教法權威聯合作出fatwa（教法裁決），禁止任何形式和目的的宗教聚集。這種做法顯然有助于打破陳腐觀念，使民眾正確應對新冠疫情。

疫情改變了伊朗，也改變了中東地緣格局

首先，伊朗經濟“屋漏偏逢連夜雨”。這些年來，伊朗經濟本來就面臨高失業、高通脹、低增長的問題。2018年5月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并重啟對伊制裁后，伊朗經濟更加困難。據伊朗議會研究中心評估，美國制裁導致伊朗2018—2019財年的GDP下降0.8%，2019—2020財年下降2.5%。伊朗總統魯哈尼近日表示，美國對伊朗制裁在不到兩年時間里，給伊朗經濟造成約2000億美元的損失。石油出口過去一直是伊朗外匯主要來源，但美國制裁使伊朗石油出口量從此前每天280萬桶，降至現在的每天50萬桶。伊朗外匯短缺、本幣貶值、通脹加劇等問題日趨加劇。由于經濟形勢不好，近年來伊朗民眾抗議浪潮此起彼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伊朗經濟2018年將下降1.5%，2019年將下降3.6%，并預計2020年將進入滯脹。

這次新冠疫情對伊朗更是飛來橫禍，使伊朗原本十分困難的經濟形勢進一步雪上加霜。這些年，伊朗一直大力發展旅游業，但當前這場嚴峻疫情對伊朗旅游、餐飲、旅館等行業影響巨大。據伊朗商會副會長提供的數據顯示，關閉全國大型商業設施，一天的損失就達1.64億美元。工業生產也受到極大影響。3月12日，因出現工人感染，伊朗主要汽車制造商Khodro公司（IKCO）決定停止所有工廠的生產活動。此外，伊朗成為中東疫情“重災區”，還使中東地區共有12個國家暫時關閉了對伊朗的陸地或空中交通。這種內外經濟聯系的中斷，無疑會使原本苦苦掙扎的伊朗經濟更趨萎縮。3月15日，伊朗里亞爾與美元的市場匯率較2月19日首次宣布出現確診病例時貶值了7.7%。3月12日，伊朗央行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50億美元緊急資金，以應對該國不斷增加的冠狀病毒感染病例。這是伊朗首次向IMF申請貸款，意味著伊朗抗疫已面臨資金枯竭。

需要指出的是，疫情蔓延固然會加劇伊朗經濟衰退，但尚不至于到政權垮臺程度。這些年來，為應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制裁，伊朗一直盡可能實現經濟獨立自主。哈梅內伊多次強調，伊朗必須依靠自身經濟能力才能提高經濟水平，反對依靠外力發展經濟。2014年2月，哈梅內伊正式提出“抵抗型經濟總政策”，即利用伊朗豐富的自然資源、大量基礎設施、高素質的勞動力以及求發展的決心，最大限度實現經濟自力更生，從而戰勝所有經濟困難，打贏與西方的經濟戰。此后哈梅內伊在歷年的新年講話中都強調貫徹和落實“抵抗型經濟”。因此，伊朗具有很強的韌性。

其次，伊朗地區擴張勢頭放緩。伊朗素有大國抱負。這些年來，伊朗利用美國反恐戰爭造成的地緣格局變動，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留下的“權力真空”，不斷在阿拉伯鄰國扶植代理人，擴大自身影響：在敘利亞，伊朗每年向巴沙爾政權投入30-60億美元，并有350人陣亡。據伊朗前外交官曼蘇爾·法汗估算，伊朗在敘利亞至少投入了300億美元軍事和經濟援助。中東學者納迪姆·沙哈迪估算，伊朗每年向敘利亞投入就達150億美元，總額達到1050億美元。除上述開銷，2017年伊朗還通過出口開發銀行向敘利亞發放10億美元信貸額度。另外，伊朗支持真主黨的費用每年約為7—8億美元。在也門，伊朗為胡塞武裝提供資金和武器。

伊朗的地區擴張使伊朗地區影響力達到空前高峰。但伊朗畢竟國力有限，加之近年遭受西方制裁和油價下跌，因此伊朗地區擴張政策使經濟形勢更加困難，由此日趨引發民眾不滿。2018年初，伊朗爆發全國性規模抗議運動，抗議者打出“撤出敘利亞”“離開敘利亞，多想想我們吧”“不要加沙、不要黎巴嫩，只要伊朗”等口號，批評政府過度關注地區事務，對國內難題不聞不問。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使伊朗元氣大傷，自顧不暇，對地區盟友扶助力度必然會相應下降。而敘利亞巴沙爾政府、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民兵武裝、也門胡塞武裝等一旦外援減少，其行動能力很有可能大打折扣，由此使原本形成氣候的“什葉派新月地帶”重新出現萎縮跡象。

最后，疫情擴散恐引發中東地緣格局連鎖反應。伊朗地處歐亞大陸“十字路口”，還是什葉派新月地帶核心國家。疫情暴發地庫姆市為宗教圣地和旅游城市，每年接待超過2200萬游客，其中約250萬來自國外。因此，伊朗的庫姆出現疫情后，疫情很快擴散到整個中東。黎巴嫩、阿富汗、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等中東6國的首例病例，均有伊朗旅行史。當前幾乎所有中東國家都已出現疫情，疫情大暴發已是大概率事件。

中東正值百年不遇的動蕩期。部分國家沖突動蕩不斷（也門、阿富汗、敘利亞等國仍在戰爭狀態），人員流動頻繁（包括難民、極端分子和宗教朝圣者），這為新冠疫情擴散提供了理想溫床。相比于整體國力和動員能力均很強大的伊朗，中東許多國家國力衰微、政府孱弱、財政困難，因此防疫形勢極不樂觀，并由此使中東地緣格局出現更多“黑天鵝事件”。以伊拉克為例。據世界衛生組織稱，伊拉克每一萬人中只有不到10名醫生。一名伊拉克醫生稱，伊拉克甚至沒有符合條件的醫院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伊拉克是世界重要原油出口國，其日出口量達到385萬桶，因此伊拉克一旦暴發規模疫情，不僅可能引發嚴重人道主義災難，還很有可能引發國際石油市場的新的“多米諾效應”。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

責編/韓拓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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